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述
《大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是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朱熹重新编排《大学》,分经一章,传十章,此章朱本称“经一章”。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就是朱熹所说的“三纲领”,强调道德修养的三重境界:弘扬德行,使民众自新,达到教化天下的极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朱熹所说的“八条目”。
【原文】
大学之道①,在明明德②,在亲民③,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④,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⑤,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译文】
大学的宗旨,在于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在于使人弃旧向新,在于使人的道德达到最完善的境界。知道应达到的境界才能够确定志向;志向确定才能够心静不乱;心静不乱才能神思安稳;神思安稳才能思虑周详;思虑同详才能有所收获。每样东西都有根本有枝末,每件事情都有开始有终结。知道了这本末始终的程序,就接近事物发展的规律了。
【注释】
①大学:相对于小学而言的“大人之学”。古代八岁入小学,学习“洒扫应对进退、礼乐射御书数”等文化基础知识和礼节;十五岁入大学,学习“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
②明明德:前一个“明”字作使动词用,即“使彰明”,也就是发扬、弘扬的意思;后一个“明”字是形容词,明德,即光明正大的德性。
③亲民:程颐说“亲”当作“新”,即革新、自新。新民,使人弃旧图新、去恶从善。
④知止:知道目标所在。
⑤本末:本是根,末是梢,即根本与枝末;引申为始末、主次。这是古代重要的哲学概念。
【历代论引】
朱熹说:所谓“大学”,就是“大人之学”,是关于“穷理正心,修己治人”的学问。所谓“明德”,是指人天生具有的“良知”,它原本可以通晓万理、应对万事,只是由于受到气质禀赋的局限,人欲的扰乱与蒙蔽,有时会昏昧不明;虽然如此,人的“良知”一直潜行不息,绝不泯灭,所以学问之道,即是使“良知”彰明,恢复其最初面目,这就是“明明德”。又说:既要能够自我弘扬高尚的德行,又应当予以推广影响德化他人,使得人人都有良好的修养,以剔除先前所浸染的污迹,以求自新。又说:止,就是所应当停止的地方,即至善之所在。知之,则志有定向。静,指心不妄动。安,即所处而安。虑,是处事精详。得,即得其所止。又说:明德为本,亲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所先,末终所后。
王阳明说:“德,即一体之仁,即使是小人之心也一定拥有的。它是根植于天命的秉性而自然灵昭不能掩蔽其光芒的,因此称作‘明德’。……之所以称为‘大人之学’,也只是指去除其私欲的掩盖,使自己能够明彻了解自己的美好的‘天性’,从而恢复天地万物一体之自然天性。……天命之性,纯粹然而最为美好完善,‘灵昭不昧’者,这是其‘至善’的体现,是明德的本体,就是所谓的良知。”
孔颖达说:“彰显推广自己光明的品德。”
【原文】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①;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②;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③;致知在格物④。
【译文】
古代那些想要在天下弘扬光明正大品德的人,先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先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想要管理好自己的家庭和家族,先要修养自身的品性;想要修养自身的品性,先要端正自己的心思;想要端正自己的心思,先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想要使自己的意念真诚,先要使自己获得知识;获得知识的途径在于认识、研究万事万物的道理。
【注释】
①齐其家:治理好自己的家庭或家族。
②修其身:修养自身的品性。
③致其知:使自己获得知识。
④格物:认识、研究万事万物的道理。一说是摒除物欲。
【历代论引】
朱子说:“明明德于天下,使天下的人都能够明其明德。心,身体的主宰。推广我们已有的知识,使自己所知达到无限。穷究事物存在和发展的至理,以达到极致。”
王阳明说:“所谓致知并不是后世儒者所说的扩充知识的意思,而是指推致自己的良知。这里的‘良知’就是孟子所说的‘是非之心,人皆有之’,它不用思考就能知道,不用学习就能具有,所以称为‘良知’。它是天命之性,心之本体。……致知必在于格物。‘物’即事,‘格’即正。‘格物’即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就是去恶为善,使良知没有亏缺蒙蔽,这样方能达到至善。”
【原文】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译文】
研究万事万物所表现的形态,认识其中所蕴含的哲理,就可获得新的知识,增长智慧。在智慧的引领下,反观自身,我们才会更加深刻地理解我们自己,使内心意念真诚。内心怀着对万物的感念与诚笃,从而使我们对待客观的事物时,能够树立并保持不偏不倚的中正心态。内心固守中正诚敬,就有了修养品行的基础。有了自身高尚的品德修养,才能整治自己的家族。整治自己的家族后,才能治理好自己的国家。自己的国家治理好,才能使得天下太平。
【原文】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①,壹是皆以修身为本②。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③,未之有也④!
【译文】
上自一国君主,下至平民百姓,人人都要以修养品性为根本。若这个根本被扰乱了,家庭、家族、国家、天下要治理好是不可能的。如果不分先后、轻重、缓急,本末倒置,将应该重视的事情忽略了,应忽略的事情却重视起来,想要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这也是从来没有的事。
【注释】
①庶人:指平民百姓。
②壹是:都是。本:根本。
③其所厚者薄:当重视的不重视。薄者厚:不该重视的反加以重视。
④未之有也:即“未有之也”,没有这样的道理。
【历代论引】
程子说:“《大学》是孔子留传下来的书,是初学者进修德行的进阶门径。全靠这本书的存在,我们今天才能知道古人做学问的先后次序;至于《论语》和《孟子》,研读的顺序应在其后。学习的人从这本书学起,就差不多不会有错了。”
智慧运用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典句札记】
这句话讲的是“大学”教人的道理。古代所谓的大学是说成为大人的学问。比之于一般的“文学”“音乐”“绘画”都要高出的大学问,它比之于一般的单一学问的范畴要广,含有“道”的思想,比如说“茶道”。而这些道所负载含有的其他意义是需要自己去体悟的。要彰明自己的道德,就要不断的提升自己,从而能够亲善和帮助别人,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所以说真正有学问的人,应该是不断进步、不断修为,最终获得令人佩服的学问和修养的人。
德,做人的根本。《尚书》云:“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在古代,贤人志士崇尚德行,以道德感化、教化民众,从而使社会和谐,达到一种无为而治的理想境界。
中国传统哲学对于生命问题的思考,其功用不在于增加外界的知识,而在于提高心灵的境界。《大学》开章明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其修养的方法,则在于“三省吾身”“反躬求诸己”,每天拷问自己的良知,以生命付诸道德的实践。
古代典籍中有“蘧伯玉寡过知非”的记载。蘧伯玉是卫国的大夫,春秋时著名的政治家,姓蘧名瑗字伯玉。他二十岁的时候,个人的修养就已经达到相当高深的程度,每天都要对自己的言行做出反省,从而使自己每天都有所体悟,而不迷失自我。“逐日如是,日日自检。”天天坚持自省,天天自我做出评判与检讨,日日不息。于是他每天都能发现自己以前的失误。
世间没有完人,每个人都会有缺点。“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做错事并不怕,只要知错能改、改过自新就行。怕的是不能自我反省,自己不知错,还不愿意别人批评指出。尤其不可救药的是对自己错误不能够充分认识,还自以为是,并强制别人也以为是。而蘧伯玉数十年如一日,每天都在做着自省的功夫,“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改过迁善,常见前非,至五十岁时,犹追咎四十九年之非”。可见,德行的修养,在于坚持,在于诚笃。一个人一天不做坏事,是容易做到的;一月不做不合规范的事,也可以做到;但是,一生不做一件违心的事,则就极为难得而令人敬佩了。人生的修养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而是点点滴滴、日积月累的结果。
“明明德”的功用,表现为外在的行为,就是提高全民素质,造就新的高素质的民众。其最终的目的是达到“至善”的最高境界,借用现代的话来说,就是实现和谐。
人类是推动社会历史不断发展的主体因素,但是个人在历史长河中又是极为渺小的。从人的心理上来讲,人人都想出人头地,争做先锋。这是人的欲望之一。可事实上呢,由于受到个人性情、教育程度、环境机会等因素的影响,结果总是不那么让人乐观。少数人出类拔萃,叱咤风云;个别人自甘堕落,作奸犯科;而绝大多数人都平平庸庸,安于现状。这是一种规律,谁都无法改变。然而,无论如何,从自己做起,淡泊明志,洁身自好,静心修身,提高素养,做一个有益于社会、有益于他人的人,这是历史前进所呼唤的,更是人类文明所要求的。而这一点,对于我们每一个普通人来讲,应该是不难做到的。无论你从事何种职业,重要的是先有进取的意识,有敬业的精神。这就是“明明德”的根本。
史例解读
三世辅臣,德高望重
富弼(1004-1083)北宋人,字彦国,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26岁踏上仕途,竭尽全力为朝廷尽忠。
年少时,富弼走在洛阳大街上,有人过来悄声说:“某某在背后骂你!”富弼说:“大概是骂别人吧。”那人又说:“人家指名道姓在骂你呢!”富弼说:“怕是在骂别人吧,估计是有人跟我同名同姓。”骂他的人“闻之大惭”,赶紧向富弼道歉。
年少的富弼分明是假装糊涂,却显示了他的聪明睿智。俯仰之间可见心胸之狭阔。20岁不到,富弼就以文章出名,被誉为“洛阳才子”。当时范仲淹已经颇有名气,认识富弼后,对富弼大为赞赏,说他有“王佐之才”,把他的文章推荐给当时的宰相晏殊。晏殊是奇才,不到20岁就考中进士,写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这一名句。他一眼看出富弼有发展前途,就问范仲淹:“这位洛阳才子可曾婚配?”范仲淹回答:“尚未婚配。”晏殊满意地点了点头。后来,纳富弼做了自己的东床快婿。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富弼升为知制诰,纠察在京刑狱。是年春,契丹国大兵压境,扬言要以武力扫平中原,要求大宋割地赔款才息兵。慌了手脚的宋王室,赶忙商议派大臣出使契丹求和,但朝中大臣皆因此行凶险,不敢前往。有人推荐富弼,富弼临危受命,被任命为大使,拜任枢密直学士,出使契丹。
见到契丹王,富弼问:“为何要出兵攻宋?”契丹王回答:“是你们违约在先,堵塞了关隘,所以我们要进攻。如果你们割地求和,我们可以撤兵。”富弼正色道:“我知道你自己并不想出兵,而是你的臣子嚷嚷着要打仗。你可知道他们都是为了自己牟利?”契丹王惊讶地问:“此话怎讲?”富弼说:“我大宋封疆万里,精兵百万,上下一心,若你们要用兵,能保证必胜吗?即使你们侥幸获胜,也要损伤过半,这些损失你那些好战的大臣能够弥补吗?如果我们还像以往那样互通友好,大宋每年赠给你的钱帛,还不都是你契丹王一人任意支配吗?”
契丹王想了想,点头称是。富弼又说:“至于我国堵塞关隘,本是为了防范叛军,并不是为了进攻他人。若是为了进攻,就不堵塞关隘了,而是要打通关隘,前去进攻了!”契丹王觉得富弼说的都是实话,第二天就邀富弼一同打猎,但他提出一个条件:“如果能割地给契丹,则两国可长久修好。”富弼问:“为什么?”契丹王说:“我们都以每年领受你们的钱帛为耻。”富弼马上反问道:“你们以得地为荣,我们必以失地为耻!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想让我们割地求和,万万不能!”
面对这个既善辩又强硬的来使,契丹王感到无奈,最终不再要求割地。就这样,富弼不避生死,不辱使命,只说了一番话,就打消了契丹国进犯的图谋,使两国化干戈为玉帛,此后的几十年间,两国一直和平相处。
富弼后来又出使契丹,也大获成功,展示了其超人的胆识和外交能力。他第一次去契丹时,家人来报,说他的女儿死了,他不顾而行;第二次去契丹前,他的妻子生了个男孩,他来不及看一眼,就启程了。到了契丹国,每得家书,他连拆都不拆。随从不解地问:“这是家书,为啥不拆?”他回答:“拆了,徒乱人意!”
神宗年间,富弼见神宗重用王安石,知道自己不可与之争,于是称病退休,欲回洛阳,上疏几十次才被准许。但每遇国家大事,他仍建言献策,畅所欲言。
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八月,富弼在洛阳病逝,年80岁。他死前还上疏神宗:现在朝中多有投机钻营的小人,非国家之福,应予以廓清。神宗读后十分哀痛,辍朝三日,出祭文致奠,赠太尉,谥文忠。随后富弼配享神宗庙。
纵观富弼一生,他始终以朝廷及百姓的利益为重,先后担任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宰相,在处理外交、边防及赈济灾民方面取得显著成就,又性情至孝,恭俭好修,与人言必尽敬,虽微官及布衣谒见,皆与之有礼。司马光称颂他为“三世辅臣,德高望重。”
德声大振于边疆
羊祜(221-278),字淑子,西晋大臣,泰山南城人(祖籍新泰羊流)。羊祜早年丧父,青年时博学多才,能文著称,身材魁梧,眉目清秀。曹魏末年,被文帝召见并封为大将军,另被拜为中部侍郎,后曾任关中侯、秘书监、相国从事中郎,中领军悉统宿卫等职,参与司马昭机密。
晋武帝司马炎代魏后,因羊祜辅佐有功,被授为中军将军、加散骑常侍。泰始五年(公元269年),晋武帝与他策划灭吴,以尚书左仆射都督荆州诸军事,坐镇襄阳。在其十年,广泛开设乡村学校,治理地方秩序,并开屯田,储军粮,为灭吴做了充分准备。
他针对当时“军无百日之粮”的窘况,号召士兵屯田开荒八百余亩,几年之内积存了供十年用的军粮,既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又充实了军用物资。他开设学馆,重视教化,关心民众,“甚得江汉民众之心”。他常身着便服,带少数随从,了解下情,与士兵共甘苦,深得士兵爱戴。羊祜对东吴官吏实行安抚政策,对来降的吴人予以奖励,并允许其来去自便。有一次,部下抓了两个牧童作为俘虏献上来,羊祜了解情况后,派专人把两个牧童送到吴地父母处,牧童全家感激涕零,到处称颂羊祜恩德。在两军交战中,吴将邓香侵犯夏口,被活捉,羊祜开导一番后就把他放了回去,不久,邓香率部来降,吴将陈尚、韩景较顽固,屡犯边境,羊祜令部下追斩之,然后又厚礼殡葬,陈、韩子弟来迎丧,羊祜以礼相待。
为此,羊祜德声大振,吴国官兵为之悦服,就连与羊祜在边境对峙的吴国将帅陆抗也说:“祜之德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后来与陆抗互通使节,各保分界,于是边界进一步得到安宁。
曹操断发
曹操(155-220)字孟德,小名阿瞒、吉利,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曹操虽然生性多疑,野心很大,但在军队中却留下了美名。
一次麦熟时节,曹操率领大军去打仗,沿途的老百姓因为害怕士兵,都躲到村外,没有一个敢回家收割小麦的。曹操得知后,立即派人挨家挨户告诉老百姓和各处看守边境的官吏:现在正是麦熟的时候,士兵如有践踏麦田的,立即斩首示众。曹操的官兵在经过麦田时,都下马用手扶着麦秆,小心而过,没一个敢践踏麦子的。老百姓看见了无不称颂。可这时,飞起一只鸟惊吓了曹操的马,马一下子踏入麦田,踏坏了一大片麦子。曹操要求惩治自己践踏麦田的罪行,官员说:“我怎么能给丞相治罪呢?”曹操说:“我亲口说的话都不遵守,还会有谁心甘情愿地遵守呢?一个不守信用的人,怎么能统领成千上万的士兵呢?”随即拔剑要自刎,众人连忙拦住。后来曹操传令三军:丞相践踏麦田,本该斩首示众。因为肩负重任,所以割掉自己的头发替罪。
曹操断发守军纪,这种要求别人做到,自己率先做到的方法,在约束了军队的同时,彰明了自己的道德,成为千百年来的美谈。
重德之人
陈重,东汉时名士,今江西新余市人。年轻时与鄱阳雷义在豫章郡(今南昌)同学《鲁诗》与《颜氏春秋》,两人非常友好。郡守张云推荐陈重为“孝廉”,陈重让给雷义,张云没有答应。第二年,雷义也被推荐,两人同在郎署为官。
任职期间,有同僚负债数十万钱,债主催逼甚急,陈重秘密代为偿还。此人发现后非常感激,要重谢之,陈重婉言谢绝,终不言惠。同舍一郎官回家时误拿别人的衣服,失主怀疑是陈重所为,陈重不予争辩,并买衣服相赠。事后那人把误拿的衣物归还主人,弄清了事实,对陈重非常钦佩。
后来,陈重与雷义同时进京任尚书郎。雷义因代人受过,被免官。陈重见雷义如是,也称病告退。
陈重回乡后又被推为“茂才”,到细阳任县令,有政绩,拟升为会稽太守,因姐姐逝世奔丧未去上任,后又为朝廷司徒官保荐为侍御史,卒于任上。
明德之心
许衡(1209-1281),元朝著名学者。字仲平,号鲁斋,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历任国子祭酒、中书左丞、集贤殿大学士、领太使院等职。为官敢于直言,一生致力于教育,并亲自编写《中庸直解》《大学要略》。有《鲁斋遗书》传世。谥文正,封魏国公。是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天文历法学家”。
许衡青少年时即聪敏勤学,立志学以致用,一生博览群书,有高尚的道德情操,留下了“梨无主,吾心独无主乎”的千古佳话,成为人们效仿的楷模。
《元史·许衡传》记载:宋朝末年,天下大乱,百姓背井离乡,四处逃难。天兴二年(1233),蒙古兵逼临许衡的家乡新郑县。许衡从河阳经过,正值酷暑季节,由于长途奔波,天气又热,喉干口渴。同行的人发现道路附近有一棵梨树,树上结满了鲜嫩的梨子,众人争相摘梨解渴。
人们吃着摘来的梨子,坐在树下乘着阴凉,感到一阵惬意。只有许衡独自忍受着干渴,端坐着不为所动。同行的人觉得很奇怪:难道他不渴吗?
于是便有人对许衡说:“先生,路途遥远,也摘颗梨吃吧,权且解渴。”
许衡回答说:“那梨树不是我的,怎么能随便去摘取别人的果实呢?”
那人说:“社会动荡,兵荒马乱的,大家都各自逃难,这棵梨树的主人恐怕早已逃走了,您又何必固执迂见呢?”
许衡说:“虽然梨树没有主人,难道我的心也没有主人吗?”
“我心有主”,这是挺直着脊梁的一句铮铮名言,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做人底线。“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能够在外在诱惑的境况下,坚守着道德的操守,恪守着做人的准则,固守着廉耻与尊严,守护着自己心灵的洁净,不为利诱,不被色动,这是人格的最高境界,也是道德的完美体现。
古人说:“义士不欺心,廉士不妄取。”人生活在这个充满诱惑的世界上,随时随地都会面临取舍的选择,而物欲和美色的诱惑,往往令人难以自守,稍有松懈,就会迷失自我。能够恪守“我心有主”,实为不易,值得敬佩。
“梨虽无主,我心有主”,这不只是一种做人的准则,也是一种道德的修养,更是一种精神的境界。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典句札记】
此句话讲的是人的认知过程。人的认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人的认知的第一步是对感性知识的机械积累,通过大量的基本知识学习的量变而达到的从中总结出规律的质变。人对于规律的掌握程度的不同,又可分为不同的境界:坚定志向的人;静默的人;安详如泰的人;深思熟虑的人;获得某种功德和智慧的人。
动与静是生命的基调。动是进取的姿势,是积极奔赴、有所承担的形象;静是心灵的常态,是回归心灵的栖居。动是行为的实践与择取,使我们求证、拥有;静给我们以休憩与颖悟,让我们思考、品味。动是不甘固守而打破庸常的奋然前行,静是休养德行的必由之路。
在喧哗而又忙碌的尘世,很难分出一点闲情来体悟生命之本源。于是,喧闹、纷争,甚至于碌碌无为渐渐占据了我们所有静谧的生命空间!常有一种疲惫、焦虑的不安,袭向心灵深处,让人茫然无所寄处。
静是一种感受,是一种心灵的升华。当你闲居独处于静雅陋室,抛却一切世事纷扰,品一杯香茗,任思绪随袅袅轻烟飘飞,不经意间静由心来,这是一种淡淡而惬意的静。如果还能够有一曲喜欢的旋律陪伴,抑或敲出一段心情文字,自是“小静”有所“小得”了。
真正的静,其实是一种境界。诸葛亮有“宁静致远,淡泊明志”的睿智哲言。意思大概是保持心灵的宁静,不事张扬,向着心中那个目标做出实实在在的努力,从而实现自己远大的理想。怀着恬淡自在的心境,使自己的心灵得到自然的滋养,在宁静淡泊中,渐渐走近人性的真正本源。“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意思是说人们在树立了自己所要达到善的最高境界的志向时,应当心怀宁静,使浮躁的心绪回归透明纯净,不要让过多的杂念干扰我们的思考。这种静的境界,应该是贯穿人生始终的修行,让我们不断反观自己的内心,在纷纷攘攘的尘世中,不断认识并超越自己,塑造自己的人格魅力,创造人生道德的至高境界。
静不仅是一种美,更是一种智慧的心境,是看穿人生沉浮的顿悟。那种“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的从容与安适,总令人感佩。静而生境,则绝虑忘忧。怒云狂飙,终为雨露,归于静美。倘若我们能够在自己的心灵里存留下宁静的一角,不仅使自己的思想得以寄留,也使我们能够从简单麻木的庸常状态中走出,在喧闹忙碌中分出一点闲暇去体悟生命的真正本源。
当摒弃世间尘俗的杂念,挣脱掉所有缘于物欲的吟哦,在心绪的骚动平静下来之后,在动之侧冥想静之优越,在动之畔沉思静之空灵,静便自心而生。
茫茫人海,芸芸众生,我们每个人都只是沧海中的一粟。然而就是这每一粒粟,装点着精彩纷呈的世界,使得世界如此的神奇微妙。那么,就让我们的心灵从蓝天白云、幽谷山林般的安谧中获取一份宁静,静静地来,静静地走过,然后静静地离去。
史例解读
静而后安
韩琦(1008-1075),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属河南)人,出身世宦之家,父韩国华累官至右谏议大夫。韩琦3岁父母去世,由诸兄扶养,“既长,能自立,有大志气。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纯一,无邪曲,学问过人”。
韩琦为人沉稳大度,没有什么不能容忍,早在他在学堂读书的时候,名望已经传遍天下了。他与同学堂的王拱辰,还有御史叶定基,一同被派到开封府掌管科举考试。王振辰和叶定基经常发生争吵,而韩琦坐在室内批阅试卷,好像什么都没有听见一样。王拱辰埋怨说,韩琦不帮助自己,到韩琦的幕室,对韩琦说:“你是在幕室中锻炼气度吧?”韩琦脸色平和的向拱辰道歉。韩琦在征讨叛军时,颜师鲁与英公李勣不和,颜师鲁在韩琦那里说李勣的坏话,而李勣也在韩琦那里说颜师鲁的坏话。韩琦听后从不将这些话说出去,所以颜师鲁和李勣才没有闹起来。否则就不得安宁了。韩琦的度量宽大不但是在工作中,也体现在平常生活中。
在韩琦管理北都时,一次,有一位表兄弟献给他一只玉盏,玉盏从里到外没有一丝斑点,果真是绝无仅有的好东西。韩琦用百两金子答谢了表弟,将玉盏视为珍宝。于是召集显要官员,特意准备了一桌饭菜,用绣着花纹的衣服覆盖着桌子,把玉盏放在上面,供大家欣赏。哪知道一个武官不慎碰倒了桌子,玉盏摔得粉碎,在座的客人都很惊愕,那个武官趴在地上等着发落。韩琦却不慌不乱,笑着对那武官说:“东西总归有它破损的时候,你有什么罪?”
慎思的好处
徐彦伯,名洪,兖州瑕丘(今山东兖州东北)人。七岁能写出好的文章。曾在太行山搭草庐居住。后来以高明的建议而高中官位。
徐彦伯任太子宾客时,正值则天皇帝清除异己,大兴冤狱。有不少读书人乃至王公大臣因语言不慎而被治罪,致使朝野上下,人心惶惶,不可终日。鉴于此,徐彦伯撰写了《枢机论》一书,反复阐述“多言”的危害,告诫世人“慎言”谨行。他认为言论是道德的手柄,行为的主宰,志向的端绪,立身的表现。它像是一个人的枢机,只要发动,外物就会随之有所感应,得失就会立即表现出来。语言可以帮助自己成功,也可以毁灭自己、败坏事业。它同自己的灾祸、幸福、光荣、耻辱密切相关。如果能经过思考以后再说,反复推敲之后再做出表达,看准对象以后再谈论,深思熟虑之后再行动,那么后悔的事情就不会发生,怨恨仇隙也不会到来。只有做到“慎思”,而后才可“谨言”。
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典句札记】
此句讲事物之间存在有先后的秩序——根本和末节,也可以说是开始和终结,只有懂得它们之间的关联,才能体悟到事物的本质,获得大“道”。此处的“道”主要说修己治人的道理。
常言道:“万物有理,四时有序。”这里的“序”,乃顺序、次序、程序之意,也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过程和步骤。
事物存在的基本形式是时间和空间,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上展开的,如农业中的粮食种植活动,就可以分解为松土、播种、施肥、灌溉、收割、打碾等多个环节。如果不在一定的时间播种,或者把收获和施肥的次序颠倒,那么粮食种植就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
从社会角度看,科学、严谨、规范的程序有利于实现和维护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反之则会带来损害。我们的身边不乏不讲程序、不重程序的事情。为政者,如果能时时处处记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的道理,凡事遵循自然规律,严格按照程序办事,那么,加快发展,为民造福“则近道矣”。
史例解读
物有本末
墨子是中国先秦墨家学派创始人,中国战国时期著名思想家、科学家。
有一次公输盘给楚国制造云梯这种器械,制成后,要拿去攻打宋国。墨子听到后,就急急忙忙从鲁国动身,走了十天十夜,到达郢都,去见公输盘。
墨子见到公输盘后说:“北方有人欺侮我,我想借助您的力量杀掉他。”
公输盘不高兴了。
墨子说:“请让我奉送给您十金。”
公输盘说:“我是讲道义的人,绝不能平白无故杀人。”
墨子站起来,拜了两拜,说:“请让我说几句话。我在北方听说您造了云梯,要拿去攻打宋国。宋国有什么罪呢?楚国有的是土地,缺少的是民众,如今去杀害自己缺少的民众而争夺自己并不缺少的土地,不能说是聪明。宋国并没有罪而要去攻打它,不能说是仁爱。懂得这个道理,却不据理力争,不能说是忠诚。争论而达不到目的,不能说是坚强。自己说讲道义,杀少量人还懂得不合理,却要去杀众多的人,不能说是明白事理。”
比扁鹊医术高明的医生是谁?
魏文王问名医扁鹊说:“你们家兄弟三人,都精于医术,到底哪一位最好呢?”
扁鹊答说:“大哥最好,二哥次之,我最差。”
文王再问:“那么为什么你最出名呢?”
扁鹊答说:“我大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发作之前。由于一般人不知道他事先能铲除病因,所以他的名气无法传出去,只有我们家的人才知道。我二哥治病,是治病于病情初起之时。一般人以为他只能治轻微的小病,所以他的名气只及于本乡里。而我扁鹊治病,是治病于病情严重之时。一般人都看到我在经脉上穿针管来放血、在皮肤上敷药等大手术,所以以为我的医术高明,名气因此响遍全国。”
魏文王说:“你说得好极了。”
事后控制不如事中控制,事中控制不如事前控制,可惜大多数的人均未能认识到这一点,等到错误造成了重大的伤害才寻求弥补,有时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始终坚持自己的志向
王浚(206-286),字士治,弘农湖县(今河南灵宝西南)人。西晋著名军事家。官至抚军大将军。王浚博通典籍,姿容修美,只是不拘小节,不为乡邻所称。年长以后,幡然悔悟,毅然改变原来的处事风格,严格要求自己,变得通达事理,胸怀开阔。
历史之所以引人入胜,往往是其中人物非同寻常的言行和经历。王浚在还未得到任用而僻处家乡之时,在家中造房子,就表现出他的远大志向。据《晋书·王浚传》说,他“开门前路广数十步”(在宅院门前开辟了一条数十步宽的路),乡人不解,问:“你在家门口修这么宽的路有什么用?不是过分了吗?”王浚说:“以后成就事业了,仪仗扈从出入方便啊。”人们听了之后冷笑而去。
王浚对乡人的嘲笑并未表示出不快,他只是引述《史记》中的话:“陈胜不是说过‘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话吗?”以此来重申他的志向。
王浚的婚姻也颇具传奇色彩。凉州刺史徐邈的女儿才貌俱佳,贤淑有主见,一直没有遇到如意郎君,待字闺中。一次,徐邈在家中设宴款待宾客。他的女儿在内室观察,她指着一个人对母亲说:“就是他。”她遴选的如意夫君就是王浚。而当时王浚还只是一名地位低微的小吏。
王浚初为河东郡从事,为羊祜所赏识,转巴郡太守、广汉太守,有“惠政”。迁益州刺史,泰始八年(272年),晋武帝司马炎谋攻东吴,经羊祜推荐,授王浚龙骧将军,监益、梁诸州军事。奉诏修建战舰,训练水师,做战争准备。史书说当时的“舟楫之盛,自古未有”。公元280年,王浚率军沿长江东下,开始伐吴之战。当年三月,王浚大军开进吴国都城建业(今南京),东吴政权宣告结束。王浚在平吴战役中立了大功,又升迁为抚军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加特进散骑常侍、后军将军。
唐朝诗人刘禹锡的《西塞山怀古》写道:“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说的就是王浚攻陷吴国都城的历史事实。“大行不顾细谨。”
做大事的人,不必在那些小节上浪费精力和时间,更不必在意别人的讥嘲与评价,尤其不要受那些目光短浅之人的风言风语的干扰,只是向着自己的目标不懈努力。
知敌之帅,料战争成败
田忌,生卒年不详,名忌,字期,又曰期思,封于徐州(今山东滕县南),故又称徐州子期。战国初期齐威王时的名将,后因和齐相邹忌不和奔楚国。
有一次楚王问田忌:“齐国和楚国交战,楚国如何才能取得胜利?”
田忌答道:“齐国如果派申孺为将,楚国出动5万人马,派上将军率领。齐国如果派田居为将,楚国就出动20万人马,派上将军率领。齐国如果派眄子为将,楚国将应该出动全国的兵马,由大王您亲自率领,我跟随相国上将军担任左司马,这样才能够使你幸免于难。”
没过多久,齐国和楚国爆发战争。齐国派申孺为将,率大军进攻楚国。楚国按照田忌的说法,出动5万人马,派上将军率领。战争开始不久,楚国就斩申孺首级而归,齐军大败。
齐王大怒,派眄子为将,率领大军大举进攻,楚国按照田忌的说法出动全国兵马,并由楚王亲自率领。田忌跟随相国上将军担任左右司马,全力以赴,楚军刚刚抵挡得住,双方打成平手。
楚王于是问:“先生为何很早就知道结果呢?”
田忌回答说:“我不过是十分了解齐国的将军而已。申孺傲慢自大,嫉贤妒能,因此必然失败。田居尊重贤者却轻视普通人,因此与他交战可能会一胜一负。而眄子不同,他既尊重贤者又爱护普通人,所以眄子带领的队伍必然会团结一致,这也正是楚国要全力对付的原因。”
贾诩能预知追敌时机
贾诩(147-224),字文和,武威姑臧(今甘肃武威)人。三国时期魏国著名军事家、谋士。三国时期被称为毒士,鬼才,善用计谋,被称为三国最聪明的人之一。先在李傕帐中任谋士,后又成为张绣的谋士。张绣曾在宛城用他的计策打败了曹操,张绣兵败后他劝张绣和自己都归降曹操。
当初,曹操征伐张绣时,围攻不久便领兵撤退。张绣想去追击,贾诩说:“不能去追击。”张绣不听,果然失败回来。贾诩说:“赶快再去追击,这次肯定能取胜。”张绣于是集合起散乱的士卒,再次去追击曹操,果然取胜了。胜利归来后张绣问贾诩:“第一次我用精兵追击曹操的退军,而您却说一定要失败。我撤退回来,第二次又以失败的士卒追击胜兵,您却说一定能取胜。两次的结果都像您说的那样,为什么两次都不合常理,却都应验了呢?”贾诩说:“这个容易解释。军事形势纷纭,具体情况各不相同。将军虽然善于用兵打仗,但不是曹操的对手。魏军刚刚撤退,曹操一定守在部队后面。你的追兵虽然精锐,但为将的既然不是对方的对手,士卒就不用说了,因此知道你一定会失败。曹操进攻你的时候并无失策,但还没有全力进攻就撤退了,一定是因为曹操后方出现了问题。曹操既已打败了你,一定会轻军快进,留下大将守在后面。留在后面的将领虽然勇敢,但不是你的对手。所以即使派失败之兵追击也能取胜。”张绣因此佩服贾诩的才能。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
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典句札记】
这一小段采用先果后因的顺序,主要讲的是自身的修养和所要做事情的那种由内而外,由小到大的层进关系:认知到诚意、正心、修身,修身后才能够齐家、平天下。
诚信是道德的基础和根本,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所在,是社会发展的基石。
历史在不断前进,人类也在不断进步,这是不可抗拒的主流。但是,在前进的潮流下,也会产生不和谐的芜杂,比如诚信的缺失。处于后商业时代的人们,急于聚敛财富,一切唯钱是举,越出了基本的道德底线,欺诈造假、见利忘义、损人利己,这一切随处可见。它对社会所造成的伤害,我们感同身受。这不仅是一种倒退,更是人性的堕落。
《程氏遗书》中说:“学者不可以不诚,不诚无以为善,不诚无以为君子。修学不以诚,则学杂;为事不以诚,则事败;自谋不以诚,则是欺其心而自弃其忠;与人不以诚,则是丧其德而增人之怨。”这些道理,值得我们深加体味。
史例解读
用黑白豆检验修身
赵叔平,北宋人,自幼学习刻苦,天圣年间一举考中进士。他一生注意品德修养,乐善好施,受到世人好评。
赵叔平认为,人生一世应该多做善事,不做恶事。无论做善事,还是做恶事,都受思想支配。因此,他特别注重正心克己,不断清除私心杂念,使善心永远战胜恶意。
为了检验自己的善恶之心,赵叔平曾找来三个器物,用一个器物装黑豆,一个器物装白豆,中间的器物空着。头脑中若有一善念萌生,他就取一个白豆投入中间的空器中,若有一点儿私念或恶意,就取一个黑豆投入中间的空器中。到了晚间,再把空器中的白豆和黑豆倒出来数一数,以检验一天中的善念和私心杂念各有多少。
第一天过去了,赵叔平数了数空器中的白豆和黑豆,结果是黑豆多而白豆少。知道自己克己修养功夫还差得远。
第二天,赵叔平又数了数空器中的白豆和黑豆,仍然是黑豆多而白豆少,但和第一天比起来,黑豆少了一个,白豆增加了一个。
第三天,仍然是黑豆多白豆少,但和第二天比起来,黑豆又少了一个,白豆又增加了一个。
过了一段时间,白豆和黑豆一样多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白豆多而黑豆少了。
又过了一段时间,空器中只有白豆而无黑豆了。赵叔平的心中只有善意而无私心杂念了。
赵叔平就是这样严于克己,只要头脑中私心杂念一闪,就要立即去掉,永远使心地纯一为善,一辈子不做坏事。
正人先正身
封轨,字广度。北魏时渤海人。沉谨好学,博通经传。性格方直,为时论推重。官至征虏将军。
封轨与光禄大夫武邑孙惠蔚志同道合,相互见重,引为挚友。惠蔚经常赞叹封轨:“封先生对于经义,不只在于章句解说中有独特的见解,尤其能够把握宏旨脉络,统括思想,在这方面我不如他,差距很大啊。”
封轨自律严谨,节操高尚,仪容整洁,威仪堂堂。于是就有人说:“有知识的人大多不修边幅,您这个贤达之士为什么独自不同?”封轨听了笑着说:“修养高尚的人使自己的衣服帽子整洁端庄,目不斜视,行为庄重,这是应该的。为什么非要做出蓬头垢面的样子,才认为是贤德呢?”非议他的人听了之后,很感惭愧。
封轨深为尚书右仆射郭祚所了解。郭祚常对儿子郭景尚说:“封轨、高肇二人,都是国家的栋梁之才,将来必然重用。我平生不轻易推荐人,而多次推荐这二位,不只是为国进贤,也是为了你们兄弟将来的榜样和依靠。”封轨以方直自业,高肇也以风概立名。尚书令高肇官拜司徒,高肇送迎往来,而封轨竟然从不往见。高肇四顾不见封轨,回到家后,自叹:“我一生自以为没有违越修养的原则,今日举措,不如封先生很远啊。”封轨以“务德慎言”作为修身之本,认为“奸回谗佞”是世间最大的祸患,因此著有《务德》《慎言》《远佞》《防奸》四篇戒铭,可惜其文字未能传载于典籍。
太和年间,封轨官拜著作佐郎,很快又升任尚书仪曹郎中,兼员外散骑常侍。封轨曾奉命出使高丽,高丽王云恃其偏远,借口卧病不愿亲自接受诏令。封轨正色诘责,喻以大义。高丽王云于是北面拜受诏书。此前,契丹掳掠边境居民六十多人,又被高丽掳掠东归。封轨发出公文声讨,高丽王云当即全部给以资费送回。有司奏称封轨远使绝域,不辱朝命,并使边境居民归来恢复生产,功宜加爵封赏。世宗下诏官升一级,转考功郎中,除本郡中正。渤海太守崔休调任吏部郎官,以其兄政绩考核事请托封轨。封轨说:“法者,天下之平,不可因旧交亲情而使之有所亏损。”崔休叹服其正直和坚持原则的精神。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典句札记】
此句把上处章节的话,按照先因后果的方法运用正写的顺序来叙述,也是讲通过认知从而修身,修身而后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格物致知”在儒家的道德观中,“物”是指“天下事物之理”,“格”的意思是穷尽。就是说我们要研究探求一切事物的规律,这叫格物。“致知”是指更深地发展我们的知识学问。对外界事物进行深入的认识,使我们对一切事物都能够明了,这叫“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即指格除物欲的蒙蔽,推致自己的良知。唯有摒除物欲,我们才能使自己的心灵回归本真。
修己安人或修齐治平,是儒家治国哲学的基本条件。人作为历史的存在、道德的存在,参与天地化育、社会改造,就需要孜孜不倦的自我省察及努力。那么如何去做呢?从哪里做起呢?从“格物”做起,从“致知”做起。“格物致知”,不仅要推究事理,扩充知识,更要摒除物欲,回归本真,从而使自己的行为得正。
史例解读
家不齐,如何治国
王举正,字伯仲,真定(今河北正定)人。宋仁宗时任给事中、参知政事。岳父是宰相陈尧佑,“荣盛无比”。妻子凭借娘家势力,对王举正蛮横不敬。当时,御史台推荐李徽之做御史,李徽之是王举正朋友的女婿,王举正认为李徽之不合格,就以给事中的职责驳斥对李徽之的推荐。李徽之因此怀恨并且控告王举正说:“妻悍不能制,如谋国何?”意思是说你连家里的老婆都管不了,如何能够治理好国家呢?王举正听到了,不得不自动要求离职,以礼部侍郎职衔出任许州。
正心能够治国
杨云翼(1170-1228),字之美。祖籍赞皇檀山村(今属河北赞皇)。杨云翼生于世宦之家,自幼天资颖悟,刚学会说话就能“画地作字,日诵数千言”。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杨云翼得中状元,授官承务郎,应奉翰林文字。此后官至礼部尚书兼侍读。杨云翼天性雅重,自律极严。他交友重义气,为朋友死生祸福在所不辞。对国家之事,他知无不言,且极具远见。杨云翼博学多才,对历法、医药、经学均有研究,著作除文集外,尚有《续通鉴》《周礼辨》等。他是金朝杰出的人物之一,与赵秉文被金史誉为“金士巨擘”。正大五年(1228)去世,谥赠“文献”。
杨云翼为官期间,金朝已由盛转衰,内外交患。外与西夏对峙,由攻转守,受到侵吞的威胁;东部边界蒙古族虎视眈眈,时时存在被进攻掳掠的危险;又与南宋时和时战。内部吏治腐败,权臣专擅,矛盾重重,党争纷纷;国内横征暴敛,国力亏损,民不聊生,灾乱迭起。面对如此艰险的时局,他忧虑在心,勉力支撑,直言劝谏,不避权势,遂以刚正不阿享誉内外。同代人赞其“宏衍博大”“中朝第一”。
泰和年间,金兵频繁用兵南方。杨云翼对于这种穷兵黩武、不顾国家大局的祸国之举,极力反对。他从天时、地利、人和及历史发展的轨迹等方面进行对比,分析利害得失,坦诚直言:“国家之虑,不在于未得淮南之前,而在于既得淮南之后……”后来,金兵南伐大败,几至全军覆没,宣宗愧言无面目见云翼。
杨云翼为官清正,办案理事依据律令,不受上司甚至皇帝干扰、阻挠。一次,河朔边境的百姓因被蒙古骑兵追杀,被迫泅渡黄河进入南宋。后来这些百姓回到金国后,朝廷欲依法处决,云翼极力谏止,他说:“法所重私渡者,在于防止奸细混入,今平民百姓为兵所迫,奔入于河,只为逃生。如果使民不死于敌,而死于法,那么以后就只有屈从敌人一条路了。”这番话使宣宗幡然醒悟,百姓得以生还。
哀宗即位后,杨云翼升任礼部尚书兼侍读。在讲授《尚书》时,杨云翼对皇上说:“帝王的学问不必拘泥于章句之义,只要把握治理国家的要点和关键就行了。例如任贤去邪,如果处理得好,天下就会大治;处理得不好,天下就会大乱。有的人虽然说话不顺你的心,但却是深含哲理的忠言;有的人说的话,虽然听起来很舒服,但却损害了你的志气。诸如此类,关键在于使自己的心正、意诚,那么,问题就自然迎刃而解了。”
杨云翼患有风湿病,遇到风雨阴湿天气就疼痛难忍。皇上很关心他的病情,并亲自询问治好这种病的药方。杨云翼于是借医寓理,回答说:“只是先把心治好而已。心中没有病,邪气自然平息。治理国家也是同样的道理。如果君王先把自己的心放正,行为正派,那么正气就树立起来了,朝廷百官就没有人敢于作奸犯科,天下百姓也就自然安居乐业了。”皇上豁然明白。
杨云翼不仅政声卓著,练达吏事,直言敢谏,且文名大盛,与文人名士交往甚广,经常推荐贤才,鼓励后进。元好问曾盛称杨云翼云:“唯其视千古而不愧,是以首一代而绝出。”
诚信,不战而屈人之兵
鲁僖公二十五年(前634年),晋国攻打一个小国原国。原因是原国不愿臣服于他,而且不断地挑衅,制造事端。晋文公为平息动乱,完成霸业,决定讨伐原国。
晋文公在战前亲自部署作战方案,并在出发前说:“根据我们国家的实力,我们能够速战速决。以七天为期,降服原国。”晋文公命令部队携带七天的粮食,说七天打不下来就撤军。可是,到第七天原国还是没有投降。原国的将士在强大的晋国面前,虽然伤亡惨重,给养不足,陷于困境,但人人英勇顽强,在顽强的死守。
七天的期限已经到了,晋文公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继续打下去直到胜利;二是遵守诺言,撤兵。虽然,再坚持攻打,原国很快就会攻克,晋文公派往原国的间谍回来报告说,原国正在准备投降。于是军队统帅请求,等原国投降后再撤。可是晋文公不顾这种情况,还是下令撤退。晋文公说:“信用,是立国的根本,百姓靠它来生存。如果为了得到原国而失去信用,百姓失去了依靠,那我们是得不偿失的。”虽然晋文公没有用武力征服原国,但是他言而有信的名声传到了周围许多国家。第二年,晋文公又发兵攻打原国,这次他没有告诉士兵期限,而是说:“我们必须坚持到底,达到彻底征服原国的目的后再返回。”
原国人听到这个消息,知道晋文公不达目的不会罢休,于是战争没有打响就宣布投降了。另外一个不肯投降的卫国也投降了,不久其他的国家纷纷而降,推举晋文公做了霸主。
修身诚意的车夫
晏子做齐国宰相时,一次坐车外出,车夫的妻子从门缝里偷偷地看她的丈夫。
她丈夫替宰相驾车,头上遮着大伞,挥动着鞭子赶着四匹高头大马,神气十足,洋洋得意。
不久车夫回到家里,妻子就要求离婚,车夫问她离婚的原因,妻子说:“晏子身高不过六尺,却做了齐国的宰相,名声在各国显扬,我看他外出,志向思想都非常深沉,态度是那样谦逊,常有那种甘居人下的态度。而你身高八尺,才不过做人家的车夫,看你的神态,趾高气扬,却自以为挺满足,因此我要求和你离婚。”从此以后,车夫就谦虚恭谨起来。
晏子发现了他的变化,感到很奇怪,就问他,车夫也如实相告。
晏子就推荐他做了大夫。
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典句札记】
此句讲的是修身养性的重要性,上至天子,下到平民,一切都要以修身为做人处事的根本。
人在呱呱坠地的那一刻,从生命个体来说,都是平等、无差别的。但是,后来随着家庭环境、社会环境、自身教育等诸多外因的影响,人就有了差距,甚至天壤之别。有的人衣食无忧,有的人穷困潦倒;有的人名位显赫,有的人平庸无奇;有的人挥金如土,有的人身无分文。古往今来,莫不如此。
如果我们未能富贵名显,甚或处于庸碌穷困之中,不必怨天尤人,也不必自叹凄凉。而应以乐观的心态面对身边的一切,积极加强自身的品德修养,并凭借自身的努力去追求,去奋斗。即使不能成就一番事业,我们也会因此而自豪,因为我们是实实在在地活着,我们的行为合乎社会的规范,我们的人格是能够站立的,我们没有做出有愧于天地良心的行为。
史例解读
修身是唯一的根本
公孙龙,相传字子秉,赵国人(今邯郸),战国时期哲学家。公孙龙曾与赵惠文王论偃兵。
有一次,赵惠文王谓公孙龙说:“我致力于消除兵患,已经几十年了,可是还没有成功,战争消除不了吗?”公孙龙说:“消除兵患的根本,在于兼爱天下的心思。兼爱天下不可能用虚名做到,一定要有实际。现在蔺、离、石归属了秦国,你就穿上了丧服,束着头发;向东攻打齐国得到了城邑,你就设宴庆祝,秦国得到土地你就穿上丧服,齐国失去土地你就加餐庆祝,这不是兼爱之心啊!这就是不能成功消除战争的原因。”
试想假如有一个人傲慢无礼,不懂得修身,却想受到尊重,结党营私却想有好名声,号令繁又多,却想求得安静,残暴贪婪却想享有太平,即使是以贤明而闻名的黄帝尚且感到为难,更何况是一般的君主呢?
德化自成
程颐(1033-1107),字正叔,北宋河南府(今河南省洛阳市)人。出生于官宦世家,少年时即同其兄程颢一起求学于周敦颐。元祐初年,经司马光引荐,历任秘书省校书郎、崇政殿说书。与兄程颢世称“二程”,为理学奠基人。生前门人很多,世称伊川先生。著作有《二程全书》。其学说由后来南宋朱熹等理学家继承发展成为“程朱”学派。
皇祜二年,18岁的程颐上书宋仁宗,提出了“勿徇众言,以王道为心,以生民为念,黜世俗之论,期非常之功”的“应时而作”的变革主张(参见《河南程氏文集》卷五《上仁宗皇帝书》)。当时著名学者胡瑗主持太学,程颐所作《颜子所好何学论》,为胡瑗赏识,委以学职。
仁宗嘉祐四年,程颐27岁,科举廷试落第,此后就未再参加过科举考试。自谓“自少不喜进取,以读书求道为事”“未有意于仕也”。青年时期的程颐即以学识品行蜚声海内,不少朝廷大臣多次举荐他,他都以“学之不足”为由而“不愿仕”。四方之士慕名求教,于是他便在洛阳收徒讲学。
元丰八年,王安石集团失势,53岁的程颐在司马光、吕公著的力荐之下,出任汝州团练推官,并任国子监教授。元祐元年,被委以崇政殿说书。他向皇上上书说:“见解与知识一起增长,品德与思想同时养成。现在,普通老百姓都聘请品德高尚、知识渊博的名士做家庭教师,教育子女,熏陶培养他们的良好习惯。何况陛下现在还很年轻呢?即使天资聪明,也应力学不倦,而名师教诲的作用也不能忽视呀。希望陛下挑选一批名儒到宫中讲学,分别值班,以备陛下问难解疑。日积月累地坚持下去,高尚的品德一定会培养形成。”
当他听说皇上曾在洗脸时,躲开蚂蚁,不让水沫冲淹它们,于是询问皇上:“有这样的事吗?”皇上回答说:“我只是恐怕伤害他们而已。”程颐说:“陛下,您如果能推广这种仁爱之心,爱护百姓,用来处理天下所有大事,那么您就得到治理天下的要领了。”
程颐主张“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的修养方法。他认为,人的道德情操和思想境界的修养,主要依赖于“敬”,即排除杂念,把注意力集中到内心,使心志专一,始终保持敬畏的心境。同时,通过学习即“格物穷理”,具体研究天下万事万物所寓含的道理,不断充实自己,使自己的思想合乎理义。程颐进而提出自己的“格物致知”说。他认为格物即是穷理,穷究事物之理,最终达到豁然贯通,体悟天理。穷理的方法主要是读书、论古今人物、应事接物恪守礼仪等。他注重知、行结合,主张以知为本,先知后行,能知即能行,行是知的结果。
程颐的哲学思想,对宋明哲学产生了很大影响。后人评价说:“阐明正学,兴起斯文。本诸先哲,淑我后人。”清朝康熙皇帝还赐给两程祠“学达性天”的匾额。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典句札记】
此句是对于不以修身养性为根本的人的反对态度,如果不以修身养性来做根本,则会本末倒置,厚人所薄,薄人所厚。这就像是南辕北辙和竭泽而渔的做法一样,是不能够获得最终成功的。
古语云:“石可破也,而不可夺其坚;丹可磨也,而不可夺其赤。坚与赤,性之有也。性也者,所受于天也,非择取而为之也。”(见《吕氏春秋》)石头可以被打碎,但不能夺取它坚硬的本性;丹砂可以磨碎,但不能夺取它红色的本色。坚硬与红色,是其本性所具有的根本属性。本性,是自然生成的,不是通过选择而形成的。
每个人的才能都不一样,难以用一个标准衡量。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一个行业中的优秀人才,未必是另一个领域的行家。在同等条件下优先选拔重用有较高德行修养的人,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有百利而无一害。
史例解读
李德裕之志
李德裕(787-850),字文饶,真定赞皇(今河北省赞皇县)人,在唐代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38年)和武宗开成五年(公元840年)两度为相。
李德裕年少时,天资聪明、志向远大。他的父亲李吉甫常常在同僚面前夸奖他。宰相武元衡知道后,就把李德裕召来,问李德裕在家读些什么书,言外之意要探一探他的志向。李德裕听后却闭口不答。
武元衡把这种情况告诉李吉甫,李吉甫回家以后就责问李德裕。李德裕说:“武公身为辅佐皇帝之人,不问我顺应阴阳变化的政事,却问我读什么书,管读书的是学校和礼部的职责。宰相的话问的不恰当,所以我闭口不答。”
李吉甫将这些话转给武元衡,武元衡觉得十分惭愧。有的臣僚知道后说:“从这件事上可以知道,李德裕志向远大,有做三公和辅佐帝王的才能。”
以修德而立本
陈师锡,字伯修,北宋建州建阳(今福建省建阳县东北)人。时称闲乐先生。曾任监察御史、秘书省校书郎、殿中侍御史等职。后因党论削官。
陈师锡年轻时就有很好的声誉,神宗皇帝也闻知他的才华。熙宁九年,陈师锡参加廷试,奏请名次在甲乙之间,皇帝随意抽取一篇策对文章阅读,边读边叹赏,回头对侍臣说:“这必定是陈师锡的文章。”开启密封,果然不错,于是定名为进士第三名,调昭庆军掌书记。郡守苏轼对他很器重,倚以为政。
陈师锡与陈了翁友善。一日,二人同游园圃中,见天空中有雁阵飞过,就互相指雁阵戏言:“明年科试中魁的,当射中头雁。”伯修引弓射之,射中第三只,了翁没有射中。过了一会儿,又有雁阵飞过,了翁也射中第三只雁。伯修笑着说:“你可能是在我之后中榜吧?”了翁曰:“如果真是这样,那就应当接任您的职务。”到明年,伯修果然以第三名登第。三年后,了翁登第也是第三名,而且初授官职也是昭庆军节度掌书记,果真是接任了。因此,当初二人一同射雁的便厅便被命名为“射雁堂”。
元祐初年,苏轼多次上书荐举陈师锡,称赞其品行高洁质朴,文章冠绝当世。陈师锡由此升任秘书省校书郎。乌台诗案,苏轼被诬陷获罪,亲朋多畏避不相见,只有陈师锡独自设酒筵饯别,又安抚其家。
陈师锡任监察御史时,皇上曾下诏命令进士研读法律。陈师锡上书进谏说:“陛下正在大兴学校,推行德化,利用经典所阐扬的道德礼义、仁恕思想来开启读书人的天性,意在培养他们高尚的品质,不应该用刑名之学扰乱他们的心智。道德是做人处世的根本,刑名之学只是次要的东西,只能起辅助作用。以道德教化人们,人们尚且流于末流,争趋财利而犯科,何况朝廷下诏命令他们学习这些枝节知识呢?希望陛下追回前诏,使天下读书人都能注重修养自己的品德。”
宣和三年,陈师锡居南徐。一日午间休息,梦中到达一处,殿宇巍然,其中有人冠服如天帝,端坐正中,侍卫环列。司仪引导他拜礼殿下,然后奉命升殿,安抚慰问,并让他写下平生论事奏简及诗文进呈。天帝高兴地说:“已安排卿第六等官。”于是醒觉。他叫来儿子,引他的手抚按在头顶,温热如火,并告诉他这个梦中的情境。说完,陈师锡便又睡去,过了一会儿睡醒后,又对他的儿子说:“刚才又梦见进入三间黑漆屋。这是棺椁的征兆,看来我将不久于世了。”于是,陈师锡与亲戚家人互为敬酒告别。当夜深人静之时,静坐而终。
怎样才能治好国家
魏惠王问孟子怎样才能治好国家。
孟子说:“只要不去剥夺农民耕种的时间,粮食就吃不完;不拿过密的渔网去捕鱼,水产就吃不完;砍伐木材有定时,木材就用不尽。这样老百姓就感到满足了”。他还说,“在五亩大的住宅旁种上桑树,上了五十岁的人就可以穿上丝棉袄。鸡和猪狗一类家畜不要耽误繁殖饲养的时间,上了七十岁的人就可以经常吃到肉。一家一户所种百亩的田地能及时耕种,数口的家庭就不会闹饥荒。认真的办好教育,孝顺父母,尊敬长上,老人就不再用为自己生活奔劳。这样就能得到人民的拥戴。”
魏惠王又谈到自己继位以来,被秦国和齐国多次打败,这是奇耻大辱,要怎样才能报仇雪耻呢?
孟子说;“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口修其孝弟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共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总之,孟子劝魏惠王“施仁政,行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