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子仪和张廷玉
郭子仪和张廷玉，一个是武将，一个是文臣，一个是唐代中兴名将，一个是清代康乾盛世时的高官，却又同是为古人所称颂的道德完人。这里并不打算对他们作全程关注，而只是考察他们的歧路抉择，比较比较他们的心路异同。
俗话说“时势造英雄”，唐天宝末年“安史之乱”爆发，促使玄宗李隆基迅速重用左卫大将军兼九原太守、朔方节度右兵马使郭子仪。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二十一日，玄宗任命郭子仪为卫尉卿，兼灵武太守，充朔方节度使，诏以本军东讨逆贼安禄山。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后，玄宗李隆基命令郭子仪回师朔方。天宝十五载二月，“子仪与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师下井陉，拔常山郡，破贼于九门，南攻赵郡，生擒贼四千，皆舍之，斩伪太守郭献璆，获兵杖数万。”“六月，子仪、光弼率仆固怀恩、浑释之、陈回光等阵于嘉山，贼将史思明、蔡希德、尹子奇等亦结阵而至，一战败之，斩馘四万级，生擒五千人，获马五千匹，思明露发跣足奔于博陵。于是河北十余郡皆斩贼首者以迎王师。子仪将北图范阳，军声大振。”尽管郭子仪频频报捷，唐军在其他战场上却一败再败，李隆基不得已从都城长安仓皇出逃，幸蜀途中发生了“马嵬驿之变”，宰相杨国忠为乱军诛杀，贵妃杨玉环被赐死，唐朝的权力格局由此发生重大转变。玄宗继续西行，太子李亨率军北上，在甘肃灵武登基，是为肃宗。同年八月，郭子仪和李光弼率领五万精兵从河北到达灵武，肃宗李亨当即任命郭子仪为武部尚书、灵武长史，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北都留守，二人并为同平章事。此后，郭子仪率军转战于陕西潼关一带。至德二年（757年）四月，郭子仪进位为司空，任天下兵马副元帅（大元帅由太子广平王李俶担任），实际负责指挥平定安史之乱。收复两京后，郭子仪“以功加司徒，封代国公，食邑千户。入朝，帝遣具军容迎霸上，劳之曰：‘虽吾之家国，实由卿再造。’”（《旧唐书·郭子仪列传》）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手握兵权的祸福利害关系即是如此。因为有了安禄山拥兵自重而叛乱的前车之鉴，肃宗李亨和他的继任者均担心类似事变再次重演，故而对握有兵权的大将郭子仪、李光弼等处处刻意提防，许多将军因此而反叛而身首异处。究竟应该何去何从？郭子仪深谙帝王家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阴暗心理，从来没有想到挟兵权以自重，而始终表现出了对皇权的绝对忠诚。
史载：乾元元年（758年）七月，郭子仪率军“破贼河上，擒伪将安守忠以献，遂朝京师。敕百僚班迎于长乐驿，帝御望春楼待之，进位中书令”。是年九月，求胜心切的肃宗命令郭子仪、李光弼、王思礼、李嗣业、鲁灵、季广琛、崔光远、许叔冀、董卿等九位节度使挥师与叛军决战，却“不立元帅，唯以中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使”。由于九支军队缺乏统一的指挥，而决定权又操在对军事一窍不通的宦官鱼朝恩手中，致使唐朝60万大军围攻相州之役以惨败告终，而鱼朝恩竟然将战败的责任全都推到郭子仪身上。是年七月，郭子仪被解除兵权，召回京师。命令传到军营后，朔方士卒痛哭流涕，拦住前来宣读圣旨的宦官，请求留下郭子仪。面对群情激愤的部属，郭子仪提出送别一下钦差，将士们这才让出一条道来。郭子仪送钦差出营后，一分钟也不敢耽搁，“因跃马而去”。
郭子仪被解除兵权不久，河东战事又起。史思明率部“再陷河、洛，西戎逼扰京辅”，局势重新动荡不安。肃宗无奈，再次授郭子仪以兵权，任命他为邠宁、廊坊两节度使，但是却不让郭子仪亲率大军去前方杀敌，而让他留在京师坐镇。肃宗这样做的真实目的，无非是想借郭子仪的威名来镇抚党项等少数民族的军队。上元元年（760年），迫于时势，肃宗下诏，任命郭子仪为“诸道兵马都统，以管崇嗣副之。率英武、威远兵及河西、河东镇兵，由邠宁、朔方、大同、横野军以趋范阳。”但这道诏书下达后并未发生实际效用，由于权宦鱼朝恩等人从中作梗，肃宗的这一任命又“沮解”了。
上元三年（762年）二月，河东发生叛乱，绛州乱军杀死统帅李国贞，太原节度使邓景山也为乱军所杀。重病在身的肃宗李亨思来想去，只能起用郭子仪。于是，封郭子仪为汾阳郡王，任命他为朔方、河中、北庭、潞泽节度行营兼兴平军、定国军副元帅，屯驻绛州。郭子仪动身之前，李亨将其召入在卧室里交待说：“河东事一以委卿。”直到生命的最后关头，肃宗才消除了对郭子仪的疑虑猜忌。
上元三年四月，肃宗李亨病逝，太子李豫登基，是为代宗。是年七月，代宗任命郭子仪为“都知朔方、河东、北庭、潞、仪、泽、沁、郑等节度使及兴平军等副元帅”。宝应元年（762年）八月，郭子仪由河东入朝。被代宗引为心腹、擅权弄政的权宦程元振妒忌郭子仪功高任重，料难制约，便在代宗面前一再谗谮，“巧行离间”，要代宗罢免郭子仪的兵权。郭子仪“不自安，表请解副元帅、节度使”。代宗遂“罢子仪副元帅，加实户七百，为肃宗山陵使”。过了不久，为了征讨史朝义，代宗任命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大元帅。代宗本想任命郭子仪做李适的副手，因程元振、鱼朝恩等人的阻挠，又改变了主意，不用郭子仪，而让仆固怀恩做了李适的副手。代宗与乃父肃宗一样，内心深处对郭子仪存有很深的戒备和警惕，提防之心远大于信任之心。因此，平定安史之乱最后一战的功劳本应记在郭子仪的名下，却与郭子仪擦肩而过。
安史之乱平息后，一场新的战争又在西北降临。广德元年（763年）秋七月，吐蕃军队大举进攻，攻陷兰州等地，河西、陇右地区均为吐蕃所占领。是年十月初二，吐蕃军队进攻奉天、武功，京师长安为之震动。代宗迫于无奈，这才下诏任命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镇咸阳，抵御吐蕃军队的进攻。从这时起，代宗对郭子仪彻底解除了戒心。大历十三年（778年）五月，代宗李豫病重，自知将不久于人世，临终前留下遗诏：由郭子仪总摄群臣，辅佐朝政。多疑的李豫皇帝在咽气之前终于认识了郭子仪这位可以让他放心的柱国大臣。
史称，郭子仪在“遭幸臣程元振、鱼朝恩短毁”时，不论是“方握重兵”，或是“方临戎敌”，只要是皇上征诏，诏书到日，“即日就道，无纤介顾望，故谗间不行”。正是由于郭子仪选择了相忍为国和绝对忠诚，以简单对复杂，不计较个人利钝得失，才逐步消除了皇帝们的猜忌。
郭子仪的人生抉择成就了他光彩照人的一生。唐代史臣裴垍称赞郭子仪道：“权倾天下而朝不忌，功盖一世而上不疑，侈穷人欲而议者不之贬。”《旧唐书》进一步赞美道：“富贵寿考，繁衍安泰，哀荣终始，人道之盛，此无缺焉。”《新唐书》更是不遗余力地褒扬说：“子仪完名高节，烂然独著，福禄永终，虽齐桓、晋文，比之为褊。”
与郭子仪不同，张廷玉的功名不是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博得的。因为乃父张英贵为清康熙时期的宰相，才华横溢的张廷玉生正逢时，通过科举考试轻而易举地步入官场，进而逐渐成长为一位精明干练的文臣、文胆，如鱼得水般地活跃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成为有清一代仅有的一位死后配享太庙的汉族大臣。
常言说“伴君如伴虎”，在皇帝手下当差办事为何随时会有性命之虞？对于臣子来说乃是一个歧路抉择问题。张廷玉能够历经康、雍、乾三朝，多年担任宰相而备受重用，一个至为重要的因素便是因为他选择并坚守了“万言万当，不如一默”。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才使得他看似近乎平淡的一生，却远比那些曾经叱咤风云的大人物更有魅力，更有内涵。
康熙因对宰相张英印象颇佳，在张英因病致仕后爱屋及乌，而将张廷玉要到了自己身边刻意栽培，让他在朝廷六部之间转换任职，多岗位锻炼。康熙去世前，张廷玉业已位居礼部左侍郎。
雍正年间是张廷玉仕途上的黄金时代。爱新觉罗胤禛继位后，即任命张廷玉为礼部尚书。雍正三年（1725年）七月，张廷玉受命署理大学士事。雍正四年（1726年）二月，张廷玉被任命为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翰林院掌院学士，正式拜相入阁。雍正五年（1727年）十月，张廷玉晋升为文华殿大学士。雍正六年（1728年）三月，张廷玉晋升为保和殿大学士。雍正六年十月，因吏部尚书出缺，张廷玉又兼署吏部尚书。早在雍正五年成立军机处时，张廷玉就是首批被选入军机处的大臣之一。身为军机大臣的张廷玉成了雍正帝须臾不可分离的左右手。为了指挥西北的战事，雍正帝没明没黑地频繁召见张廷玉，有时甚至一天召见十余次，“凡有密旨，悉以谕之。”为了及时撰写皇上的谕旨，传达皇上的命令，汇报前方的战况，处理紧急军务政务，张廷玉经常通宵达旦地工作，默默无闻地承担起了雍正所交给他的各项使命。雍正不仅看重张廷玉的过人才干，更看重他的忠诚可靠。雍正八年（1730年）九月，雍正便秘密地让张廷玉看了写有皇储名字的密旨。
刚愎雄猜的爱新觉罗胤禛，何以会如此器重信任张廷玉呢？张廷玉过人的才华、高度的责任心、绝对的忠诚、废寝忘食的工作精神和崇高的威望，无疑都是重要的因素，但似乎不是决定性的因素。张廷玉之所以为雍正所高度信任，乃是因为他为人干练行事低调，“敏于行而讷于言”。
出身于官宦家庭的张廷玉出仕以来始终谨守黄庭坚的教诲，“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纵观张廷玉步入仕途后的业绩，主要不是体现在建言献策上，而在贯彻皇上的旨意上，即执行力上，领导怎么要求就怎么做，自觉与领导保持高度一致，乃是张廷玉为官的秘诀。由于张廷玉总是自觉地摆正自己的位置，不以向雍正建言献策为荣，而以努力做好雍正交待的事项为最高准则，经年累月地不辞辛苦地甘心情愿地为雍正卖命，并且从不向人炫耀自己，不存非分之想，故而生性多疑的雍正才把他视为殊堪信任的大忠臣，才肯把最重要的国家机密告诉他。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三日，爱新觉罗胤禛暴毙于圆明园内。爱新觉罗胤禛死前留下遗诏，“以廷玉器量纯全，抒诚供职，命他日配享太庙”。（《清史稿·张廷玉列传》）大概在爱新觉罗胤禛的心中，只有像张廷玉这样的说话少、做事多、“周敏勤慎”之人，才可真正信赖，才有资格配享太庙、拥有无上的尊荣。
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继位后即宣布，遵照先帝遗命，任命鄂尔泰、张廷玉等为辅政大臣。张廷玉、鄂尔泰等主动提出不敢担当辅政的名分，请求改辅政大臣为总理事务大臣。弘历立即允准，下令罢撤军机处，成立总理事务处，并任命张廷玉和鄂尔泰“总理事务，予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合为三等子”，随后又任命张廷玉担任《世宗宪皇帝实录》总编纂，《玉牒》、《三礼传说》总裁官。张廷玉步入古稀之年后，乾隆下了一道极富人情味的诏令：“廷玉年已过七十，不必向入早朝，炎暑风雪无强入。”
张廷玉和鄂尔泰两位重臣在朝中经营多年，无形之中形成了不可小觑的两大政治势力集团。张英、张廷玉父子先后入阁拜相，特别是张廷玉备受雍正信赖，做了多年汉人领袖，尽管张廷玉本人并未刻意拉拢扶植，但是他的族人桐城张氏以及张氏的世代姻亲，利用他这棵大树，出仕做官的人数越来越多。在朝廷中已经不知不觉地占有了较大的比重。而且，由于张廷玉官声较好，威望很高，在朝廷六部和各地汉人督抚中拥有很大的影响力，一些高官甚至认为，张廷玉就是大清朝的泰山北斗，“有张阁老在，天下就将太平无事”。而在乾隆看来，张廷玉和鄂尔泰便成了可能的潜在威胁，于是开始出手加以制衡。乾隆六年（1741年），左都御史刘统勋连上两疏，弹劾张廷玉和尚书公讷亲。乾隆随即下令，凡张廷玉的族人、姻亲在朝中做官者，三年之内不予升转。乾隆十年（1745年）鄂尔泰去世后，为防止张廷玉派系的势力借机膨胀，乾隆将原来名次在张廷玉之后的满人讷亲擢升为领班大学士，并借题发挥，对张廷玉进行敲打压抑。
为人谨慎又在宦海中沉浮了几近五十年的张廷玉，对于“雷霆雨露，皆是君恩”最敏感，涵养功夫也不含糊。从乾隆借刘统勋之手公开抑制其派系势力时起，张廷玉说话行事便愈加谨慎，为人也更加谦和。据说，晚年的张廷玉在聆听下属报告时经常不置可否，动辄“好、好”，以至于闹出了一个笑话：一天，内阁的一名胥吏前来请假，说其家父去世，需回家料理丧事。张廷玉听后不假思索，仍然习惯性地随口说“好、好”，让请假的下属哭笑不得。《清朝野史大观·清人轶事》载：
桐城张文和（即张廷玉）公《澄怀园语》云：“予在世途久，每见升迁罢斥，众必惊相告曰：‘此中必有缘故。’余笑曰：‘天下事安得有许多缘故。’”
由上述两则掌故可知，张廷玉的涵养功夫已然到了深不可测的程度了。
乾隆十三年（1748年），张廷玉以年老多病为由请求致仕，乾隆却不肯允准。乾隆十四年（1749年）冬天，老病缠身的张廷玉再次请求“休沐养疴”，乾隆下令解除他所兼任的监修、总裁诸职务，并且让军机大臣前往问候。张廷玉乘机巧妙地提出请求：“受上恩不敢言去，私意愿得暂归。后年，上南巡，当于江宁候驾。”乾隆这才同意了他的请求，并且“亲制诗三章以赐”。
奉行“万言万当，不如一默”的好好先生张廷玉别无所求，唯一念念在兹的心事便是雍正生前恩准他死后配享太庙能否兑现。因为心存这点私念，总担心乾隆日后会变卦，故而在入宫叩谢皇恩时，一改多年来不向主子开口索求的习惯，而向乾隆提出了请求：“蒙世宗遗命配享太庙，上年奉恩谕，从祀元臣不宜归田终老，恐身后不获更大恩典。免冠叩首，乞上一言为券。”
张廷玉要“乞上一言为券”，深深触动了乾隆的逆鳞。虽然乾隆勉强为张廷玉“颁手诏，申世宗成命，并制诗示意，以明刘基乞休后仍配享为例”，但随即反悔，寻找借口，在乾隆十五年（1750年）二月，“罢张廷玉配享”。是年七月，张廷玉的儿女姻亲四川学政朱荃因匿丧赶考等情坐罪，乾隆联想到张廷玉是朱荃的推荐保举人，于是马上以此为由降旨切责张廷玉，命张廷玉“尽交历年颁赐诸物”。乾隆二十年（1755年）三月，张廷玉在郁郁寡欢中死在了家乡桐城，享年84岁。
张廷玉死后，乾隆又想起了他的诸多好处。于是，“命仍遵世宗遗诏，配享太庙，赐祭葬，谥文和”。晚景坎坷的张廷玉死后如愿以偿，以汉大臣而配享清太庙。史称：“终清世，汉大臣配享太庙，惟廷玉一人而已。”
郭子仪和张廷玉都是官场中人，他们所做的并不是在继续留在官场还是退出官场之间抉择，而是身在官场应该如何面对皇上雷霆雨露的抉择。郭子仪通过历尽坎坷忠心不改相继消除了唐肃宗和代宗的怀疑猜忌，获得了他们的信任，从而得以在风起云涌的唐代官场上有惊无险地安然走完了全程；张廷玉通过默默勤勉、恪守“万言万当，不如一默”而赢得了清康熙、雍正、乾隆的信任，进而成为清代唯一获得配享太庙资格的汉大臣。不同之处在于，百战余生的郭子仪晚年并不关注什么虚名，仅是尽情地享受生活，小心谨慎的张廷玉晚年则苦为配享太庙的浮名所累，故而郭子仪人生的道路越到后期越顺畅，而张廷玉则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经历了求荣取辱的苦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