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建不拔　善抱不脱

——孙叔敖·萧何·诸葛亮

孙叔敖是春秋时期楚国的令尹，萧何是西汉王朝的开国相国，诸葛亮是三国时期蜀国的丞相，三人皆是古代历史上屈指可数的“名世之臣”。有句老话叫做“英雄所见略同”，翻阅史籍关于上述三位“名世之臣”的记载，尽管他们分属不同的时代，服侍不同的君王，处理不同的国事，但在处理身后之事、为子孙后代谋福祉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孙叔敖，姓蔿，名敖，字孙叔。2600多年前，楚国贵族蒍贾遭陷害，其子蒍敖随母亲避难于期思（今河南省淮滨县），改名孙叔敖。少年孙叔敖出游时，做过一件积德之事：

见两头蛇，杀而埋之。归而泣。其母问其故，叔敖对曰：“闻见两头之蛇者死，向者吾见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见，杀而埋之矣。”其母曰：“吾闻有阴德者天报以福，汝不死也。”及长，为楚令尹，未治而国人信其仁也。

孙叔敖做了楚国令尹以后，注重民生，兴修水利，推行了多项善政，颇受人民拥戴。《列子·说符》记载了孙叔敖和狐丘丈人一段颇含哲理的对话：

孙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仆闻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孙叔敖蹴然易容曰：“小子不敏，何足以知之！敢问何谓三利？何谓三患？”狐丘丈人曰：“夫爵高者，人妒之；官大者，主恶之；禄厚者，怨归之。此之谓也。”孙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禄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于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尧舜其犹病诸。”

孙叔敖对狐丘丈人所阐述的居处高位避免三怨的对策，被后人称之为“为相三方”，充分表现了他高超的政治智慧。

《韩非子·喻老篇》中记载了孙叔敖如何对待楚王对他封赏土地之事：

楚庄王既胜，狩于河雍，归而赏孙叔敖。孙叔敖请汉间之地，沙石之处。楚邦之法，禄臣再世而收地，唯孙叔敖独在。此不以其邦为收者，瘠也，故九世而祀不绝。故曰：“善建不拔，善抱不脱，子孙以其祭祀，世世不辍。”孙叔敖之谓也。

冯梦龙在《智囊全集》中辑入了孙叔敖临终前对儿子的教诲：

孙叔敖疾将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为我死，王则封汝。汝必无受利地！楚、越之间有寝丘，若地不利而名甚恶，楚人鬼而越人，可长有者唯此也。”孙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辞而不受，请寝丘，与之。至今不失。（《智囊全集·上智部·远犹》）

《韩非子·喻老篇》和《智囊全集·上智部·远犹》所叙述的时间段不同，所反映的孙叔敖的思想却是一致的。作为楚国居功至伟的令尹，如果想索要大片肥沃的封地并非难事，但孙叔敖并没有这样做，在楚王封给他肥沃的河雍之地时，却做了出人意料的选择。不论是孙叔敖自己不接受楚王封赏给他的肥沃的土地，而请求赏赐沙石之处的汉间之地，还是在临死前告诫儿子不可接受楚王赏赐的富饶封地，而请求楚王赏赐没人肯要的贫瘠之地寝丘，目的都是为了让子孙后代能够长久地保有封地。贫瘠之地当然不如肥沃的土地，但由于没有人看上那块贫瘠的土地，反而不至于很快被人抢夺走。不待说，孙叔敖临终前的这个遗嘱和选择，充分体现了一个伟大政治家为子孙后代着想的深谋远虑。

如果说孙叔敖的抉择是出于自我觉悟，那么，西汉初期开国相国萧何与孙叔敖类似的最后抉择，则是缘于高祖刘邦的不断敲打。

萧何，沛丰人，和刘邦是布衣之交。随同刘邦起义后协助汉王“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成为汉初三杰之一。刘邦建立西汉政权后大封功臣，萧何雄居第一。

对于萧何的成功，司马迁在《史记·萧相国世家》“太史公曰”中如是评价道：

萧相国何于秦时为刀笔吏，录录未有奇节。及汉兴，依日月之末光，何谨守管籥，因民之疾法，顺流与之更始。淮阴、黥布等皆以诛灭，而何之勋烂焉。位冠群臣，声施后世，与闳夭、散宜生等争烈矣。

司马迁认为萧何的成功主要在于跟对了人，“得附骥尾，而致千里”，沾了刘邦这位真龙天子的光。从某种意义上说，司马迁所言不无道理。如果没有刘邦在前面引路，为人循规蹈矩的萧何能否走上造反的道路确实很难说。如果没有刘邦这位同乡，萧何也许会运用自己的智力，在动荡不已的乱世中尽量寻找平静，而不会冒杀头的风险走造反之路。

萧何能够在乱世中脱颖而出，除跟对了人而外，还在于他做了不少堪称高明的大事。一是在刘邦军队进入咸阳后无暇他顾，立即前往秦朝丞相、御史、太尉的官署中，把所有的图籍簿册律令文档全都收到军营中妥善保管起来；二是夜下追韩信，为刘邦追回了韩信这位不世出的帅才；三是在辅佐刘邦与项羽争夺天下“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立下了“万世之功”；四是在刘邦“约法三章”的基础上，根据百姓愿望，革除暴秦的苛刑峻法，主持制定了以汉律九章为标志的律法规章，为汉朝国家机器的有序运转提供了保障。

尽管萧何对刘邦忠心耿耿且功勋卓著，但刘邦却对功高震主深受百姓爱戴的相国萧何抱有戒心。早在楚汉对峙形势异常严峻之时，刘邦便对坐镇关中的实权派萧何放心不下，一再派人到后方慰问萧何。萧何意识到刘邦对自己心有疑虑，于是采纳谋士鲍生的建议，把自己的兄弟子侄中能够打仗的都派到了前线。

高祖十一年（前196年），刘邦率军前去和陈豨的叛军作战，萧何协助太后吕雉在未央宫诱杀了企图谋反的韩信。刘邦派遣使者回长安拜萧何为相国，加封食邑五千户，并命令加派五百人组成的卫队护卫相国府。前秦遗老召平见状，马上提醒萧何注意这个危险的信号。于是萧何辞了封赏，并把自己的全部家私拿出来赞助军队平叛。

高祖十二年（前195年）黥布叛乱，刘邦率军前去征讨。其间，刘邦多次派人回京询问相国做什么。当萧何打算按照以往的经验把家财拿出来劳军时，一个旁观者提醒他说：皇上之所以一再派人回来打听您在做什么，是他担心您会利用威望动摇关中。您需要做些玷污自己清誉的事情，使皇上放心。于是，萧何忍痛自毁名节，干了许多有悖自己良心的事体。刘邦平叛回到长安时，遇到百姓拦路状告相国低价强行收买民田房屋数千万，刘邦不怒反喜，把状子交给萧何，让他自己处理。萧何见刘邦高兴，趁机为民请命，请求允许百姓耕作上林苑空闲的土地。刘邦勃然大怒，下令将萧何关进了监狱。后经人劝谏，刘邦又把萧何从监狱中放了出来，继续担任相国。

经过刘邦多次修理敲打，萧何终于大彻大悟，一切以皇上的意志为意志。正所谓“一窍通百窍通”，政治上的豁然开悟使萧何明白了治家之道。据《史记·萧相国世家》载，萧何“置田宅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屋。曰：‘后世贤，师吾俭；不贤，毋为势家所夺。’”

萧何的这一治家格言，和春秋时的孙叔敖如出一辙。同样的选择出于同样的考量，却又有主动和被动的分别。

和孙叔敖、萧何相比，诸葛亮在百姓中的知名度更高，更受人们景仰。从“三顾茅庐”、“火烧新野”、“舌战群儒”、“草船借箭”、“智算华容道”、“三气周瑜”、“巧布八阵图”到“刘备托孤”、“七擒孟获”、“前后出师表”、“挥泪斩马谡”，到“木牛流马”、“六出祁山”，诸葛亮不仅是智慧的化身，而且是忠诚的楷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早已成了他的传世名片。这里不去谈论他的忠诚，也不去谈论他的功绩，只是想透过《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的记载，来认识他的治家理念。

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

诸葛亮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给后主刘禅的表文中说这番话的，是他对蜀国无限忠诚的自我表白。为了不辜负先主刘备的寄托和后主刘禅的重望，诸葛亮克勤克俭，忠于职守，“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留给子孙们的，仅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作为封建时代的丞相，诸葛亮能做到这一点，确实堪与古人孙叔敖、萧何相媲美。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痴迷于富贵梦而不肯醒来，为了让自己的后人常保富贵，他们不惜滥用手中的权力，不遗余力地索取，贪桩枉法、行贿受贿，任何卑鄙龌龊的事体都能做得出来。然而，尽管他们留下了万贯家财，留下了肥沃的田产，留下了无数金银财宝，却无法保证让子孙们永远占有和享用，有的是现世报，有的留传不过一两代。正如《红楼梦》“好了歌解注”所云：

陋室空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蛛丝儿结满雕梁，绿纱今又糊在蓬窗上。说什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金满箱，银满箱，展眼乞丐人皆谤。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作强梁。择膏粱，谁承望流落在烟花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锁枷杠；昨怜破袄寒，今嫌紫蟒长：乱烘烘你方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是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

透过无数历史教训，来看待先贤孙叔敖、萧何、诸葛亮在治家问题上不同流俗的人生选项，才有可能理解他们为何给子孙后代留薄田，才有可能真正领会人生哲学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