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文治与武功

毛泽东的“武功”无论是在对日作战，还是对国民党的作战上都获得了绝对的胜利，蒋介石对此是深有感触的。蒋介石的五次“围剿”已经说明了一切。国民党不但没有将“共匪”剿灭，反而是越剿“共匪”越多；几百万军队对红军的围追堵截，同样也以国民党的失败而告终，最后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在陕北实现了大会师。如今，小日本投降了，但是，抗战八年，共产党却壮大了，共产党的地盘也扩大了，更为重要的是，共产党的军队也大得令人不敢小觑了。所以，蒋介石现在想通过重庆谈判，实现最大目的，就是削减共产党军队、控制共产党军队，其他的东西，他都可以放弃。真没有想到，毛泽东所说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这句千真万确的真理，蒋介石竟然也明白。他在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晚上，就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正午会谈对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心诚挚待之。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要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之迁就。”

而毛泽东的谋略与蒋介石却截然不同，毛泽东既注重军事也注重政治，既讲究“武功”也讲究“文治”。所以早在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就曾经高屋建瓴地说过：“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和战争是不可偏废的；他在赠给丁玲的《临江仙》中也有这样的一句：“纤笔一支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可见，毛泽东重视枪杆子，但是他也从来不小看手中的“笔杆子”。文治与武功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毛泽东在来重庆之前，对政治、军事内心都有着非常充分的准备。

在军事上，从延安出发之前，毛泽东曾经和刘少奇密谈了一天一夜，吩咐一切。后来刘少奇曾经透露了毛泽东谈话的一些内容，其中有一句话最为经典，毛泽东说：“须知蒋委员长只认得拳头，不认识礼让。”毛泽东这句话的意思已经非常明确了，他告诉刘少奇他到重庆之后，如果蒋介石向共产党的军队进攻，“动拳头”，我们就“动拳头”，给他有力的回击。回击得越猛烈，他在重庆说话就越有底气。倘若被蒋介石的“拳头”吓住了，他在重庆反而直不起腰杆了。

在政治上，其实毛泽东敢于只身赴渝，就已经取得了最大的政治资本，已经取得了政治上的最大胜利，就已经获得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政治上最大的支持和同情了。对蒋介石的风格，毛泽东是非常了解的，他深深知道，重庆的和谈，不过是蒋介石的一个幌子而已，是蒋介石在棋局上的一步刁棋而已。他无非是给一个“将军”。但是毛泽东的对手，似乎过于高估了自己这招刁棋，他以为没有人能够接着和他继续走下去，所以下一步怎么走，他自己竟然没有丝毫的准备。而蒋介石的对手毛泽东呢，他根本没有把蒋介石的这个高招看在眼里，毛泽东不过是走了一步“闲棋”而已。但是，蒋介石面对毛泽东随手而走的这步“闲棋”却措手不及了，在自己的这招“妙棋”被对方接着走下去之后，他的妙棋竟然成了死棋，倒把自己推到了死胡同里。

后来，面对受到极大欢迎的毛泽东，蒋介石显得特别烦躁，便把为他献计的吴鼎昌叫去，非常恼怒地训斥道：“好，好！你出的好主意，现在娘希匹他们真来了！你说，你说怎么办好？”

毛泽东亲临重庆，其实对“谈判”结果，根本就没抱什么更大期望，因为毛泽东早已将蒋介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禀性，看得再明白不过。毛泽东来重庆最大的政治意义，在于赢得世界反法西斯的正义的人们政治上的最大支持。他不过是借此堵住蒋介石的嘴巴而已，从而在政治上获得主动权。回到延安之后的10月17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他告诫人们说：“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事实证明，要把它变成现实的东西，还要经过很大的努力。”这就是毛泽东对重庆谈判所作的力透纸背的结论。

军事上的机宜，已经面授给刘少奇，具体的谈判事宜，毛泽东已全权交给了周恩来。所以毛泽东在重庆的四十三个日日夜夜里，反而是“无所事事”了。因而，有了广泛接触后方群众的机会，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所以，他在胸中布下了另外一招妙棋。他要通过自己独特的外交手段，广泛结交各界的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国民党进步左派……他要利用这个无事可做的“余暇”时间，在军事和政治之外的另一个战场上，给蒋介石以迎头痛击。他要利用自己的《沁园春·雪》，在重庆的文化领域里，做一篇更大的文章，和蒋介石再来一番特殊的较量——文化领域的较量。

几十年之后，很多研究毛泽东《沁园春·雪》的人，只是钻到故纸堆中，对毛泽东的《沁园春·雪》的写作时间、发表时间、艺术特色、写作风格、谁拿到报社发表的等等一些细枝末节感兴趣，却忽略了毛泽东在这个问题上无比高妙的精心策划和运筹帷幄。

毛泽东在这个特殊的时刻、特殊的地点，面对特殊的人物，拿出了这阕“有争议”的特殊的妙词。乍看，似一步随心所欲的“闲棋”，其实不然，这一切其实都是经过精心策划的，都完全在毛泽东的掌握之中。

毛泽东在重庆的四十三天时间里，他的“文治”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