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风波①

三月七日②，沙湖道中遇雨③，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而遂晴，故作此。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④。
竹杖芒鞋轻胜马⑤，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⑥，微冷，
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⑦，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注释】

①定风波：唐教坊曲名，后用作词调。又名定风流、定风波令、卷春空、醉琼枝。双调。此词六十二字，前段五句三平韵二仄韵，后段六句二平韵四仄韵。

②三月七日：指宋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三月七日。

③沙湖：地名，在黄州城东南三十里，又称螺师店。

④吟啸：吟诗长啸。

⑤芒鞋：草鞋。

⑥料峭春风：带着寒意的春风。

⑦萧瑟处：指方才遇雨之处。萧瑟指雨声。

【评析】

这首《定风波》作于元丰五年的三月七日，这是苏轼贬谪黄州的第三个年头。在这个时期里，诗人的心灵倾向于逐渐获得解脱，但生活的负担却越来越沉重地压在他的身上。为了生活下去，他先是托老友马正卿在郡中请得城东的营防废地数十亩，垦辟躬耕，是为“东坡”。后来他又在黄州东南三十里的沙湖买了一些土地，并亲往相看。本词题中所说的“沙湖道中遇雨”，即指诗人前往沙湖相田，途中遇雨的事情。

这本来是生活中的一件小事，出行在外，难免途中遇雨。携带雨具的仆人先走了，同行的人都被淋得狼狈不堪，可是唯独苏轼从容不迫，毫不介意，似乎身边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坚定地向前走去。词中通过这一极为平常的生活细节的描写，表现出作者对于生活的乐观坚定的态度，和豁达坦荡的胸怀。

“莫听穿林打叶声”，过去有些人解释这一句，说是写“大自然的突然变化铺天卷地而来”，“真有点席卷天地的气势”，这其实是理解上的偏差。作者在词题中说得很清楚，“余独不觉”——他认为这点风雨是微不足道的，不过“穿林打叶”而已，根本不值得放在心上，所以依然故我，“何妨吟啸且徐行”，一副闲适从容的样子，似乎毫不经意。这样，诗人内在的精神和外在的表现就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了。如果把“穿林打叶”解释成“辅天盖地”，说成“天外黑风吹海立”似的暴雨，那么，在下一句词中，作者的形象倒是“高大”了，可是感情却显得有些做作了，不是吗?

接下来的三句，是对前面两句的内容的一种补充、一种深化。“竹杖芒鞋轻胜马”承第二句，是对诗人形象的进一步描绘：他手拄着竹杖，脚踏着草鞋，步履轻松得如用骑着马儿一样，但他却并不急于赶路，去寻找避雨之所，而是吟诗长啸、缓缓而行，这就更生动地刻画出诗人不为风雨所动的从容意态。“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呼应第一句，更深入地揭示了诗人的内心世界：原来，诗人一的一生就是在无尽的“风雨”中度过的，他早已抛却了忧惧之心，不再害怕什么，他豪迈地宣布，自己早已做好了准备，着一袭蓑衣，听任一切“风雨”的来临!“一蓑烟雨任平生”一句所包涵的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到这里，一个在人生道路上履险如夷、从容坚定，不为任何苦难所动摇的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已经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了。

但是，过片之后，我们就会发现，“不畏风雨”并不是这首词所要表达的最主要的思想，他对人生的理解、他赋与此词的主题，都比这要深刻得多!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这三句，是写风雨停息之后的情景。雨霁云收，山间料峭的寒风吹来，使得全身淋湿的诗人酒意全消，微觉寒冷，这时候，前路山头，夕阳斜照，迎接诗人的，已是风雨过后的一片光明。词写到这里，读者往往会产生一种错觉，以为接下来的三句，一定是写战胜风雨的豪迈或雨过天晴的欣喜，可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结尾的三句，作者的感情却相当的冷隽：“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当他回首方才的遇雨之处，准备归去的时候，他的心胸已经十分冲淡，以至雨也罢、晴也罢，都完全无萦于怀了。

这种人生姿态，比起前面的“不畏风雨”的姿态来，具有更深刻的哲理内涵。刘永济在《词论》中说：“予最爱东坡《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词，能于不经意中见其性情学养……诵之数过，而祸福不足摇之之精神自然流露，其冲虚之襟抱，至今犹能仿佛见之。”其中“祸福不足摇之”一句，极其准确地抓住了作品的精神实质。在日常生活中，遇雨无所畏惧，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但是如果遇晴则喜，那就说明在风雨面前的从容镇定，仍然不过是一种姿态而已，他的内心并不平静。只有遇雨无所怨尤，遇晴也无意外之喜，对风雨阴晴的变化安之若素、淡然处之，这才是真正的坚定者。把这个道理引申开去，在政治斗争中又何尝不是如此?在荣和辱、得与失之间，遇后者不以为悲，遇前者也不以为喜;祸不足以摇之，福也同样不足以摇之!永远把握住自己，永远保持着内心的平静和稳定，所谓“坦荡之怀，任天而动”(郑文焯《手批东坡乐府》)，这就是诗人在人生的风雨之途上所追求的一种坚定的生活姿态，它比起仅仅做到“不畏风雨”来，要困难得多，也要深刻得多。

苏轼的这种“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生活态度，显然是受了老庄的齐得丧、等荣辱的思想的影响，具有消极的一面，这是无可讳言的。但我们也必须看到，苏轼当时正在贬谪之中，他把荣辱、得失置之度外，不悲戚、不沉沦，始终以超脱恬淡的胸怀来迎接着生活中的一切，这里面的积极的因素，也应当给予充分的肯定。郑文焯说他“坦荡之怀，任天而动”，刘永济说他“祸福不足摇之”，都对此词的积极意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这首词的表现手法也很有特色。它的上下两片的前半都是写景、叙事，但作者却能独具慧眼，从极为平常的自然景物中，提炼出深刻的哲理和浓郁的诗情，使后半的抒情、说理与前半的写景、叙事水乳交融地统一在一起，从生活小事中自然地引申出深邃的思想。郑文焯所谓“能道眼前景，以曲笔直写胸臆”，就是指的这一点。

当然，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艺术手法问题，刘永济在《词论》中，就曾把此词“高处”，归结为诗人的“襟抱、胸次”。他说：“襟抱、胸次，纯在学养，但使性情不丧，再加以书卷之陶冶酝酿，自然超尘。但道出之时，非止不可强作，且以无形流露为贵……予最爱东坡《定风波·沙湖道中遇雨》词，能于不经意中见其性情学养……诵之数过，而祸福不足摇之之精神自然流露。其冲虚之襟抱，至今犹能仿佛见之……故文家之作，虽纯状景物，而一己之性情学问即在其中。盖无此心即无此目，无此目即不能出诸口而形诸文……”把此词的善状目前之景、又妙寄物外之理，归结为作者的襟抱胸次，认为“无此心即无此目，无此目即不能出诸口而形诸文”，这应当说是道出了一切文学创作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