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述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是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朱熹重新编排《大学》，分经一章，传十章，此章朱本称“经一章”。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就是朱熹所说的“三纲领”，强调道德修养的三重境界：弘扬德行，使民众自新，达到教化天下的极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朱熹所说的“八条目”。

【原文】

大学之道①，在明明德②，在亲民③，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④，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⑤，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译文】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向新，在于使人的道德达到最完善的境界。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确定志向；志向确定才能够心静不乱；心静不乱才能神思安稳；神思安稳才能思虑周详；思虑同详才能有所收获。每样东西都有根本有枝末，每件事情都有开始有终结。知道了这本末始终的程序，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了。

【注释】

①大学：相对于小学而言的“大人之学”。古代八岁入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基础知识和礼节；十五岁入大学，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

②明明德：前一个“明”字作使动词用，即“使彰明”，也就是发扬、弘扬的意思；后一个“明”字是形容词，明德，即光明正大的德性。

③亲民：程颐说“亲”当作“新”，即革新、自新。新民，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

④知止：知道目标所在。

⑤本末：本是根，末是梢，即根本与枝末；引申为始末、主次。这是古代重要的哲学概念。

【历代论引】

朱熹说：所谓“大学”，就是“大人之学”，是关于“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所谓“明德”，是指人天生具有的“良知”，它原本可以通晓万理、应对万事，只是由于受到气质禀赋的局限，人欲的扰乱与蒙蔽，有时会昏昧不明；虽然如此，人的“良知”一直潜行不息，绝不泯灭，所以学问之道，即是使“良知”彰明，恢复其最初面目，这就是“明明德”。又说：既要能够自我弘扬高尚的德行，又应当予以推广影响德化他人，使得人人都有良好的修养，以剔除先前所浸染的污迹，以求自新。又说：止，就是所应当停止的地方，即至善之所在。知之，则志有定向。静，指心不妄动。安，即所处而安。虑，是处事精详。得，即得其所止。又说：明德为本，亲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所先，末终所后。

王阳明说：“德，即一体之仁，即使是小人之心也一定拥有的。它是根植于天命的秉性而自然灵昭不能掩蔽其光芒的，因此称作‘明德’。……之所以称为‘大人之学’，也只是指去除其私欲的掩盖，使自己能够明彻了解自己的美好的‘天性’，从而恢复天地万物一体之自然天性。……天命之性，纯粹然而最为美好完善，‘灵昭不昧’者，这是其‘至善’的体现，是明德的本体，就是所谓的良知。”

孔颖达说：“彰显推广自己光明的品德。”

【原文】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①；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②；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③；致知在格物④。

【译文】

古代那些想要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想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性；想要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想要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想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先要使自己获得知识；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的道理。

【注释】

①齐其家：治理好自己的家庭或家族。

②修其身：修养自身的品性。

③致其知：使自己获得知识。

④格物：认识、研究万事万物的道理。一说是摒除物欲。

【历代论引】

朱子说：“明明德于天下，使天下的人都能够明其明德。心，身体的主宰。推广我们已有的知识，使自己所知达到无限。穷究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至理，以达到极致。”

王阳明说：“所谓致知并不是后世儒者所说的扩充知识的意思，而是指推致自己的良知。这里的‘良知’就是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它不用思考就能知道，不用学习就能具有，所以称为‘良知’。它是天命之性，心之本体。……致知必在于格物。‘物’即事，‘格’即正。‘格物’即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就是去恶为善，使良知没有亏缺蒙蔽，这样方能达到至善。”

【原文】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译文】

研究万事万物所表现的形态，认识其中所蕴含的哲理，就可获得新的知识，增长智慧。在智慧的引领下，反观自身，我们才会更加深刻地理解我们自己，使内心意念真诚。内心怀着对万物的感念与诚笃，从而使我们对待客观的事物时，能够树立并保持不偏不倚的中正心态。内心固守中正诚敬，就有了修养品行的基础。有了自身高尚的品德修养，才能整治自己的家族。整治自己的家族后，才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国家治理好，才能使得天下太平。

【原文】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①，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②。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③，未之有也④！

【译文】

上自一国君主，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分先后、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将应该重视的事情忽略了，应忽略的事情却重视起来，想要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这也是从来没有的事。

【注释】

①庶人：指平民百姓。

②壹是：都是。本：根本。

③其所厚者薄：当重视的不重视。薄者厚：不该重视的反加以重视。

④未之有也：即“未有之也”，没有这样的道理。

【历代论引】

程子说：“《大学》是孔子留传下来的书，是初学者进修德行的进阶门径。全靠这本书的存在，我们今天才能知道古人做学问的先后次序；至于《论语》和《孟子》，研读的顺序应在其后。学习的人从这本书学起，就差不多不会有错了。”

智慧运用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典句札记】

这句话讲的是“大学”教人的道理。古代所谓的大学是说成为大人的学问。比之于一般的“文学”“音乐”“绘画”都要高出的大学问，它比之于一般的单一学问的范畴要广，含有“道”的思想，比如说“茶道”。而这些道所负载含有的其他意义是需要自己去体悟的。要彰明自己的道德，就要不断的提升自己，从而能够亲善和帮助别人，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所以说真正有学问的人，应该是不断进步、不断修为，最终获得令人佩服的学问和修养的人。

德，做人的根本。《尚书》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在古代，贤人志士崇尚德行，以道德感化、教化民众，从而使社会和谐，达到一种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

中国传统哲学对于生命问题的思考，其功用不在于增加外界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大学》开章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其修养的方法，则在于“三省吾身”“反躬求诸己”，每天拷问自己的良知，以生命付诸道德的实践。

古代典籍中有“蘧伯玉寡过知非”的记载。蘧伯玉是卫国的大夫，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姓蘧名瑗字伯玉。他二十岁的时候，个人的修养就已经达到相当高深的程度，每天都要对自己的言行做出反省，从而使自己每天都有所体悟，而不迷失自我。“逐日如是，日日自检。”天天坚持自省，天天自我做出评判与检讨，日日不息。于是他每天都能发现自己以前的失误。

世间没有完人，每个人都会有缺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做错事并不怕，只要知错能改、改过自新就行。怕的是不能自我反省，自己不知错，还不愿意别人批评指出。尤其不可救药的是对自己错误不能够充分认识，还自以为是，并强制别人也以为是。而蘧伯玉数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在做着自省的功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改过迁善，常见前非，至五十岁时，犹追咎四十九年之非”。可见，德行的修养，在于坚持，在于诚笃。一个人一天不做坏事，是容易做到的；一月不做不合规范的事，也可以做到；但是，一生不做一件违心的事，则就极为难得而令人敬佩了。人生的修养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是点点滴滴、日积月累的结果。

“明明德”的功用，表现为外在的行为，就是提高全民素质，造就新的高素质的民众。其最终的目的是达到“至善”的最高境界，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实现和谐。

人类是推动社会历史不断发展的主体因素，但是个人在历史长河中又是极为渺小的。从人的心理上来讲，人人都想出人头地，争做先锋。这是人的欲望之一。可事实上呢，由于受到个人性情、教育程度、环境机会等因素的影响，结果总是不那么让人乐观。少数人出类拔萃，叱咤风云；个别人自甘堕落，作奸犯科；而绝大多数人都平平庸庸，安于现状。这是一种规律，谁都无法改变。然而，无论如何，从自己做起，淡泊明志，洁身自好，静心修身，提高素养，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人，这是历史前进所呼唤的，更是人类文明所要求的。而这一点，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讲，应该是不难做到的。无论你从事何种职业，重要的是先有进取的意识，有敬业的精神。这就是“明明德”的根本。

史例解读

三世辅臣，德高望重

富弼（1004-1083）北宋人，字彦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26岁踏上仕途，竭尽全力为朝廷尽忠。

年少时，富弼走在洛阳大街上，有人过来悄声说：“某某在背后骂你！”富弼说：“大概是骂别人吧。”那人又说：“人家指名道姓在骂你呢！”富弼说：“怕是在骂别人吧，估计是有人跟我同名同姓。”骂他的人“闻之大惭”，赶紧向富弼道歉。

年少的富弼分明是假装糊涂，却显示了他的聪明睿智。俯仰之间可见心胸之狭阔。20岁不到，富弼就以文章出名，被誉为“洛阳才子”。当时范仲淹已经颇有名气，认识富弼后，对富弼大为赞赏，说他有“王佐之才”，把他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宰相晏殊。晏殊是奇才，不到20岁就考中进士，写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一名句。他一眼看出富弼有发展前途，就问范仲淹：“这位洛阳才子可曾婚配？”范仲淹回答：“尚未婚配。”晏殊满意地点了点头。后来，纳富弼做了自己的东床快婿。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富弼升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是年春，契丹国大兵压境，扬言要以武力扫平中原，要求大宋割地赔款才息兵。慌了手脚的宋王室，赶忙商议派大臣出使契丹求和，但朝中大臣皆因此行凶险，不敢前往。有人推荐富弼，富弼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大使，拜任枢密直学士，出使契丹。

见到契丹王，富弼问：“为何要出兵攻宋？”契丹王回答：“是你们违约在先，堵塞了关隘，所以我们要进攻。如果你们割地求和，我们可以撤兵。”富弼正色道：“我知道你自己并不想出兵，而是你的臣子嚷嚷着要打仗。你可知道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牟利？”契丹王惊讶地问：“此话怎讲？”富弼说：“我大宋封疆万里，精兵百万，上下一心，若你们要用兵，能保证必胜吗？即使你们侥幸获胜，也要损伤过半，这些损失你那些好战的大臣能够弥补吗？如果我们还像以往那样互通友好，大宋每年赠给你的钱帛，还不都是你契丹王一人任意支配吗？”

契丹王想了想，点头称是。富弼又说：“至于我国堵塞关隘，本是为了防范叛军，并不是为了进攻他人。若是为了进攻，就不堵塞关隘了，而是要打通关隘，前去进攻了！”契丹王觉得富弼说的都是实话，第二天就邀富弼一同打猎，但他提出一个条件：“如果能割地给契丹，则两国可长久修好。”富弼问：“为什么？”契丹王说：“我们都以每年领受你们的钱帛为耻。”富弼马上反问道：“你们以得地为荣，我们必以失地为耻！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想让我们割地求和，万万不能！”

面对这个既善辩又强硬的来使，契丹王感到无奈，最终不再要求割地。就这样，富弼不避生死，不辱使命，只说了一番话，就打消了契丹国进犯的图谋，使两国化干戈为玉帛，此后的几十年间，两国一直和平相处。

富弼后来又出使契丹，也大获成功，展示了其超人的胆识和外交能力。他第一次去契丹时，家人来报，说他的女儿死了，他不顾而行；第二次去契丹前，他的妻子生了个男孩，他来不及看一眼，就启程了。到了契丹国，每得家书，他连拆都不拆。随从不解地问：“这是家书，为啥不拆？”他回答：“拆了，徒乱人意！”

神宗年间，富弼见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与之争，于是称病退休，欲回洛阳，上疏几十次才被准许。但每遇国家大事，他仍建言献策，畅所欲言。

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八月，富弼在洛阳病逝，年80岁。他死前还上疏神宗：现在朝中多有投机钻营的小人，非国家之福，应予以廓清。神宗读后十分哀痛，辍朝三日，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文忠。随后富弼配享神宗庙。

纵观富弼一生，他始终以朝廷及百姓的利益为重，先后担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相，在处理外交、边防及赈济灾民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又性情至孝，恭俭好修，与人言必尽敬，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有礼。司马光称颂他为“三世辅臣，德高望重。”

德声大振于边疆

羊祜（221-278），字淑子，西晋大臣，泰山南城人（祖籍新泰羊流）。羊祜早年丧父，青年时博学多才，能文著称，身材魁梧，眉目清秀。曹魏末年，被文帝召见并封为大将军，另被拜为中部侍郎，后曾任关中侯、秘书监、相国从事中郎，中领军悉统宿卫等职，参与司马昭机密。

晋武帝司马炎代魏后，因羊祜辅佐有功，被授为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泰始五年（公元269年），晋武帝与他策划灭吴，以尚书左仆射都督荆州诸军事，坐镇襄阳。在其十年，广泛开设乡村学校，治理地方秩序，并开屯田，储军粮，为灭吴做了充分准备。

他针对当时“军无百日之粮”的窘况，号召士兵屯田开荒八百余亩，几年之内积存了供十年用的军粮，既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又充实了军用物资。他开设学馆，重视教化，关心民众，“甚得江汉民众之心”。他常身着便服，带少数随从，了解下情，与士兵共甘苦，深得士兵爱戴。羊祜对东吴官吏实行安抚政策，对来降的吴人予以奖励，并允许其来去自便。有一次，部下抓了两个牧童作为俘虏献上来，羊祜了解情况后，派专人把两个牧童送到吴地父母处，牧童全家感激涕零，到处称颂羊祜恩德。在两军交战中，吴将邓香侵犯夏口，被活捉，羊祜开导一番后就把他放了回去，不久，邓香率部来降，吴将陈尚、韩景较顽固，屡犯边境，羊祜令部下追斩之，然后又厚礼殡葬，陈、韩子弟来迎丧，羊祜以礼相待。

为此，羊祜德声大振，吴国官兵为之悦服，就连与羊祜在边境对峙的吴国将帅陆抗也说：“祜之德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后来与陆抗互通使节，各保分界，于是边界进一步得到安宁。

曹操断发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瞒、吉利，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曹操虽然生性多疑，野心很大，但在军队中却留下了美名。

一次麦熟时节，曹操率领大军去打仗，沿途的老百姓因为害怕士兵，都躲到村外，没有一个敢回家收割小麦的。曹操得知后，立即派人挨家挨户告诉老百姓和各处看守边境的官吏：现在正是麦熟的时候，士兵如有践踏麦田的，立即斩首示众。曹操的官兵在经过麦田时，都下马用手扶着麦秆，小心而过，没一个敢践踏麦子的。老百姓看见了无不称颂。可这时，飞起一只鸟惊吓了曹操的马，马一下子踏入麦田，踏坏了一大片麦子。曹操要求惩治自己践踏麦田的罪行，官员说：“我怎么能给丞相治罪呢？”曹操说：“我亲口说的话都不遵守，还会有谁心甘情愿地遵守呢？一个不守信用的人，怎么能统领成千上万的士兵呢？”随即拔剑要自刎，众人连忙拦住。后来曹操传令三军：丞相践踏麦田，本该斩首示众。因为肩负重任，所以割掉自己的头发替罪。

曹操断发守军纪，这种要求别人做到，自己率先做到的方法，在约束了军队的同时，彰明了自己的道德，成为千百年来的美谈。

重德之人

陈重，东汉时名士，今江西新余市人。年轻时与鄱阳雷义在豫章郡（今南昌）同学《鲁诗》与《颜氏春秋》，两人非常友好。郡守张云推荐陈重为“孝廉”，陈重让给雷义，张云没有答应。第二年，雷义也被推荐，两人同在郎署为官。

任职期间，有同僚负债数十万钱，债主催逼甚急，陈重秘密代为偿还。此人发现后非常感激，要重谢之，陈重婉言谢绝，终不言惠。同舍一郎官回家时误拿别人的衣服，失主怀疑是陈重所为，陈重不予争辩，并买衣服相赠。事后那人把误拿的衣物归还主人，弄清了事实，对陈重非常钦佩。

后来，陈重与雷义同时进京任尚书郎。雷义因代人受过，被免官。陈重见雷义如是，也称病告退。

陈重回乡后又被推为“茂才”，到细阳任县令，有政绩，拟升为会稽太守，因姐姐逝世奔丧未去上任，后又为朝廷司徒官保荐为侍御史，卒于任上。

明德之心

许衡（1209-1281），元朝著名学者。字仲平，号鲁斋，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历任国子祭酒、中书左丞、集贤殿大学士、领太使院等职。为官敢于直言，一生致力于教育，并亲自编写《中庸直解》《大学要略》。有《鲁斋遗书》传世。谥文正，封魏国公。是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天文历法学家”。

许衡青少年时即聪敏勤学，立志学以致用，一生博览群书，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留下了“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的千古佳话，成为人们效仿的楷模。

《元史·许衡传》记载：宋朝末年，天下大乱，百姓背井离乡，四处逃难。天兴二年（1233），蒙古兵逼临许衡的家乡新郑县。许衡从河阳经过，正值酷暑季节，由于长途奔波，天气又热，喉干口渴。同行的人发现道路附近有一棵梨树，树上结满了鲜嫩的梨子，众人争相摘梨解渴。

人们吃着摘来的梨子，坐在树下乘着阴凉，感到一阵惬意。只有许衡独自忍受着干渴，端坐着不为所动。同行的人觉得很奇怪：难道他不渴吗？

于是便有人对许衡说：“先生，路途遥远，也摘颗梨吃吧，权且解渴。”

许衡回答说：“那梨树不是我的，怎么能随便去摘取别人的果实呢？”

那人说：“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大家都各自逃难，这棵梨树的主人恐怕早已逃走了，您又何必固执迂见呢？”

许衡说：“虽然梨树没有主人，难道我的心也没有主人吗？”

“我心有主”，这是挺直着脊梁的一句铮铮名言，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做人底线。“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能够在外在诱惑的境况下，坚守着道德的操守，恪守着做人的准则，固守着廉耻与尊严，守护着自己心灵的洁净，不为利诱，不被色动，这是人格的最高境界，也是道德的完美体现。

古人说：“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人生活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上，随时随地都会面临取舍的选择，而物欲和美色的诱惑，往往令人难以自守，稍有松懈，就会迷失自我。能够恪守“我心有主”，实为不易，值得敬佩。

“梨虽无主，我心有主”，这不只是一种做人的准则，也是一种道德的修养，更是一种精神的境界。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典句札记】

此句话讲的是人的认知过程。人的认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人的认知的第一步是对感性知识的机械积累，通过大量的基本知识学习的量变而达到的从中总结出规律的质变。人对于规律的掌握程度的不同，又可分为不同的境界：坚定志向的人；静默的人；安详如泰的人；深思熟虑的人；获得某种功德和智慧的人。

动与静是生命的基调。动是进取的姿势，是积极奔赴、有所承担的形象；静是心灵的常态，是回归心灵的栖居。动是行为的实践与择取，使我们求证、拥有；静给我们以休憩与颖悟，让我们思考、品味。动是不甘固守而打破庸常的奋然前行，静是休养德行的必由之路。

在喧哗而又忙碌的尘世，很难分出一点闲情来体悟生命之本源。于是，喧闹、纷争，甚至于碌碌无为渐渐占据了我们所有静谧的生命空间！常有一种疲惫、焦虑的不安，袭向心灵深处，让人茫然无所寄处。

静是一种感受，是一种心灵的升华。当你闲居独处于静雅陋室，抛却一切世事纷扰，品一杯香茗，任思绪随袅袅轻烟飘飞，不经意间静由心来，这是一种淡淡而惬意的静。如果还能够有一曲喜欢的旋律陪伴，抑或敲出一段心情文字，自是“小静”有所“小得”了。

真正的静，其实是一种境界。诸葛亮有“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睿智哲言。意思大概是保持心灵的宁静，不事张扬，向着心中那个目标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从而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怀着恬淡自在的心境，使自己的心灵得到自然的滋养，在宁静淡泊中，渐渐走近人性的真正本源。“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意思是说人们在树立了自己所要达到善的最高境界的志向时，应当心怀宁静，使浮躁的心绪回归透明纯净，不要让过多的杂念干扰我们的思考。这种静的境界，应该是贯穿人生始终的修行，让我们不断反观自己的内心，在纷纷攘攘的尘世中，不断认识并超越自己，塑造自己的人格魅力，创造人生道德的至高境界。

静不仅是一种美，更是一种智慧的心境，是看穿人生沉浮的顿悟。那种“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从容与安适，总令人感佩。静而生境，则绝虑忘忧。怒云狂飙，终为雨露，归于静美。倘若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心灵里存留下宁静的一角，不仅使自己的思想得以寄留，也使我们能够从简单麻木的庸常状态中走出，在喧闹忙碌中分出一点闲暇去体悟生命的真正本源。

当摒弃世间尘俗的杂念，挣脱掉所有缘于物欲的吟哦，在心绪的骚动平静下来之后，在动之侧冥想静之优越，在动之畔沉思静之空灵，静便自心而生。

茫茫人海，芸芸众生，我们每个人都只是沧海中的一粟。然而就是这每一粒粟，装点着精彩纷呈的世界，使得世界如此的神奇微妙。那么，就让我们的心灵从蓝天白云、幽谷山林般的安谧中获取一份宁静，静静地来，静静地走过，然后静静地离去。

史例解读

静而后安

韩琦（1008-1075），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出身世宦之家，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谏议大夫。韩琦3岁父母去世，由诸兄扶养，“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

韩琦为人沉稳大度，没有什么不能容忍，早在他在学堂读书的时候，名望已经传遍天下了。他与同学堂的王拱辰，还有御史叶定基，一同被派到开封府掌管科举考试。王振辰和叶定基经常发生争吵，而韩琦坐在室内批阅试卷，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一样。王拱辰埋怨说，韩琦不帮助自己，到韩琦的幕室，对韩琦说：“你是在幕室中锻炼气度吧？”韩琦脸色平和的向拱辰道歉。韩琦在征讨叛军时，颜师鲁与英公李勣不和，颜师鲁在韩琦那里说李勣的坏话，而李勣也在韩琦那里说颜师鲁的坏话。韩琦听后从不将这些话说出去，所以颜师鲁和李勣才没有闹起来。否则就不得安宁了。韩琦的度量宽大不但是在工作中，也体现在平常生活中。

在韩琦管理北都时，一次，有一位表兄弟献给他一只玉盏，玉盏从里到外没有一丝斑点，果真是绝无仅有的好东西。韩琦用百两金子答谢了表弟，将玉盏视为珍宝。于是召集显要官员，特意准备了一桌饭菜，用绣着花纹的衣服覆盖着桌子，把玉盏放在上面，供大家欣赏。哪知道一个武官不慎碰倒了桌子，玉盏摔得粉碎，在座的客人都很惊愕，那个武官趴在地上等着发落。韩琦却不慌不乱，笑着对那武官说：“东西总归有它破损的时候，你有什么罪？”

慎思的好处

徐彦伯，名洪，兖州瑕丘（今山东兖州东北）人。七岁能写出好的文章。曾在太行山搭草庐居住。后来以高明的建议而高中官位。

徐彦伯任太子宾客时，正值则天皇帝清除异己，大兴冤狱。有不少读书人乃至王公大臣因语言不慎而被治罪，致使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鉴于此，徐彦伯撰写了《枢机论》一书，反复阐述“多言”的危害，告诫世人“慎言”谨行。他认为言论是道德的手柄，行为的主宰，志向的端绪，立身的表现。它像是一个人的枢机，只要发动，外物就会随之有所感应，得失就会立即表现出来。语言可以帮助自己成功，也可以毁灭自己、败坏事业。它同自己的灾祸、幸福、光荣、耻辱密切相关。如果能经过思考以后再说，反复推敲之后再做出表达，看准对象以后再谈论，深思熟虑之后再行动，那么后悔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怨恨仇隙也不会到来。只有做到“慎思”，而后才可“谨言”。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典句札记】

此句讲事物之间存在有先后的秩序——根本和末节，也可以说是开始和终结，只有懂得它们之间的关联，才能体悟到事物的本质，获得大“道”。此处的“道”主要说修己治人的道理。

常言道：“万物有理，四时有序。”这里的“序”，乃顺序、次序、程序之意，也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和步骤。

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上展开的，如农业中的粮食种植活动，就可以分解为松土、播种、施肥、灌溉、收割、打碾等多个环节。如果不在一定的时间播种，或者把收获和施肥的次序颠倒，那么粮食种植就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

从社会角度看，科学、严谨、规范的程序有利于实现和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反之则会带来损害。我们的身边不乏不讲程序、不重程序的事情。为政者，如果能时时处处记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的道理，凡事遵循自然规律，严格按照程序办事，那么，加快发展，为民造福“则近道矣”。

史例解读

物有本末

墨子是中国先秦墨家学派创始人，中国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科学家。

有一次公输盘给楚国制造云梯这种器械，制成后，要拿去攻打宋国。墨子听到后，就急急忙忙从鲁国动身，走了十天十夜，到达郢都，去见公输盘。

墨子见到公输盘后说：“北方有人欺侮我，我想借助您的力量杀掉他。”

公输盘不高兴了。

墨子说：“请让我奉送给您十金。”

公输盘说：“我是讲道义的人，绝不能平白无故杀人。”

墨子站起来，拜了两拜，说：“请让我说几句话。我在北方听说您造了云梯，要拿去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呢？楚国有的是土地，缺少的是民众，如今去杀害自己缺少的民众而争夺自己并不缺少的土地，不能说是聪明。宋国并没有罪而要去攻打它，不能说是仁爱。懂得这个道理，却不据理力争，不能说是忠诚。争论而达不到目的，不能说是坚强。自己说讲道义，杀少量人还懂得不合理，却要去杀众多的人，不能说是明白事理。”

比扁鹊医术高明的医生是谁？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答说：“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说：“我大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的人才知道。我二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于本乡里。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魏文王说：“你说得好极了。”

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可惜大多数的人均未能认识到这一点，等到错误造成了重大的伤害才寻求弥补，有时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始终坚持自己的志向

王浚（206-286），字士治，弘农湖县（今河南灵宝西南）人。西晋著名军事家。官至抚军大将军。王浚博通典籍，姿容修美，只是不拘小节，不为乡邻所称。年长以后，幡然悔悟，毅然改变原来的处事风格，严格要求自己，变得通达事理，胸怀开阔。

历史之所以引人入胜，往往是其中人物非同寻常的言行和经历。王浚在还未得到任用而僻处家乡之时，在家中造房子，就表现出他的远大志向。据《晋书·王浚传》说，他“开门前路广数十步”（在宅院门前开辟了一条数十步宽的路），乡人不解，问：“你在家门口修这么宽的路有什么用？不是过分了吗？”王浚说：“以后成就事业了，仪仗扈从出入方便啊。”人们听了之后冷笑而去。

王浚对乡人的嘲笑并未表示出不快，他只是引述《史记》中的话：“陈胜不是说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话吗？”以此来重申他的志向。

王浚的婚姻也颇具传奇色彩。凉州刺史徐邈的女儿才貌俱佳，贤淑有主见，一直没有遇到如意郎君，待字闺中。一次，徐邈在家中设宴款待宾客。他的女儿在内室观察，她指着一个人对母亲说：“就是他。”她遴选的如意夫君就是王浚。而当时王浚还只是一名地位低微的小吏。

王浚初为河东郡从事，为羊祜所赏识，转巴郡太守、广汉太守，有“惠政”。迁益州刺史，泰始八年（272年），晋武帝司马炎谋攻东吴，经羊祜推荐，授王浚龙骧将军，监益、梁诸州军事。奉诏修建战舰，训练水师，做战争准备。史书说当时的“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公元280年，王浚率军沿长江东下，开始伐吴之战。当年三月，王浚大军开进吴国都城建业（今南京），东吴政权宣告结束。王浚在平吴战役中立了大功，又升迁为抚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特进散骑常侍、后军将军。

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写道：“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说的就是王浚攻陷吴国都城的历史事实。“大行不顾细谨。”

做大事的人，不必在那些小节上浪费精力和时间，更不必在意别人的讥嘲与评价，尤其不要受那些目光短浅之人的风言风语的干扰，只是向着自己的目标不懈努力。

知敌之帅，料战争成败

田忌，生卒年不详，名忌，字期，又曰期思，封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故又称徐州子期。战国初期齐威王时的名将，后因和齐相邹忌不和奔楚国。

有一次楚王问田忌：“齐国和楚国交战，楚国如何才能取得胜利？”

田忌答道：“齐国如果派申孺为将，楚国出动5万人马，派上将军率领。齐国如果派田居为将，楚国就出动20万人马，派上将军率领。齐国如果派眄子为将，楚国将应该出动全国的兵马，由大王您亲自率领，我跟随相国上将军担任左司马，这样才能够使你幸免于难。”

没过多久，齐国和楚国爆发战争。齐国派申孺为将，率大军进攻楚国。楚国按照田忌的说法，出动5万人马，派上将军率领。战争开始不久，楚国就斩申孺首级而归，齐军大败。

齐王大怒，派眄子为将，率领大军大举进攻，楚国按照田忌的说法出动全国兵马，并由楚王亲自率领。田忌跟随相国上将军担任左右司马，全力以赴，楚军刚刚抵挡得住，双方打成平手。

楚王于是问：“先生为何很早就知道结果呢？”

田忌回答说：“我不过是十分了解齐国的将军而已。申孺傲慢自大，嫉贤妒能，因此必然失败。田居尊重贤者却轻视普通人，因此与他交战可能会一胜一负。而眄子不同，他既尊重贤者又爱护普通人，所以眄子带领的队伍必然会团结一致，这也正是楚国要全力对付的原因。”

贾诩能预知追敌时机

贾诩（147-224），字文和，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三国时期魏国著名军事家、谋士。三国时期被称为毒士，鬼才，善用计谋，被称为三国最聪明的人之一。先在李傕帐中任谋士，后又成为张绣的谋士。张绣曾在宛城用他的计策打败了曹操，张绣兵败后他劝张绣和自己都归降曹操。

当初，曹操征伐张绣时，围攻不久便领兵撤退。张绣想去追击，贾诩说：“不能去追击。”张绣不听，果然失败回来。贾诩说：“赶快再去追击，这次肯定能取胜。”张绣于是集合起散乱的士卒，再次去追击曹操，果然取胜了。胜利归来后张绣问贾诩：“第一次我用精兵追击曹操的退军，而您却说一定要失败。我撤退回来，第二次又以失败的士卒追击胜兵，您却说一定能取胜。两次的结果都像您说的那样，为什么两次都不合常理，却都应验了呢？”贾诩说：“这个容易解释。军事形势纷纭，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将军虽然善于用兵打仗，但不是曹操的对手。魏军刚刚撤退，曹操一定守在部队后面。你的追兵虽然精锐，但为将的既然不是对方的对手，士卒就不用说了，因此知道你一定会失败。曹操进攻你的时候并无失策，但还没有全力进攻就撤退了，一定是因为曹操后方出现了问题。曹操既已打败了你，一定会轻军快进，留下大将守在后面。留在后面的将领虽然勇敢，但不是你的对手。所以即使派失败之兵追击也能取胜。”张绣因此佩服贾诩的才能。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典句札记】

这一小段采用先果后因的顺序，主要讲的是自身的修养和所要做事情的那种由内而外，由小到大的层进关系：认知到诚意、正心、修身，修身后才能够齐家、平天下。

诚信是道德的基础和根本，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是社会发展的基石。

历史在不断前进，人类也在不断进步，这是不可抗拒的主流。但是，在前进的潮流下，也会产生不和谐的芜杂，比如诚信的缺失。处于后商业时代的人们，急于聚敛财富，一切唯钱是举，越出了基本的道德底线，欺诈造假、见利忘义、损人利己，这一切随处可见。它对社会所造成的伤害，我们感同身受。这不仅是一种倒退，更是人性的堕落。

《程氏遗书》中说：“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这些道理，值得我们深加体味。

史例解读

用黑白豆检验修身

赵叔平，北宋人，自幼学习刻苦，天圣年间一举考中进士。他一生注意品德修养，乐善好施，受到世人好评。

赵叔平认为，人生一世应该多做善事，不做恶事。无论做善事，还是做恶事，都受思想支配。因此，他特别注重正心克己，不断清除私心杂念，使善心永远战胜恶意。

为了检验自己的善恶之心，赵叔平曾找来三个器物，用一个器物装黑豆，一个器物装白豆，中间的器物空着。头脑中若有一善念萌生，他就取一个白豆投入中间的空器中，若有一点儿私念或恶意，就取一个黑豆投入中间的空器中。到了晚间，再把空器中的白豆和黑豆倒出来数一数，以检验一天中的善念和私心杂念各有多少。

第一天过去了，赵叔平数了数空器中的白豆和黑豆，结果是黑豆多而白豆少。知道自己克己修养功夫还差得远。

第二天，赵叔平又数了数空器中的白豆和黑豆，仍然是黑豆多而白豆少，但和第一天比起来，黑豆少了一个，白豆增加了一个。

第三天，仍然是黑豆多白豆少，但和第二天比起来，黑豆又少了一个，白豆又增加了一个。

过了一段时间，白豆和黑豆一样多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白豆多而黑豆少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空器中只有白豆而无黑豆了。赵叔平的心中只有善意而无私心杂念了。

赵叔平就是这样严于克己，只要头脑中私心杂念一闪，就要立即去掉，永远使心地纯一为善，一辈子不做坏事。

正人先正身

封轨，字广度。北魏时渤海人。沉谨好学，博通经传。性格方直，为时论推重。官至征虏将军。

封轨与光禄大夫武邑孙惠蔚志同道合，相互见重，引为挚友。惠蔚经常赞叹封轨：“封先生对于经义，不只在于章句解说中有独特的见解，尤其能够把握宏旨脉络，统括思想，在这方面我不如他，差距很大啊。”

封轨自律严谨，节操高尚，仪容整洁，威仪堂堂。于是就有人说：“有知识的人大多不修边幅，您这个贤达之士为什么独自不同？”封轨听了笑着说：“修养高尚的人使自己的衣服帽子整洁端庄，目不斜视，行为庄重，这是应该的。为什么非要做出蓬头垢面的样子，才认为是贤德呢？”非议他的人听了之后，很感惭愧。

封轨深为尚书右仆射郭祚所了解。郭祚常对儿子郭景尚说：“封轨、高肇二人，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将来必然重用。我平生不轻易推荐人，而多次推荐这二位，不只是为国进贤，也是为了你们兄弟将来的榜样和依靠。”封轨以方直自业，高肇也以风概立名。尚书令高肇官拜司徒，高肇送迎往来，而封轨竟然从不往见。高肇四顾不见封轨，回到家后，自叹：“我一生自以为没有违越修养的原则，今日举措，不如封先生很远啊。”封轨以“务德慎言”作为修身之本，认为“奸回谗佞”是世间最大的祸患，因此著有《务德》《慎言》《远佞》《防奸》四篇戒铭，可惜其文字未能传载于典籍。

太和年间，封轨官拜著作佐郎，很快又升任尚书仪曹郎中，兼员外散骑常侍。封轨曾奉命出使高丽，高丽王云恃其偏远，借口卧病不愿亲自接受诏令。封轨正色诘责，喻以大义。高丽王云于是北面拜受诏书。此前，契丹掳掠边境居民六十多人，又被高丽掳掠东归。封轨发出公文声讨，高丽王云当即全部给以资费送回。有司奏称封轨远使绝域，不辱朝命，并使边境居民归来恢复生产，功宜加爵封赏。世宗下诏官升一级，转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渤海太守崔休调任吏部郎官，以其兄政绩考核事请托封轨。封轨说：“法者，天下之平，不可因旧交亲情而使之有所亏损。”崔休叹服其正直和坚持原则的精神。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典句札记】

此句把上处章节的话，按照先因后果的方法运用正写的顺序来叙述，也是讲通过认知从而修身，修身而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格物致知”在儒家的道德观中，“物”是指“天下事物之理”，“格”的意思是穷尽。就是说我们要研究探求一切事物的规律，这叫格物。“致知”是指更深地发展我们的知识学问。对外界事物进行深入的认识，使我们对一切事物都能够明了，这叫“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即指格除物欲的蒙蔽，推致自己的良知。唯有摒除物欲，我们才能使自己的心灵回归本真。

修己安人或修齐治平，是儒家治国哲学的基本条件。人作为历史的存在、道德的存在，参与天地化育、社会改造，就需要孜孜不倦的自我省察及努力。那么如何去做呢？从哪里做起呢？从“格物”做起，从“致知”做起。“格物致知”，不仅要推究事理，扩充知识，更要摒除物欲，回归本真，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得正。

史例解读

家不齐，如何治国

王举正，字伯仲，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宋仁宗时任给事中、参知政事。岳父是宰相陈尧佑，“荣盛无比”。妻子凭借娘家势力，对王举正蛮横不敬。当时，御史台推荐李徽之做御史，李徽之是王举正朋友的女婿，王举正认为李徽之不合格，就以给事中的职责驳斥对李徽之的推荐。李徽之因此怀恨并且控告王举正说：“妻悍不能制，如谋国何？”意思是说你连家里的老婆都管不了，如何能够治理好国家呢？王举正听到了，不得不自动要求离职，以礼部侍郎职衔出任许州。

正心能够治国

杨云翼（1170-1228），字之美。祖籍赞皇檀山村（今属河北赞皇）。杨云翼生于世宦之家，自幼天资颖悟，刚学会说话就能“画地作字，日诵数千言”。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杨云翼得中状元，授官承务郎，应奉翰林文字。此后官至礼部尚书兼侍读。杨云翼天性雅重，自律极严。他交友重义气，为朋友死生祸福在所不辞。对国家之事，他知无不言，且极具远见。杨云翼博学多才，对历法、医药、经学均有研究，著作除文集外，尚有《续通鉴》《周礼辨》等。他是金朝杰出的人物之一，与赵秉文被金史誉为“金士巨擘”。正大五年（1228）去世，谥赠“文献”。

杨云翼为官期间，金朝已由盛转衰，内外交患。外与西夏对峙，由攻转守，受到侵吞的威胁；东部边界蒙古族虎视眈眈，时时存在被进攻掳掠的危险；又与南宋时和时战。内部吏治腐败，权臣专擅，矛盾重重，党争纷纷；国内横征暴敛，国力亏损，民不聊生，灾乱迭起。面对如此艰险的时局，他忧虑在心，勉力支撑，直言劝谏，不避权势，遂以刚正不阿享誉内外。同代人赞其“宏衍博大”“中朝第一”。

泰和年间，金兵频繁用兵南方。杨云翼对于这种穷兵黩武、不顾国家大局的祸国之举，极力反对。他从天时、地利、人和及历史发展的轨迹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利害得失，坦诚直言：“国家之虑，不在于未得淮南之前，而在于既得淮南之后……”后来，金兵南伐大败，几至全军覆没，宣宗愧言无面目见云翼。

杨云翼为官清正，办案理事依据律令，不受上司甚至皇帝干扰、阻挠。一次，河朔边境的百姓因被蒙古骑兵追杀，被迫泅渡黄河进入南宋。后来这些百姓回到金国后，朝廷欲依法处决，云翼极力谏止，他说：“法所重私渡者，在于防止奸细混入，今平民百姓为兵所迫，奔入于河，只为逃生。如果使民不死于敌，而死于法，那么以后就只有屈从敌人一条路了。”这番话使宣宗幡然醒悟，百姓得以生还。

哀宗即位后，杨云翼升任礼部尚书兼侍读。在讲授《尚书》时，杨云翼对皇上说：“帝王的学问不必拘泥于章句之义，只要把握治理国家的要点和关键就行了。例如任贤去邪，如果处理得好，天下就会大治；处理得不好，天下就会大乱。有的人虽然说话不顺你的心，但却是深含哲理的忠言；有的人说的话，虽然听起来很舒服，但却损害了你的志气。诸如此类，关键在于使自己的心正、意诚，那么，问题就自然迎刃而解了。”

杨云翼患有风湿病，遇到风雨阴湿天气就疼痛难忍。皇上很关心他的病情，并亲自询问治好这种病的药方。杨云翼于是借医寓理，回答说：“只是先把心治好而已。心中没有病，邪气自然平息。治理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君王先把自己的心放正，行为正派，那么正气就树立起来了，朝廷百官就没有人敢于作奸犯科，天下百姓也就自然安居乐业了。”皇上豁然明白。

杨云翼不仅政声卓著，练达吏事，直言敢谏，且文名大盛，与文人名士交往甚广，经常推荐贤才，鼓励后进。元好问曾盛称杨云翼云：“唯其视千古而不愧，是以首一代而绝出。”

诚信，不战而屈人之兵

鲁僖公二十五年（前634年），晋国攻打一个小国原国。原因是原国不愿臣服于他，而且不断地挑衅，制造事端。晋文公为平息动乱，完成霸业，决定讨伐原国。

晋文公在战前亲自部署作战方案，并在出发前说：“根据我们国家的实力，我们能够速战速决。以七天为期，降服原国。”晋文公命令部队携带七天的粮食，说七天打不下来就撤军。可是，到第七天原国还是没有投降。原国的将士在强大的晋国面前，虽然伤亡惨重，给养不足，陷于困境，但人人英勇顽强，在顽强的死守。

七天的期限已经到了，晋文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打下去直到胜利；二是遵守诺言，撤兵。虽然，再坚持攻打，原国很快就会攻克，晋文公派往原国的间谍回来报告说，原国正在准备投降。于是军队统帅请求，等原国投降后再撤。可是晋文公不顾这种情况，还是下令撤退。晋文公说：“信用，是立国的根本，百姓靠它来生存。如果为了得到原国而失去信用，百姓失去了依靠，那我们是得不偿失的。”虽然晋文公没有用武力征服原国，但是他言而有信的名声传到了周围许多国家。第二年，晋文公又发兵攻打原国，这次他没有告诉士兵期限，而是说：“我们必须坚持到底，达到彻底征服原国的目的后再返回。”

原国人听到这个消息，知道晋文公不达目的不会罢休，于是战争没有打响就宣布投降了。另外一个不肯投降的卫国也投降了，不久其他的国家纷纷而降，推举晋文公做了霸主。

修身诚意的车夫

晏子做齐国宰相时，一次坐车外出，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偷偷地看她的丈夫。

她丈夫替宰相驾车，头上遮着大伞，挥动着鞭子赶着四匹高头大马，神气十足，洋洋得意。

不久车夫回到家里，妻子就要求离婚，车夫问她离婚的原因，妻子说：“晏子身高不过六尺，却做了齐国的宰相，名声在各国显扬，我看他外出，志向思想都非常深沉，态度是那样谦逊，常有那种甘居人下的态度。而你身高八尺，才不过做人家的车夫，看你的神态，趾高气扬，却自以为挺满足，因此我要求和你离婚。”从此以后，车夫就谦虚恭谨起来。

晏子发现了他的变化，感到很奇怪，就问他，车夫也如实相告。

晏子就推荐他做了大夫。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典句札记】

此句讲的是修身养性的重要性，上至天子，下到平民，一切都要以修身为做人处事的根本。

人在呱呱坠地的那一刻，从生命个体来说，都是平等、无差别的。但是，后来随着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自身教育等诸多外因的影响，人就有了差距，甚至天壤之别。有的人衣食无忧，有的人穷困潦倒；有的人名位显赫，有的人平庸无奇；有的人挥金如土，有的人身无分文。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如果我们未能富贵名显，甚或处于庸碌穷困之中，不必怨天尤人，也不必自叹凄凉。而应以乐观的心态面对身边的一切，积极加强自身的品德修养，并凭借自身的努力去追求，去奋斗。即使不能成就一番事业，我们也会因此而自豪，因为我们是实实在在地活着，我们的行为合乎社会的规范，我们的人格是能够站立的，我们没有做出有愧于天地良心的行为。

史例解读

修身是唯一的根本

公孙龙，相传字子秉，赵国人（今邯郸），战国时期哲学家。公孙龙曾与赵惠文王论偃兵。

有一次，赵惠文王谓公孙龙说：“我致力于消除兵患，已经几十年了，可是还没有成功，战争消除不了吗？”公孙龙说：“消除兵患的根本，在于兼爱天下的心思。兼爱天下不可能用虚名做到，一定要有实际。现在蔺、离、石归属了秦国，你就穿上了丧服，束着头发；向东攻打齐国得到了城邑，你就设宴庆祝，秦国得到土地你就穿上丧服，齐国失去土地你就加餐庆祝，这不是兼爱之心啊！这就是不能成功消除战争的原因。”

试想假如有一个人傲慢无礼，不懂得修身，却想受到尊重，结党营私却想有好名声，号令繁又多，却想求得安静，残暴贪婪却想享有太平，即使是以贤明而闻名的黄帝尚且感到为难，更何况是一般的君主呢？

德化自成

程颐（1033-1107），字正叔，北宋河南府（今河南省洛阳市）人。出生于官宦世家，少年时即同其兄程颢一起求学于周敦颐。元祐初年，经司马光引荐，历任秘书省校书郎、崇政殿说书。与兄程颢世称“二程”，为理学奠基人。生前门人很多，世称伊川先生。著作有《二程全书》。其学说由后来南宋朱熹等理学家继承发展成为“程朱”学派。

皇祜二年，18岁的程颐上书宋仁宗，提出了“勿徇众言，以王道为心，以生民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的“应时而作”的变革主张（参见《河南程氏文集》卷五《上仁宗皇帝书》）。当时著名学者胡瑗主持太学，程颐所作《颜子所好何学论》，为胡瑗赏识，委以学职。

仁宗嘉祐四年，程颐27岁，科举廷试落第，此后就未再参加过科举考试。自谓“自少不喜进取，以读书求道为事”“未有意于仕也”。青年时期的程颐即以学识品行蜚声海内，不少朝廷大臣多次举荐他，他都以“学之不足”为由而“不愿仕”。四方之士慕名求教，于是他便在洛阳收徒讲学。

元丰八年，王安石集团失势，53岁的程颐在司马光、吕公著的力荐之下，出任汝州团练推官，并任国子监教授。元祐元年，被委以崇政殿说书。他向皇上上书说：“见解与知识一起增长，品德与思想同时养成。现在，普通老百姓都聘请品德高尚、知识渊博的名士做家庭教师，教育子女，熏陶培养他们的良好习惯。何况陛下现在还很年轻呢？即使天资聪明，也应力学不倦，而名师教诲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呀。希望陛下挑选一批名儒到宫中讲学，分别值班，以备陛下问难解疑。日积月累地坚持下去，高尚的品德一定会培养形成。”

当他听说皇上曾在洗脸时，躲开蚂蚁，不让水沫冲淹它们，于是询问皇上：“有这样的事吗？”皇上回答说：“我只是恐怕伤害他们而已。”程颐说：“陛下，您如果能推广这种仁爱之心，爱护百姓，用来处理天下所有大事，那么您就得到治理天下的要领了。”

程颐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他认为，人的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的修养，主要依赖于“敬”，即排除杂念，把注意力集中到内心，使心志专一，始终保持敬畏的心境。同时，通过学习即“格物穷理”，具体研究天下万事万物所寓含的道理，不断充实自己，使自己的思想合乎理义。程颐进而提出自己的“格物致知”说。他认为格物即是穷理，穷究事物之理，最终达到豁然贯通，体悟天理。穷理的方法主要是读书、论古今人物、应事接物恪守礼仪等。他注重知、行结合，主张以知为本，先知后行，能知即能行，行是知的结果。

程颐的哲学思想，对宋明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人评价说：“阐明正学，兴起斯文。本诸先哲，淑我后人。”清朝康熙皇帝还赐给两程祠“学达性天”的匾额。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典句札记】

此句是对于不以修身养性为根本的人的反对态度，如果不以修身养性来做根本，则会本末倒置，厚人所薄，薄人所厚。这就像是南辕北辙和竭泽而渔的做法一样，是不能够获得最终成功的。

古语云：“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其赤。坚与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于天也，非择取而为之也。”（见《吕氏春秋》）石头可以被打碎，但不能夺取它坚硬的本性；丹砂可以磨碎，但不能夺取它红色的本色。坚硬与红色，是其本性所具有的根本属性。本性，是自然生成的，不是通过选择而形成的。

每个人的才能都不一样，难以用一个标准衡量。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个行业中的优秀人才，未必是另一个领域的行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拔重用有较高德行修养的人，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史例解读

李德裕之志

李德裕（787-850），字文饶，真定赞皇（今河北省赞皇县）人，在唐代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38年）和武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两度为相。

李德裕年少时，天资聪明、志向远大。他的父亲李吉甫常常在同僚面前夸奖他。宰相武元衡知道后，就把李德裕召来，问李德裕在家读些什么书，言外之意要探一探他的志向。李德裕听后却闭口不答。

武元衡把这种情况告诉李吉甫，李吉甫回家以后就责问李德裕。李德裕说：“武公身为辅佐皇帝之人，不问我顺应阴阳变化的政事，却问我读什么书，管读书的是学校和礼部的职责。宰相的话问的不恰当，所以我闭口不答。”

李吉甫将这些话转给武元衡，武元衡觉得十分惭愧。有的臣僚知道后说：“从这件事上可以知道，李德裕志向远大，有做三公和辅佐帝王的才能。”

以修德而立本

陈师锡，字伯修，北宋建州建阳（今福建省建阳县东北）人。时称闲乐先生。曾任监察御史、秘书省校书郎、殿中侍御史等职。后因党论削官。

陈师锡年轻时就有很好的声誉，神宗皇帝也闻知他的才华。熙宁九年，陈师锡参加廷试，奏请名次在甲乙之间，皇帝随意抽取一篇策对文章阅读，边读边叹赏，回头对侍臣说：“这必定是陈师锡的文章。”开启密封，果然不错，于是定名为进士第三名，调昭庆军掌书记。郡守苏轼对他很器重，倚以为政。

陈师锡与陈了翁友善。一日，二人同游园圃中，见天空中有雁阵飞过，就互相指雁阵戏言：“明年科试中魁的，当射中头雁。”伯修引弓射之，射中第三只，了翁没有射中。过了一会儿，又有雁阵飞过，了翁也射中第三只雁。伯修笑着说：“你可能是在我之后中榜吧？”了翁曰：“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应当接任您的职务。”到明年，伯修果然以第三名登第。三年后，了翁登第也是第三名，而且初授官职也是昭庆军节度掌书记，果真是接任了。因此，当初二人一同射雁的便厅便被命名为“射雁堂”。

元祐初年，苏轼多次上书荐举陈师锡，称赞其品行高洁质朴，文章冠绝当世。陈师锡由此升任秘书省校书郎。乌台诗案，苏轼被诬陷获罪，亲朋多畏避不相见，只有陈师锡独自设酒筵饯别，又安抚其家。

陈师锡任监察御史时，皇上曾下诏命令进士研读法律。陈师锡上书进谏说：“陛下正在大兴学校，推行德化，利用经典所阐扬的道德礼义、仁恕思想来开启读书人的天性，意在培养他们高尚的品质，不应该用刑名之学扰乱他们的心智。道德是做人处世的根本，刑名之学只是次要的东西，只能起辅助作用。以道德教化人们，人们尚且流于末流，争趋财利而犯科，何况朝廷下诏命令他们学习这些枝节知识呢？希望陛下追回前诏，使天下读书人都能注重修养自己的品德。”

宣和三年，陈师锡居南徐。一日午间休息，梦中到达一处，殿宇巍然，其中有人冠服如天帝，端坐正中，侍卫环列。司仪引导他拜礼殿下，然后奉命升殿，安抚慰问，并让他写下平生论事奏简及诗文进呈。天帝高兴地说：“已安排卿第六等官。”于是醒觉。他叫来儿子，引他的手抚按在头顶，温热如火，并告诉他这个梦中的情境。说完，陈师锡便又睡去，过了一会儿睡醒后，又对他的儿子说：“刚才又梦见进入三间黑漆屋。这是棺椁的征兆，看来我将不久于世了。”于是，陈师锡与亲戚家人互为敬酒告别。当夜深人静之时，静坐而终。

怎样才能治好国家

魏惠王问孟子怎样才能治好国家。

孟子说：“只要不去剥夺农民耕种的时间，粮食就吃不完；不拿过密的渔网去捕鱼，水产就吃不完；砍伐木材有定时，木材就用不尽。这样老百姓就感到满足了”。他还说，“在五亩大的住宅旁种上桑树，上了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丝棉袄。鸡和猪狗一类家畜不要耽误繁殖饲养的时间，上了七十岁的人就可以经常吃到肉。一家一户所种百亩的田地能及时耕种，数口的家庭就不会闹饥荒。认真的办好教育，孝顺父母，尊敬长上，老人就不再用为自己生活奔劳。这样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戴。”

魏惠王又谈到自己继位以来，被秦国和齐国多次打败，这是奇耻大辱，要怎样才能报仇雪耻呢？

孟子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口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共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总之，孟子劝魏惠王“施仁政，行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