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书信《致韦素园》原文与赏析
素园兄：
三月卅日信，昨收到。L的《艺术论》，是一九二六年，那边的艺术家协会编印的，其实不过是从《实证美学的基础》及《艺术与革命》中各取了几篇，并非新作，也不很有统系。我本想，只要译《实证美学之基础》就够了，但因为这书名，已足将读者吓退，所以选现在这一本。
创造社于去年已被封。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好赖债，自己去运动出来的。但我想，这怕未必。但无论如何，总不会还账的，因为他们每月薪水，小人物四十，大人物二百。又常有大小人物卷款逃走，自己又不很出书，自然只好用别家的钱了。
上海去年嚷了一阵革命文学，由我看来，那些作品，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的产物，有些则简直是军阅[阀]脑子。今年大约要改嚷恋爱文学了，已有《惟爱丛书》和《爱经》豫告出现，“美的书店”(张竞生)也又开张，恐怕要发生若干小Sanin罢，但自然仍挂革命家的招牌。
我以为所谓恋爱，是只有不革命的恋爱的。革命的爱在大众，于性正如对于食物一样，再不会缠绵悱恻，但一时的选择，是有的罢。读众愿看这些，而不肯研究别的理论，很不好。大约仍是聊作消遣罢了。
迅 上 四月七日
【析】 韦素园是鲁迅的学生，他和鲁迅有着非常深厚的友谊关系。因此，在通信中，表达方式即十分随便，涉及的内容与思想的表达均少有拘束。于是形成这类书信的特点：随意而谈，甚少避忌。论事评人，往往即冲口而出，殊少字斟句酌的。
这通书信即是如此。信中谈论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关于卢那察尔斯基(即L) 的 《艺术论》。卢氏是苏联著名的文艺批评家，曾担任苏联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鲁迅和韦素园都曾翻译过他的文章。就在本月鲁迅所译 《艺术论》即由大江书铺出版。信中所谈的是 《艺术论》 书名的确定和内容的选定事宜。在当时的条件下，凡是有苏俄字样的书籍，均被视为“异端”，而鲁迅却在与韦素园的书信往返中放言而谈，则可见出二人的友谊与共同的志趣情怀。
其二是谈“创造社”的被封事。众所周知，1928年，创造社曾与鲁迅产生过一次论争。但该社于1929年2月被国民党查封，则又是国民党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专制主义的体现。因此，鲁迅对于“有人说，这是因为他们好赖债，自己去运动出来的”说法，表示怀疑和不同意，“但我想，这怕未必”，就是这种思想状况的表达。很明显，创造社的被封，是国民党的暴行，如果承认“有人说”，那在实际上是为国民党推脱了责任。这是一方面。但鲁迅对于创造社中某些人仍然是很反感的。所以接着又指出他们“总不会还账的”，“又常有大小人物卷款逃走”，而“自己又不很出书，自然只好用别家的钱了”。叙述至此，嘲弄之意已出，表现出鲁迅对创造社中人一些不良习气的鄙弃。
其三是谈“革命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1928年，创造社、太阳社曾提倡革命文学。但是侧重在理论的宣传上，本身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中，也表现出明显的缺点; 同时，由于提倡者们本身尚属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又受“左”的思想的影响，错误地对鲁迅、茅盾等人展开批判和攻击，因而也显示了明显的缺陷。当然，他们提倡革命文学的历史功绩是不应抹杀的。
对于创造社、太阳社的攻击批判，鲁迅曾加以反击，并密切地关注着他们的演变和发展。在这封信中，鲁迅较早地指出他们演变的一个突出的趋向。他指出：“上海去年嚷了一阵革命文学，由我看来，那些作品，其实都是小资产阶级观念的产物”，“今年大约要改嚷恋爱文学了”;“但自然仍挂革命家的招牌”，这里对革命文学提倡者的弱点与错误的分析，可谓一语中的，入木三分。而对于他们的主张的演变趋势的把握，也极准确。在30年代前后出现的“革命加恋爱的革命浪漫谛克” 倾向，就是极好的证明。
末段提出自己的看法，指出这种趋势的危害。“读众愿看这些(指“恋爱文学”)而不肯研究别的理论，很不好。大约仍是聊作消遣罢了。”态度明确地指出 “恋爱文学”的危害及“聊作消遣”的不良阅读倾向。
这封信的最大的特点，即是出语坦率，直陈胸臆。观点鲜明，褒贬分明。再者，对于由 “革命文学” 向“恋爱文学”转变的趋势的把握，也显示出鲁迅的敏锐与深刻。但行文中对创造社，对于由“革命文学”而转向“恋爱文学”的不良倾向的批评和嘲弄，也鲜明地在文中体现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