作者： 顾志华

《战国策》是我国战国时期的史料汇编。全书分国编排，计有西周一篇、东周一篇、秦五篇、齐六篇、楚、赵、魏各四篇、韩、燕各三篇、宋、卫合一篇、中山一篇，总共三十三篇。所记“继《春秋》以后，讫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刘向《战国策书录》)，也就是从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灭智氏开始，到前209年秦二世继位为止，记载了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外交等情况，特别是士这个阶层的活动，反映了当时各个国家、各个阶级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和斗争，是我们研究战国时期历史极其重要的资料。

《战国策》中的各篇文章是由各国的史官和策士分别记录下来的，来源复杂，作者不详。全书初无定名，“或曰国策，或日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后经西汉末年刘向整理，他“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刘向《战国策书录》)，通过删除重复，重新编订，才取名为《战国策》。刘向集录《战国策》是有贡献的。

《战国策》主要录存当时号称纵横家的谋臣、策士游说各国或相互辩论时的言论。战国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的开端，封建制度已经确立。七个诸侯大国各霸一方，互相争雄，企图由自己来统一天下，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所以兼并不断，战争不息。在这样的条件下，一批又一批的游说之士应运而生。他们在这个政治舞台上发表自己的主张，宣传自己的策略，起了很大的作用。《战国策》集中反映了这一历史特点，它的内容充实，描述生动，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史料。《邹忌讽齐王纳谏》(《齐策》)是一篇寓意深刻、发人深省的好文章。通过邹忌与徐公比美这件事，说明当权者容易受到蒙蔽的道理，使齐王接受了纳谏的建议；《赵威后问齐使》(《齐策》)表现了赵威后关心年成和百姓的生活，重视人才的使用，反映了她的民本思想，值得我们重视；《庄辛谓楚襄王》(《楚策》)一篇，庄辛用生动的比喻来说明亲信小人，不顾国事，一味追求享乐，对敌人丧失警惕，必然要招致败亡的严重后果，很有说服力；《秦围赵之邯郸》(《赵策》)写了鲁仲连与辛垣衍“帝秦”与“不帝秦”的一场论争，赞美鲁仲连不畏强暴，为人释难解纷的可贵品质，歌颂了他在事成之后不居功受赏的高尚行为；《唐且不辱使命》(《魏策》)讲唐且出使秦国，不辱使命，胜利完成了任务，批判了虚伪、专横、残暴的秦王，表扬了机智勇敢、敢于斗争的唐且。总之，全书对当时的社会现实有较深刻的反映，对统治阶级的丑恶面目有一定的揭露，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都比较高。但本书也有不少缺陷，首先是内容有失实的地方，不完全是信史，用时要注意辨别。比如苏秦倡合纵，张仪破以连横这件事，经考订与史实有出入，不可不慎重对待。第二，本书重点记录的只是策士的说辞，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往往叙述较略，齐魏马陵之战就是一例。至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记载则更少，所以这部书还不能反映战国整个历史时期的全貌。第三，由于本书作者都是具有纵横家思想的人，书中对纵横家猎取功名富贵的行为津津乐道，抱着欣赏的态度，对游说之士的作用作了不适当的夸大，这些都是不可取的。《战国策》对后世是有一定影响的。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撰《史记》参考了《战国策》，《刺客列传》中的豫让、聂政、荆轲等传几乎全部采用《战国策》的原文。它在中国历史文学发展进程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

给《战国策》作注，最早要推东汉的高诱。但流传到北宋时，正文和注解都已有散佚。曾巩访求士大夫家藏本进行了补充重编，是为今本《战国策》，亦三十三篇。到了南宋，在曾巩补校的基础上，出现了两种本子，一是姚宏的续注本，一是鲍彪的重定次序的新注本。元代吴师道在鲍本的基础上，又作了补正，成《战国策校注》。清代黄丕烈以吴本为主，参校各本，著《战国策札记》。近人金正炜有《战国策补释》，都很有价值。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一批帛书，内有战国纵横家作品二十七章，三百二十五行，一万一千多字，定名为《战国纵横家书》。其中十一章的内容见于《战国策》和《史记》，可以订正《战国策》和《史记》的错误，其余十六章，是失传已久的佚书。这是解放后考古发掘的一个重大收获。

解放前，商务印书馆的《四部丛刊》、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都收有《战国策》。现在通行的最好版本是197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战国策》校点本。它以黄丕烈刊刻的士礼居丛书本为底本，汇集了姚本、鲍本、札记中的各家注释校点而成的。书后附有刘向《战国策书录》、曾巩《战国策序》等十三篇文章，于鬯《战国策年表》以及《战国策人名索引》、《战国策部分篇章通用篇名》、《战国时代中原地区图》。1973年马王堆出土帛书释文也附录在后面。这个本子资料最全，错误最少，最便于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