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苏轼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空馀鲁叟乘桴意，粗识轩辕奏乐声。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元祐三年 (1088) 十二月，苏轼作 《书王定国所藏 〈烟江叠嶂图〉》 诗，流露了不安于位、希求退隐的心情。次年三月，即出知杭州。此后又改知颍州、扬州、定州。绍圣元年 (1094)，哲宗亲政，已经变质的变法派上台，蔡京、章惇之流用事，专整元祐旧臣; 苏轼更成了打击迫害的主要对象，一贬再贬，由英州 (今广东英德) 而惠州，最后远放儋州 (今海南儋州)，前后经历了七年的艰苦生活。直到哲宗病死，才遇赦北还。这首诗，就是元符三年 (1100) 六月自海南岛渡海返回大陆时所作。
这是一首七律。先看前两联：
参横斗转欲三更，苦雨终风也解晴!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
纪昀评论说： “前半纯是比体。如此措辞，自无痕迹。” 说这四句诗 “纯是比体”，固然有道理; 因为这不单纯是写景，分明还另有意义。然而 “比” 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既 “以彼物比此物”，不管如何“措辞”，都不能不露 “比” 的 “痕迹”。但这四句诗，又的确是不露 “比” 的 “痕迹” 的。
“参横斗转”，是夜间渡海时所见; “欲三更”，则是据此所作的判断。诗人仰首看天，看见参星已横、斗星已转，于是判断道： “快要三更了!” 曹植 《善哉行》： “月没参横，北斗阑干。” 这说明 “参横斗转”，在中原乃是天快黎明之时的景象。而在海南，则与此不同，王文诰指出： “六月二十日海外之二、三鼓时，则参已早见矣。” 这句诗写了景，更写了人。那 “参横斗转” 的天象，是正在渡海的人看出来的; 他根据 “参横斗转” 而作出 “欲三更” 的判断，其内心活动也依稀可见。
“参横斗转” 当然是客观景象，它们点缀了夜景。但这客观景象除点缀夜景之外，本身还有意义： 一是表明 “欲三更”，黑夜已过去了一大半; 二是表明天空是晴明的，剩下的一小半夜路也不难走。因此，这句诗的调子很明朗，抒情主人公因见 “参横斗转” 而说 “欲三更” 之时的心情也很愉快。
那么在 “欲三更” 之前，情况又怎样呢? 诗人在第二句里告诉我们： 在 “欲三更” 之前，还是 “苦雨终风”，天上也自然没有星斗，一片漆黑。无尽无休地下、使人深以为苦的雨，叫 “苦雨”; 没完没了地刮、终日不间断的风，叫 “终风”。这一句，紧承上句而来。诗人在“苦雨终风” 的黑夜里不时仰首看天，终于看见了星光，于是就“参横斗转” 作出判断： “啊! 快要三更了!”继而又不胜惊喜地说：“苦雨终风也解晴”——风雨交加，阴惨可怖的天道，也还懂得放晴呀! 有了这一句，抒情主人公的形象就被塑造得更加丰满了。
三、四两句，就 “晴” 字作进一步抒写： “云散月明”，“天容”是 “澄清” 的; 风恬雨霁，星月交辉，“海色” 也是 “澄清” 的。两句诗，写景如绘。但主要不是写景，而是抒情; 抒情中又包含议论。
这四句诗，句子结构各有变化，显示了诗人在造句方面力避雷同的匠心。一、二两句不求对仗，容易运用不同句式。三、四两句要求属对工隐，一般句式相同; 而诗人却变换手法，以 “天容海色” 对“云散月明”，使上句和下句各具特点。“云散、月明”，这是两个主谓词组; “天容、海色”，则是两个名词性词组： 怎么能前后对偶呢? 原来这里用的是 “句内对”： 前句以 “月明” 对 “云散”，后句以 “海色” 对 “天空”。
这四句诗，在结构方面又有其共同点： 每句分两节，先以四个字写客观景物，后以三个字表主观抒情或评论。唐人佳句，多浑然天成，情景交融。宋人造句，则力求洗练与深折。从这四句诗，既可看出苏诗的特点，也可看出宋诗的特点。
就客观景物说： 先是 “苦雨终风”; 而后天空里出现了星斗; 而后乌云散尽，一轮明月照耀碧海，天容海色，万里澄清。而这客观景物的变化，又是流放海外多年的人在政治风云起了变化、遇赦北归之时亲身经历、亲眼看见的。就主观抒情或评论说： 诗人始而说 “欲三更”; 继而说 “也解晴”; 继而问 “云散月明”，还有 “谁点缀” 呢?又意味深长地说： “天容海色”，本来是 “澄清” 的。而这些抒情或评论，都紧扣客观景物，贴切而自然。
这四句诗，以抒情主人公为中心，从主观和客观的结合中展现的艺术形象是相当明晰的。读者从这里看到了抒情主人公半夜渡海的情景，感受到他因环境变化而引起的喜悦心情。仅就这一点说，已经是很有艺术魅力的好诗了。
成功的艺术形象，除了本身的意义之外，还往往能引起读者的联想。用传统的文论术语说，这叫做 “言外之意”。这由艺术形象引起联想而产生的 “言外之意”，是与简单的 “比” 所获得的艺术效果不同的。读这四句诗，的确会引起联想; 特别是对于和苏轼有过类似经历的人来说，更会引起联想。纪昀读这四句诗，大约就联想到政局的变化，因而说那是 “比体”; 但他又感到艺术形象本身自有意义，与单纯 “以彼物比此物” 很有区别，就又说 “如此措辞，自无痕迹”。他虽然运用术语不太确切，却毕竟看出了这四句诗的丰富含意，总算有眼力。
三、四两句，写的是眼前景，语言明净，读者不觉得用了典故。但仔细寻味，又的确 “字字有来历”。用典而使人不觉，这是用典成功的例子。用了什么典故呢? 《晋书·谢重传》 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谢重陪会稽王司马道子夜坐，“于时月夜明净，道子叹以为佳。重率尔曰： ‘意谓乃不如微云点缀。’ 道子戏曰： ‘卿居心不净，乃复强欲滓秽太清耶?’”(参看《世说新语·言语》)“云散月明谁点缀”一句中的 “点缀” 一词，即来自谢重的议论和道子的戏语，而 “天容海色本澄清”，则与 “月夜明净，道子叹以为佳” 契合。这两句诗，境界开阔，意蕴深远，已经能给读者以美的感受和哲理的启迪; 再和这个故事联系起来，就更多一层联想。王文诰就说： 上句，“问章惇也”;下句，“公自谓也”。“问章惇”，意思是： 你们那些 “居心不净” 的小人掌权，“滓秽太清”，弄得 “苦雨终风”，天下怨愤。如今 “云散月明”，还有谁 “点缀” 呢? “公自谓”，意思是： 章惇之流 “点缀” 太空的 “微云” 既已散尽，天下终于 “澄清”，强加于我苏轼的诬蔑之词也一扫而空。冤案一经昭雪，我这个被陷害的好人就又恢复了 “澄清” 的本来面目。从这里可以看出，诗中用典，不应全盘否定。如果用典贴切，就可以丰富诗的内涵，提高语言的表现力。
像这样在描写自然景物的句子中融合典故而使人不觉得用典的例子，在苏轼的诗中还很有一些。例如他在听到哲宗病死、自己即将内迁的消息之后所作的 《儋耳》 诗：
霹雳收威暮雨开，独凭栏槛倚崔嵬。
垂天雌霓云端下，快意雄风海上来。
………
第一句就有出处。《新唐书》卷二○三 《吴武陵传》载： “柳宗元谪永州，而武陵亦坐事流永州，宗元贤其人。及为柳州刺史，武陵北还，……遗工部侍郎孟简书曰：‘古称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 霆砰电射，天怒也，不能终朝; 圣人在上，安有毕世而怒人臣耶?’”苏轼长期遭贬，正与柳宗元 (子厚) 相似，这里化用吴武陵的说法写出 “霹雳收威暮雨开” 的诗句，既描绘了眼前景，又反映了政局的变化及其由此引起的喜悦心情。
前三句，写天象的变化，点明渡海的时间是 “夜”，还没有写“海”。第四句，“天容” 与 “海色” 并提; 五、六两句，便转入写“海”。三、四两句，上下交错，合用一个典故; 五、六两句，则分别用典，显得有变化。“空馀鲁叟乘桴意” 中的 “鲁叟” 指孔子。孔子是鲁国人，所以陶渊明 《饮酒诗》 有 “汲汲鲁中叟” 之句，称他为鲁国的老头儿。孔子曾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 (《论语·公冶长》)的话，意思是： 我的道在海内无法实行，坐上木筏子飘洋过海，也许能够实行吧! 苏轼也提出过改革弊政的方案，但屡受打击，最终被流放到海南岛。在海南岛，“饮食不具，药石无有”，尽管和黎族人民交朋友，做了些传播文化的工作; 但作为 “罪人”，又哪里能谈得上“行道”? 如今渡海北归，回想多年来的苦难历程，就发出了 “空馀鲁叟乘桴意” 的感慨。这句诗，用典相当灵活。它包含的意思是： 在内地，我和孔子同样是 “道不行”。孔子想到海外去行道，却没去成;我虽然去了，并且在那里待了好几年，可是当我离开那儿渡海北归的时候，又有什么 “行道” 的实绩值得自慰呢? 只不过空有孔子乘桴行道的想法还留在胸中罢了! 这句诗，由于巧妙地用了人所共知的典，因而寥寥数字，就概括了曲折的事，抒发了复杂的情; 而 “乘桴” 一词，又准确地表现了正在 “渡海” 的情景。
第五句紧扣题目，写到 “乘桴” 渡海，第六句便写海上波涛。这一联是对偶句，上句用典，下句也用典，铢两悉称。“轩辕” 即黄帝，黄帝奏乐，见 《庄子·天运篇》： “北门成问于黄帝曰： ‘帝张咸池之乐于洞庭之野，吾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 荡荡默默，乃不自得。”接下去，黄帝便针对北门成的提问逐一解答，如说 “吾又奏之以无怠之声，调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丛生，林乐而无形，……动于无方，居于窈冥，或谓之死，或谓之生” 等等。最后作出结论：“乐也者，始于惧，惧故祟; 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 卒之于惑，惑故愚; 愚故道。道可载而与之俱也。” 苏轼用这个典，以黄帝奏咸池之乐形容大海波涛之声，与 “乘桴” 渡海的情境很合拍。但不说“如听轩辕奏乐声”，却说“粗识轩辕奏乐声”，就又使人联想到苏轼的种种遭遇及其由此引起的心理活动。就是说： 那 “轩辕奏乐声”，他是领教过的; 那 “始闻之惧，复闻之怠，卒闻之而惑”，“惑故愚，愚故道” 的种种境界，他是亲身经历、领会很深的。“粗识” 的 “粗”，不过是一种诙谐的说法，口里说 “粗识” 其实是 “熟识” 啊!
喜用典故，这是苏诗的特点之一，也是宋诗的共同点之一。苏轼博览群籍，笔底典故辐凑，有失也有得。有些篇章堆砌过多的典故，既生僻难懂，又枯涩少味，过去就有人讥为 “事障”。另一些篇章虽用典而驱遣灵妙，精切自然，以少数之字句述复杂之事态、传丰融之情思，既显而易解，又耐人寻绎。不过，正因为用典精切，有些诗句，必须结合作者的身世和有关的历史情况，才能充分理解。陆游在《施司谏注东坡诗序》 里说：
近世有蜀人任渊，尝注宋子京、黄鲁直、陈无己三家诗，颇称详赡。若东坡先生之诗，则援据闳博，旨趣深远，渊独不敢为之说。某顷与范公至能会于蜀，因相与论东坡诗，慨然谓予：“足下当作一书，发明东坡之意，以遗学者。” 某谢不能。他日，又言之。因举二三事以质之曰：“‘五亩渐成终老计，九重新扫旧巢痕”，‘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当若为解?” 至能曰： “东坡窜黄州，自度不复收用，故曰 ‘新扫旧巢痕’，建中初，复召元祐诸人，故曰 ‘已致鲁诸生’，恐不过如此。” 某曰： “此某之所以不敢承命也。昔祖宗三馆养士，储将相材; 及官制行，罢三馆。而东坡盖尝直史馆; 然自谪为散官，削去史馆之职久矣，至是史馆亦废，故云 ‘新扫旧巢痕’。其用事之严如此; 而 ‘凤巢西隔九重门’，则又李义山诗也。建中初，韩、曾二相得政，尽收元祐人，其不召者亦补大藩; 惟东坡兄弟犹领宫祠。此句盖寓所谓 ‘不能致者二人’，意深语缓，尤未易窥测。……” 至能亦太息曰： “如此，诚难矣!”
陆游所说的 “遥知叔孙子，已致鲁诸生”，是 《余昔过岭而南，题诗龙泉钟上，今复过而北，次前韵》 一诗的结句。此诗乃苏轼于建中靖国元年 (1101) 正月过大庾岭时所作。先一年，即元符三年正月，哲宗死，皇太后向氏处分军国大事; 四月，韩忠彦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复叙元祐臣僚，一时人号 “小元祐”。而苏轼于十一月北上至英州，得到的旨令却仅仅是： 提举成都玉局观任便居住。苏辙也未复官。《汉书》 卷四三 《叔孙通传》 里说： 叔孙通建议汉高祖，愿征鲁诸生与其弟子共起朝仪; 结果征得三十余人，而“鲁有两生不肯行”。苏轼的那两句诗，即用此典概括了当时的政局，语似赞扬而实含讥讽。陆游的分析，可谓深中肯綮; 范成大只理解为 “复召元祐诸人”，就没有抓住“意深语缓” 的特点。有的注本注 “空馀鲁叟乘桴意”，只说坐筏子渡海，注 “粗识轩辕奏乐声”，只说以乐声比大海波涛之声，似乎也未能充分挖掘诗人用典的深意。
尾联“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推开一步，收束全诗。“兹游”，直译为现代汉语，就是 “这次出游” 或 “这番游历”，这当然首先照应诗题，指 “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但又不仅指这次渡海，还推而广之，指自惠州贬儋县的全过程。绍圣元年 (1094)，苏轼抵惠州贬所，不得签书公事。这期间，他作了一首 《纵笔》 七绝：“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 执政章惇闻之，怒其犯了罪还如此 “安稳”，因而又加倍处罚，责受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他从绍圣四年 (1097) 六月十一日与苏辙诀别，登舟渡海，到元符三年 (1100) 六月二十日渡海北归，在海南岛渡过了四个年头的流放生涯。这就是所谓“兹游”。很清楚，下句的 “兹游” 与上句的 “九死南荒” 并不是互不相蒙的两个概念，那“九死南荒”，即包含于“兹游” 之中。当然，“兹游” 的内容更大一些，它还包含此诗前六句所写的一切。
弄清了 “兹游” 的内容及其与 “九死南荒” 的关系，就可品出尾联的韵味。“九死” 者，多次死去也。“九死南荒” 而 “吾不恨”，当然有一定的真实性。诗人自己说得很明确： 他之所以 “不恨”，是由于“兹游奇绝冠平生”，看到了海内看不到的 “奇绝” 景色。然而“九死南荒”，全出于政敌的迫害; 他固然很达观，但哪能毫无恨意呢?因此，“吾不恨” 毕竟是诗的语言，不宜呆看。有人也许要问：“诗人不是明说他之所以 ‘不恨’，是由于 ‘兹游奇绝冠平生’ 吗?”是的，是这样说的，但妙就妙在这里。第一，仅仅看到了 “奇绝” 的景色，无论如何也抵不了 “九死南荒” 的长期折磨。诗人特意讲了“九死南荒”，却偏不说恨，而以豪迈的口气说：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既含蓄，又幽默，而对政敌迫害的蔑视之意，也见于言外。第二，“兹游” 既包含自惠州贬至儋县以及 “九死南荒”、遇赦北归的全过程，那么 “奇绝” 也就不仅指自然景色的美好。“奇绝” 一词，是 “奇到极点” 的意思，既可形容正面事物，又可形容反面事物。诗人在 “霹雳收威”、渡海北还之时总结被贬经历，饶有风趣地说： “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 其豪放性格和乐观情绪，都跃然纸上，而对政敌迫害的调侃之意，也见于言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