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事和家事
——李世勣·狄仁杰·李泌
封建帝王自称天子，富有四海，既把天下视为自己的私有财产，公然宣扬“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又设置了许多莫名其妙的禁区，将许多事体视为帝王家的私事，不允许臣民过问干预。而封建社会家天下的本质特征决定了帝王的家事往往就是很重要的国事，国事、家事一而二、二而一，很难分辨清楚。于是，朝中的官员们便常常为帝王的家事和国事而操心苦恼，选择犯颜劝谏者有之，不惜身家性命者有之，作壁上观者有之。唐高宗李治和女皇武则天时期的大臣李世勣、狄仁杰，唐德宗时期的宰相李泌，分别做了不同的选项，而为史书所津津乐道。
李世勣本姓徐，曹州离狐人。隋大业末年，盗贼蜂起，年方十七的徐世勣不甘寂寞，投奔盗首翟让造反，后又劝说翟让归顺大盗首李密，因军功被李密封为东海郡公。唐武德二年李密降唐，占据着李密广大地盘的徐世勣下令“具录州县名数及军人户口”呈送李密，由李密献给唐朝。唐高祖李渊知悉后深受感动，称赞徐世勣为“纯臣”，下诏授黎阳总管、上柱国、莱国公。寻加右武侯大将军，改曹国公，赐姓李氏。从此，徐世勣改称李世勣。后为避太宗之讳，李世勣又去掉名字中的“世”字而改称李勣。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任命李世勣为并州都督，赐实封九百户，从此，李世勣在并州凡十六年，“令行禁止，号为称职”，被李世民视为国之干城。贞观十五年，李世勣突患重病。李世民听说须用胡须烧成灰做药引，方可治愈，当即把自己的胡须剪下来，送去为其和药。李世勣在李世民心中的分量之重，于此可见一斑。
贞观十七年，李世民在宣布立晋王李治为皇太子时，心中已将李世勣视为皇太子的辅臣人选，但对于李世勣能否忠心耿耿地辅佐李治，李世民还想再考察一番。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夏四月，病势沉重的李世民对太子李治交代道：“李世勣才智有余，然汝与之无恩，恐不能怀服。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于后用为仆射，亲任之；若徘徊顾望，当杀之耳。”是年五月，李世勣被黜为叠州都督。“世勣受诏，不至家而去。”（《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九）
顺利通过唐太宗最后测试的李世勣旋即受到新君重用。高宗李治即位后，便召回李世勣辅政，拜洛州刺史，寻加开府仪同三司，令同中书门下，参掌机密。“是岁，册拜尚书左仆射。”“四年，册拜司空。”
高宗李治早在做太子之时，便痴情于乃父李世民身边的才人武则天，李治即位后即将武则天纳为昭仪。武昭仪为李治生了个儿子，而皇后自己却没有子嗣，这便让李治动了易后的心思。唐高宗永徽六年，李治要废黜未生子嗣的皇后，改立武昭仪为皇后，大臣长孙无忌、于志宁、褚遂良等一致反对，褚遂良甚至和高宗争执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第二天，李治旧话重提，褚遂良毫不退缩，提出即使要另立皇后，也不能选立武则天，因为武氏曾经侍奉过先帝。韩瑗、来济等大臣也或当面或上表，反对高宗的易后动议。高宗在左右为难之际，想到了重臣李世勣，便专门询问李世勣的看法。高宗打算废立皇后之事沸沸扬扬，李世勣心里十分清楚，在长孙无忌、褚遂良廷争面折公然反对的时候，他虽然托病在家没有参与，心中却总在思量。这次高宗当面垂询，李世勣没有正面回应，而是颇为圆滑地回了一句：“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一句话提醒梦中人”，高宗李治多少个日夜挥之不去的烦心事体立即烟消云散。于是，李治遂以李世勣的这句话为依据，把废立皇后作为自己的家事，不许外人多嘴饶舌，而让武则天做了皇后。（《资治通鉴》卷二百）
李世勣这种骑墙式的选择在李世民发动玄武门兵变之前便有过一次。李唐王朝建立后，天下尚未底定，内乱先已酿成。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联手对付秦王李世民，从勾心斗角、互相算计，到下毒谋杀、刀枪相见，最后酿成了震惊天下的“玄武门之变”。在这场血迹斑斑的宫廷之争中，李世民手下的文臣武将诸如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尉迟敬德、程咬金等，均力劝李世民当机立断，先发制人，秦王府的僚属们更是群情激昂，众口一词，惟有李靖和李世勣一言不发。《资治通鉴》卷一百九十一载：在长孙无忌、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敬德“日夜劝世民诛建成、元吉”之时，李世民先后向麾下两位智囊人物李靖和李世勣请教。“问于灵州大都督李靖，靖辞；问于行军总管李世勣，世勣辞。世民由是重二人。”
在李世民兄弟相争时不选边站，在废立皇后一事前不置可否，表明李世勣在宦海中安身立命始终坚守了一条底线，这就是绝不参与主子的家事。在玄武门之变时，李世勣的态度暧昧无关大局，未能影响和左右李世民的意志决心；在废立皇后问题上，李世勣的态度和观点则举足轻重，看似一句轻飘飘的圆滑推诿之词，居然起到了四两拨千斤的巨大作用，实为武则天走向神坛、问鼎天下所不可或缺。
李世勣将高宗李治废立皇后视为帝王的家事，不仅令李治本人豁然开朗，而且让朝中的奸臣许敬宗心花怒放。许敬宗公然议论说：“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欲易妇；况天子欲立后，何豫诸人事而妄生异议乎！”不待说，意在溜须拍马的奸臣许敬宗这么一搅和，对李世勣“家事说”的负面影响是很明显的。
因为废立皇后、废立皇太子是封建时代屡见不鲜的事体，故而李世勣的“家事说”颇有市场。唐玄宗开元年间，口蜜腹剑的权相李林甫便曾经借用李世勣的说辞来攻讦政敌张九龄。
开元二十二年，李林甫与张九龄、裴耀卿同时拜相。张九龄、裴耀卿皆是名动天下的饱学之士，玄宗李隆基对之非常器重。李林甫表面上对张九龄、裴耀卿毕恭毕敬，内心里却时刻想着如何拱倒他们。玄宗李隆基受武惠妃蛊惑，打算废掉皇太子，改立武惠妃所生之子为太子，张九龄坚决不同意，多次与玄宗发生争执。张九龄与玄宗争执时，李林甫也在场，却从不表示异议，似乎和张九龄观点一致。但在背地里，李林甫却对玄宗所亲近的宦官数说张九龄的不是：废立皇太子是皇上的家事，“家事何须谋及于人？”（《旧唐书·李林甫列传》）李林甫此举一石二鸟：既迎合了玄宗李隆基的心愿，又离间了张九龄和玄宗的亲密关系。权奸巨恶的鬼蜮伎俩，委实不可小觑。
不论李世勣出于何种考量，将弄得不好便会招来祸患的敏感事体推诿为臣子不便多嘴的帝王的家事，但封建家天下的体制决定了帝王的家事——废立皇后也好，废立太子也罢——都不仅仅是帝王自家之事，而是关系到国家命运的国事。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便有了大唐名相狄仁杰和女皇武则天的著名争论。
因为获得了重臣李世勣支持而做了皇后的武则天，在高宗李治死后不满足于临朝称制，索性取代李唐王朝，建立了大周帝国，成了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随着武则天日渐老迈，悬而未决的皇位继承人问题不容回避地提上了日程。女皇的娘家兄弟子侄更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来谋求太子之位：
武承嗣、三思营求为太子，数使人说太后曰：“自古天子未有以异姓为嗣者。”太后意未决。
武则天之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不晓得究竟是应该从娘家人里选择太子，还是应该从自己的儿子中选择太子好。在武则天的心中，选择谁来做太子，是自个的家事，无需别人来建言献策。狄仁杰看到武则天内心犹豫不决，断然将太子问题视之为国家大事，积极介入，对武则天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狄仁杰每从容言于太后曰：“文皇帝栉风沐雨，亲冒锋镝，以定天下，传之子孙。太帝以二子托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无乃非天意乎！且姑侄之与母子孰亲？陛下立子，则千秋万岁后，配食太庙，承继无穷；立侄，则未闻侄为天子而祔姑于庙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预知。”仁杰曰：“王者为四海为家，四海之内，孰非臣妾，何者不为陛下家事！君为元首，臣为股肱，义同一体，况臣备位宰相，岂得不预知乎！”又劝太后召还庐陵王。王方庆、王及善亦劝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谓仁杰曰：“朕梦大鹦鹉两翅皆折，何也？”对曰：“武者，陛下之姓，两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则两翼振矣。”太后由是无立承嗣、三思之意。（《资治通鉴》卷二百六）
“此朕家事，卿勿预知。”面对女皇武则天的一口回绝，狄仁杰非但不肯认同，而且接过话头引申发挥，把天下大事都说成是皇上的家事，并要求宰相的知情权。经狄仁杰反复劝谏，武则天终于取消了立侄儿为太子的初衷，而决定让自己的亲生儿子李显为太子。狄仁杰的据理力争，为重续李唐王朝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
狄仁杰能够说服武则天改弦更张，并不是因为他说出了高深的道理，而是因为他在女皇心目中有着他人不可替代的位置。史称：
太后信重内史梁文惠公狄仁杰，群臣莫及，常谓之国老而不名。仁杰好面引廷争，太后每屈意从之。尝从太后游幸，遇风吹仁杰巾坠，而马惊不能止，太后命太子追执其鞚而系之。仁杰屡以老疾乞骸骨，太后不许。入见，常止其拜，曰：“每见公拜，朕亦身痛。”仍免其宿直，戒其同僚曰：“自非军国大事，勿以烦公。”辛丑，薨，太后泣曰：“朝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众或不能决，太后辄叹曰：“天夺吾国老何太早邪！”（《资治通鉴》卷二百七）
设若武则天对狄仁杰没有特殊的信任器重，狄仁杰是不可能成功地干预她选择太子的所谓家事的。
唐朝进入德宗李适时代之后，备受德宗信任的宰相李泌也采用和狄仁杰相同的思维逻辑，成功地干预了帝王的家事。
贞元三年（787年）八月，德宗李适打算废立太子，李泌犯颜直谏，君臣二人吵得一塌糊涂，双方都说了气话，德宗不仅以“卿不爱家族乎”相威胁，还搬出帝王们的杀手锏“家事说”，反问李泌说：“此朕家事，何豫于卿，而力争如此？”面对德宗的蛮不讲理，李泌不慌不忙地陈述自己的理由：
“天子以四海为家。臣今独任宰相之重，四海之内，一物失所，责归于臣。况坐视太子冤横而不言，臣罪大矣！”上曰：“为卿迁延至明日思之。”泌抽笏叩头而泣曰：“如此，臣知陛下父子慈孝如初矣！然陛下还宫，当自审思，勿露此意于左右；露之，则彼皆欲树功于舒王，太子危矣！”上曰：“具晓卿意。”泌归，谓子弟曰：“吾本不乐富贵，而命与愿违，今累汝曹矣。”
……间一日，上开延英殿独召泌，流涕阑干，抚其背曰：“非卿切言，朕今日悔无及矣！皆如卿言，太子仁孝，实无他也。自今军国及朕家事，皆当谋于卿矣。”泌拜贺，因曰：“陛下圣明，察太子无罪，臣报国毕矣。臣前日惊悸亡魂，不可复用，愿乞骸骨。”上曰：“朕父子赖卿得全，方属子孙，使卿代代富贵以报德，何为出此言乎！”（《资治通鉴》卷二百三十三）
李泌对封建帝王家事国事的解释以及对宰相责任的诠释颇具启迪意义：“天子以四海为家”，故而天子的家事就是国家之事，故而宰相不能“坐视太子冤横而不言”。
李世勣、狄仁杰、李泌对帝王家事的理解以及所选择的立场态度迥然不同，却同样对后世影响至深。如果当年李世勣未说出“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武则天便难以成为高宗李治的皇后；如果没有狄仁杰把天下之事都说成是皇上家事的执着坚持，武则天也不会改弦更辙立李显为太子，李唐王朝便无法重新延续；如果李泌和李世勣一样对帝王的家事作壁上观，德宗父子之间的悲剧便难以避免。
封建家天下的是是非非原本就是一锅粥，不论是废立皇后还是废立太子，皆是如此。对于这些问题，读书人可以一笑置之，当事人却必须认真地选边站，因为这种抉择不仅关系到个人的仕途前程身家性命，而且关乎封建制度下的国家命运。从这个角度来看待这个话题，便会发现，品味李世勣、狄仁杰、李泌当年的国事家事说，竟然牵涉到复杂的政治、社会、道德伦理和心理学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