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文·叔孙通定朝仪》鉴赏

古文·叔孙通定朝仪

司马迁



汉二年,汉王从五诸侯入彭城(1),叔孙通降汉王; 汉王败而西,因竟从汉。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2),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3),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 “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4)。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

汉五年,已并天下,诸侯共尊汉王为皇帝于定陶(5),叔孙通就其仪号。高帝悉去秦苛仪,法为简易。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 高祖患之。叔孙通知上益厌之也,说上曰: “夫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臣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高帝曰: “得无难乎?”叔孙通曰:“五帝异乐,三王不同礼。礼者,因时世人情为之节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礼所因损益可知者,谓不相复也。臣愿颇采古礼(6),与秦仪杂就之。”上曰: “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于是叔孙通使征诸儒生三十余人。鲁有两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礼乐所由起,积德百年而后可兴也。吾不忍为公所为,公所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无汙我(7)! ”叔孙通笑曰: “若真鄙儒也,不知时变! ”遂与所征三十人西,及上左右为学者,与其弟子百余人,为绵蕞野外习之(8)。月余,叔孙通曰: “上可试观。”上既观,使行礼,曰: “吾能为此。”乃令群臣习肄(9),会十月。

汉七年,长乐宫成,诸侯群臣皆朝十月 。仪: 先平明,谒者治礼,引以次入殿门。廷中陈车骑,步卒卫宫,设兵,张旗志。传言“趋”。殿下郎中侠陛,陛数百人。功臣列侯诸将军军吏以次陈西方,东向。文官丞相以下陈东方,西向。大行设九宾,胪传(10)。于是皇帝辇出房,百官执职传警(11),引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贺。自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肃敬。至礼毕,复置法酒(12)。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13),以尊卑次起上寿(14)。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哗失礼者(15)。于是高帝曰: “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乃拜叔孙通为太常,赐金五百斤。叔孙通因进曰: “诸弟子儒生随臣久矣,与臣共为仪,愿陛下官之。”高帝悉以为郎。叔孙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赐诸生。诸生乃皆喜曰:“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 ”

〔注释〕(1)彭城: 今江苏省徐州市。(2)进: 进荐。(3)猾: 狡诈。(4)搴(qian): 拔取。(5)定陶: 地名,在今山东省。(6)颇: 稍微,略微。(7)汙: “污” 的异体字,沾污的意思。(8)蕞(zui): 古代演习朝会礼仪时束茅以表位之称。司马贞索隐引韦昭语: “引绳为绵,立表为蕞。” (9)习肄: 练习。(10)胪传: 从上到下依次传令。(11)职:通“帜” ,旗帜。(12)法酒: 朝廷的正式宴会。(13)抑首: 俯首。(14)寿: 进酒。(15)讙哗:喧哗。

〔鉴赏〕叙写人物的文字,根据实际的如传记,出于虚构的如小说,都必然有对话与行动。对话与行动是人物的最显著的表现。从两种表现上,可以知道人物的思想,情感,脾气,习惯等等,也就是可以知道人物的全部生活——不仅是生活的外表,而且是生活的根柢。作者用文字叙写人物,无非要使读者如见其人,不但如见其人,还要使读者接触到其人的内心生活; 这就势所必然的要叙写其人的对话与行动。试想想看,如果不叙写对话与行动,对于人物又怎样下笔呢? 那只有用一些抽象的语句,说其人的思想怎样怎样,癖好怎样怎样,待人接物怎样了——这些“怎样怎样” 可以简单,也可以繁复,简单的是一个形容词,繁复的是接二连三的形容语。一篇叙写人物的文字,没有人物的对话与行动,单由作者运用一些形容词形容语来构成,原不犯什么禁令; 并且,那样的文字也并非少见,咱们收到丧事人家分发的“行状” “传略” ,往往是那一类。可是,那样叙写的人物是平面的,不是立体的;是死板的,不是生动的; 读者读过文字,只能知道有那么一个人,可不能如见其人,更不用说接触到其人的内心生活了。所以,就效果上说,那样的文字是很少效果的。作者期望他的文字收较多的效果,期望笔下的人物成为立体的,生动的,就不能不在人物的对话与行动上多用工夫。

这一回谈叙写人物的文字,在人物的对话与行动两种表现中,撇开行动,单说对话。头一回我曾经说过,“我们的方法是就一篇现成文字,谈谈精读时候应该注意应该讨论的事项。这些事项方面很多,如果要面面俱到,写成的文字一定很长,杂志的篇幅不能容纳。为了迁就篇幅,只能每一回谈几个方面。” 现在只谈一个方面,不是几个方面,也无非要使篇幅短些的缘故。

采用的现成文字是《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中的一段。故事自成起讫,如果给它定个题目,可以题作《叔孙通定朝仪》。

先请读者诸君把全篇中的词语弄明白了。大概使用《辞源》 《辞海》一类的辞书,就可以弄明白。然后通体细看,每一句辨明它的意义,每一节认清它的事迹。末了儿才注意到这一回所谈的一个万面——篇中人物的对话。

这一篇的主人公是叔孙通,篇中他的对话最多,共计回答弟子一次,向高帝进言四次,讥笑鲁两生一次。他的弟子们发言两次,一次怨他,一次赞他。此外鲁两生拒绝叔孙通一次。高帝与叔孙通对话,并自己表示得意,共计四次。

叔孙通讥笑鲁两生,说他们是“鄙儒” ,“不知时变” ,他自认该是“通儒” ,“知时变” 的了; 后来弟子感激他,又说他“知当世之要务” 。所谓 “知时变”与 “知当世之要务” ,用现在的话说起来,就是懂得迎合潮流,能够见风使舵,不死守着什么宗旨信仰。篇中叔孙通的一些对话,都把他的“知时变” 与 “知当世之要务”具体的表现出来,使读者感到他就是那么样一个 “通儒” ,与拘守古制,效法先王的儒者并不一样。

试看他回答弟子的话。“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用最实际的说法,把弟子们按住,一方也就见出他能够“知当世之要务”。可又宽慰他们说,“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 “不忘”什么?当然是不忘引进他们,有朝一日大家弄个官做。这种话只有在师弟之间私谈的时候才好说,当着旁人决不便说。可是,如果是以道术相砥砺的师弟,即使在私谈的时候也不会说这种话,尤其是师的方面。听听那声气,不正与政治上一个小派系的头子回复谋干差使的人说“知道了,看机会吧,总有你的份”一模一样吗?说这种话的时候,叔孙通把儒者的面具卸下来了。

再看他向高帝进言。他说“儒者难与进取,可与守成。”正当高帝“益厌之”的时候,他表示有办法——“守成”的办法,“起朝仪”来安定朝廷的秩序。这又是个“知时变” ,又是个“知当世之要务” 。他这话与回答弟子的话是一贯的。“难与进取”无异说“宁能斗乎”?而“守成”就是他教弟子们等待的。从这前后一贯的对话,可见叔孙通心目中,儒者的任务无非帮助成功的皇帝想些办法,维持尊严,并没有儒者的宗师孔子那种“行道”的想头。他又说“愿征鲁诸生与臣弟子共起朝仪”,把“鲁诸生”提在前头,因为鲁是知礼之邦;同时带出弟子们,见得他的确“不忘”,一直把弟子们的愿望放在心上,可是一点不落痕迹。待高帝恐怕礼仪麻烦,他就回说“臣愿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这句话里的“古礼”与“秦仪”都只是陪衬,主要的是“杂就之”,把马虎牵就的心情透切的表出。儒者对于礼仪是看得非常郑重的,叔孙通却这样马虎牵就,他是何等样的儒者也就可想而知了。上面两句话是他不妨“杂就之”的论据。前一句中引用了《礼记·坊记》“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的话。后一句简缩了《论语》中孔子的话: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有了论据,见得“杂就之”就是“因”,就是“损益”,不违背儒者的传统。并且,三句不离本行,儒书的语句脱口而出,正见儒者的本色。叔孙通虽然不是正宗的儒者,在口头充充儒者的派头当然是擅场的。

最后看他把弟子荐给高帝,也把儒者的面具卸了下来,老实不客气说,“我手下有许多弟子,他们有功劳,他们要官做。”要知道那时候“守成”的办法已经奏效,高帝得意得不可开交;叔孙通自己被拜为太常,得了五百斤的赐金;他与高帝的关系已经达到非常亲密的地步了。既然如此,落得开门见山,老实不客气说出来。在这么样的场合里,高帝还会吝惜几个“郎”的位置不给吗?这又见得叔孙通能够抓住时机,又是个“知时变”。

现在看弟子们的话。在抱怨的一次里,他们说“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 ,把他们希冀利禄的心情完全托出。他们师弟一伙儿原来是任何诸侯都可以投的,现在居然投在较有成功希望的一方面,这就是所谓“幸”。在这儿弄个一官半职,饭碗可以长久,而且有升擢的指望,这又是将来的“幸” 。一班弟子所为何来,在一个“幸”字上表达得透切明显极了。在赞扬的一次里,他们说“叔孙生诚圣人也,知当世之要务!”可见他们由于平时的习染(如听叔孙通批评鲁两生“不知时变” )以及实际的经验(如乘机起朝仪果然成功,只要说一句话果然大家当了 “郎” ),相信他们的老师确然能 “知当世之要务” ,是个顶了不起的人; 用他们儒者习惯的说法,顶了不起的人就称他为 “圣人”。可是,照正宗的儒者的见解,“圣人” 的含义要广大高深得多,决不仅是“知当世之要务”。他们那样说,显见他们并非正宗的儒者。他们得了一官半职,就极口称扬老师,连 “圣人”也说了出来,这正传出了他们热中的满足的感激的心情。

叔孙通的弟子是何等样的人物,就在前后两次发言中见出。叙写弟子无非作叔孙通的陪衬,弟子如此,老师可想而知了。

鲁两生正与叔孙通对照,叙写他们的话,作用在作叔孙通的反衬。鲁两生瞧不起叔孙通,说他“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谀以得亲贵” 。他们特别看重礼乐,讲“积德” ,讲“合古” 。这些观念代表了正宗的儒者。在正宗的儒者看来,叔孙通的立身处事没有一丝儿对的。他们不仅拘谨的守着儒者的传统,也关注到当前的现实。他们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伤者未起,又欲起礼乐。”这显然说叔孙通不在安定社会一方面用工夫,却想迎合高帝,粉饰太平。安定社会,积德累仁,正是儒者精要的主张,所期望于统治阶级的切要措施。他们虽然被叔孙通骂为 “鄙儒” ,究竟谁是“鄙儒” ,细读全篇自然有数。

现在只剩高帝的对话了。高帝的对话都很简短,可是句句传神。“得无难乎?”表出他的流氓习性。他平日厌恶儒者,箕踞骂人,现在听叔孙通说要他搞一套儒者的花样,他就爽直的问这么一句,无异说“只怕老子弄不来吧”?待他听了叔孙通准备马虎牵就的话,就说“可试为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为之” 。他对于叔孙通说的“五帝”啊,“三王”啊,“节文”啊,“夏殷周”啊,也许是不大入耳。你既然说“杂就之” ,看你巴结,就让你试一试吧。总之要我弄得来才行,你得替我打算。这仍然是流氓头子的口气。后来参观过试礼,他说“吾能为此”。这是他心动了,发生兴味了。他见那么一个大排场,自己将在其中做个供奉的中心,人家振恐,自己尊严; 人家劳顿,自己安逸,那有什么弄不来的?最后真的行过了礼,他得意万分,自然流露,毫不掩饰,说了一句“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 !假仁假义的皇帝决不肯说这句话,惟有流氓出身的皇帝才说这句话。他不怕人家说他寒伧,当了几年的皇帝到今朝才尝着皇帝的味道; 他只知道今朝我尝着了,我得意,我就吐露我的得意。叔孙通的一套礼仪能够使高帝这样得意,说出这样的话,并且升他的官,给他厚重的赐金,又衬托出鲁两生“面谀以得亲贵” 的话并非肆口谩骂,是确然看透了叔孙通的骨子。

传记是根据实际的; 单就对话而论,必须传记中的人物说过那些话,作者才可以叙写那些话。这当儿,作者的功夫在于选择,就是选择那些与本篇题旨有关的对话,选择那些足以表见人物内心生活的对话,叙写入文字里头; 以外的就一概不要。譬如在叔孙通定朝仪那件事情里,叔孙通自己,他的弟子们,汉高帝,以至鲁两生,难道只有叙写文字里,如咱们现在读到的那几句对话吗?就情理说,是决不止的。可是司马迁只把那几句对话叙写入文字,那是他选择的结果。他的选择果然收了效果;咱们读那几句对话,从而感知了那几个人的为人。

至于出于虚构的小说,其中的对话与整个故事一样,全凭作者创造。创造的标的无非要表现人物的思想,情感,脾气,习惯等等,无非要使全篇的题旨显示得又具体又生动。如果随便写些不要不紧,可有可无的对话,那就不是小说的能手,那小说决不是好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