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安群
风雨宜城路， 重来白发新。
长江还有险， 中国自无人。
枭獍蕃遗育， 鳣鲸蛰怒鳞。
泊船休上岸， 不忍见遗民。
文天祥
这是文天祥万里北征中过安庆府(今安徽安庆市)时的作品。所谓“北征”，实是“传车送穷北”，即在系囚中被押送到元大都(今北京)去。元至元十六年(1279，宋祥兴二年)四月二十二日从广州出发，五月四日越梅岭，六月一日至吉州，五日至隆兴(今南昌)，约在六月八日出湖口，六月九日至安庆。沿江而下，经过一些要冲，都是当年金、宋元攻守进退的战场，文天祥抚今追昔，感触万端，一一发之于诗。在历史的回顾与反思中，寓着明确、公允、深切的褒贬。本诗是这些诗篇中写得较好的一篇。
“风雨宜城路，重来白发新。”“宜城路”，应当作“宣城路”(历来刊刻误讹相沿，各种版本都作“宜城”，非是)，意为通往宣城的道路。十年前，即咸淳五年(1269)，文天祥被差知宁国府(治宣城)，赴任时，也是经鄱阳湖入长江，过安庆、池州，由水路到宣城去。现在重踏此路，国事全非，自然有一种“湫兮似风，凄兮如雨”的伤怆之感，所以在“宣城路”前冠了“风雨”二字。文天祥北征诗中，再三出现“风雨”字样(如“乾坤正风雨，轩冕总泥涂”，“风雨羊肠道，飘零万死身”，“江山有恨销人骨，风雨无情断客魂”等)，内涵极为丰富。既指十年来国家不幸，山河大地遭受风吹雨打，也指个人战斗道路的泥泞坎坷。当年权臣贻误战局，坐失安庆，至今记忆犹新，而国命已绝，身为囚徒。旧恨新愤，怎不使人一夜之间白发骤增。首联十字，凝炼沉郁，用语平淡自然，而诗味隽永。
颔联接着写江山依旧，“长江还有险”，可以凭恃，但“中国自无人”，南宋奸邪当道，没有担负中兴复国重任的人。回想当年安庆、鲁港的失败，最易使人产生“无人”的慨叹。元军占领鄂州、江州后，乘势攻安庆、池州。那时宋方有精兵可用，有山险可守，江南江北可以联防，元伯颜还担心难以进攻。可贾似道专用自己的心腹，命令在襄樊战役中临阵脱逃的范文虎守安庆，元兵刚到即拱手献城。安庆虽失，贾似道还有精兵十三万，可决一雌雄；夏贵有战舰二千多艘，也可横江拦截。可是夏贵畏敌如虎，按兵不动；贾似道龟缩在鲁港，造成鲁港之役惨败。元军进占建康，南宋行都临安失去屏障。文天祥苦战东南，力挽狂澜，终于无可挽回。这二句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历史内容。前一句是蓄势，以退为进，然后逼出第二句。“还有险”，“自无人”，一个“还”字，一个“自”字，表现有兵力、有险阻而演出悲剧，颇耐读者咀嚼，更见作者寄慨遥深。
颈联进而慨叹奸邪当道、将帅无能所带来的绵绵不尽的历史恶果，“枭獍蕃遗育，鳣鲸蛰怒鳞”。两个比喻性的意象，读者可以作多种理解。枭獍是食父母的禽兽，在大地上繁衍着后代。既可以理解为发展陆游诗意：“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而现在果然是“逆胡”“蕃遗育”了；又可把食父母的枭獍解释为背义忘恩的南宋叛臣降将，种子绵绵不绝。刘岳申《文丞相传》载：天祥曾极言“权臣误国，用舍失宜，北朝用其叛将叛臣，入其国都，毁其宗社。”诗意也可能是这种意思的发挥。鳣鲸都是大鱼，本可奋鳍远游，此刻只能掩藏或收敛自己怒张的鳞片。这可理解为文天祥以鳣鲸自比，也可理解为许多有志复国的豪杰之士迫于形势以及这种形势下爱国者的心态。
紧承上联，文天祥进一步写自己的心态：“泊船休上岸，不忍见遗民”，作者旧地重来，“城郭人民半已非”，内心感触丛生，却只选取了愧见遗民这一点，暗责自己匡扶不力，未能挽回颓败之局，表现了对人民的负罪感，对国家民族的高度责任感。前面叹“中国无人”，最后落脚到责己，不从客观方面推诿责任，而从主观上表现自愧，体现出高尚和博大的襟怀。诗歌创作，归根结底是表现创作主体的心态，选择什么来表达，决定着创作的优劣成败；而作品是否撼人心魄，则取决于情意的真挚程度，是血是水，是珠玉是鱼目，读者极易判别。文天祥怕上岸见遗民的羞愧心理是发自衷心的，故极其感人。不仅这一首，整个文天祥后期的诗，都是用血和泪写成的，而不是用墨水写的。诗从肺腑出，读其诗如见其肺腑，不求工而自工，不务感人自然感人，这就是我们读文天祥诗的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