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的神交之礼

苏轼的神交之礼

宋代交友之礼在苏轼与吴复古之间有特殊的体现。他们之间的交往,是一种罕有的交友之道,被传为千古佳话。

吴复古年少有文名,自幼聪颖,行侠好义,以博学多才、精通经典,被荐举为孝廉,宋神宗年间被封为皇宫教授。他性格奇特,淡泊名利,由于不满官场陋习,决然弃官,在麻田山中筑庵出家。

吴复古身在世外,很讲究养生存气之道,他所讲的“养生”,乃是儒家的修身养性,所讲的“气”,是孟子之所谓“浩然之气”。他反对道教的一套,主张一切顺应自然,强调自我修养。吴复古出家后,遍游天下名山,广交名士,虽常出入于士大夫之门,但从不阿谀奉承,对人一无所求。当时的名士都十分景仰他,苏轼就是其中之一。

苏轼是宋代著名文学家和艺术家。吴复古的父亲吴宗统曾经与苏轼同在翰林院共事,所以吴复古初遇苏轼便相叙如旧,长期交往,情谊深厚。综观吴复古的一生,最可称道的当推他与苏轼的交谊。

苏轼豁达豪放的性格与超逸的文才,很得吴复古的赏识,而吴复古刚直脱俗的性格与道德文章,更使苏轼折服。

苏轼在惠州时曾在给复古之子吴芘仲的《答吴秀才书》中说过:“子野一见仆,便谕出世法。”“虽未能行,然喜诵其言,盖尝作《问养生》一篇,为子野出也。”可知两人第一次晤谈,尽在于探研养生之道。

吴复古的“出世法”,既不同于仙家的求长生不老,也不同于道士的炼丹服药,显见是另一种无为的超脱的精神境界。苏轼当时面对新法弊病,还想有所作为,但十分赞赏吴复古的养生论。

苏轼曾把吴复古告诫他的养生之法素笔抄下,引为座右铭,这就是有名的《问养生》法帖。世传苏轼善养生之法,颇受这位良师益友的影响。

1094年农历八月,苏轼被贬惠州,专程经潮州拜晤吴复古,老友重逢,分外高兴。苏轼欣然命笔,为麻田寺题名“远游庵”,并作《远游庵铭并序》,至今麻田山仍保存有苏轼当年的墨迹。后来,苏轼因为与新党政见不合,再次被贬海南,在琼州期间,曾多次向吴复古表达敬意。

苏轼在黄州期间,在东坡山地种茶,此为他自号“东坡居士”之由来。吴复古不远千里,前去探访。苏轼深受感动,亲自上山采摘露芽汲泉烹茶,款待来自远方的故友。他俩对坐品茶,促膝谈心,通融心灵。

好茶也有缘分,投缘的茶友有机会在一起品茶,分开了也不相忘,借茶以表达情意。吴复古从黄州返回潮州后,便给苏轼寄赠建茶。

苏轼接到吴复古的礼物,马上复信致谢,在复信结尾连说“惭悚”,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吴复古知苏轼爱饮建茶,因此他在择茶上颇费一番苦心。建茶,即产于福建建安的建溪茶。宋代茶品,建安所产,超群绝伦,“独冠天下”。苏轼有“建溪春色占先魁”的咏赞,称建茶为“瑞草魁”。后人称“宋人最重建州茶”。

吴复古寄赠建茶,属佳绝精品,在福建产地也不易得到。虽数量不多,却是“精茶数品,叶叶关情”!难怪苏轼感到礼物太贵重了,接受时感到“惭悚”,实有惭愧不安之意。

在他们的交往中,有一件事使苏轼很受感动:吴复古曾命其子送过苏轼一些潮州特产。苏轼在儋州时记起此事,就命人选了些海南特产鲜果带给吴复古。

谁知吴复古命来人带回,并复函苏轼:


朋友之交在于神交,只要彼此心心相印,何必搞世俗的那一套呢?这样做,只能给高尚的友谊带上世俗的习气。


其实,吴复古所反对的世俗,并非从根本上否定“礼尚往来”,而是有学问的人的一种精神交往,因慕名而在不知不觉中把对方当朋友,这就是他所说的“神交”。很显然,这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礼”。这样的精神境界,怎能不让苏轼为之感动呢?从此,两人更加频繁地书信往来。

那是公元1100年底,苏轼遇赦北归。已经97岁高龄的吴复古,感念老友情长,来到广东清远,执意为苏轼送行。由于这个季节天气寒冷,老迈之人不禁其寒,遂染病不起。第二年不幸病逝于归途。

苏轼在真州惊闻噩耗,万分伤感,饱含深情地写祭文悼念。

吴复古之所以深得苏轼的景仰推崇,交谊深厚,这首先是在于他的旷世情怀感染了苏轼。特别是苏轼在遭受一贬再贬的政治磨难之中,得到了吴复古的道家理念的启示,领悟到其放浪形骸的性格和放逸的生活态度,以至深得顺其自然,积渐而进。这在苏轼患难之中,寻得精神慰藉而泰然处世,的确不无裨益。

苏轼与吴复古所建立起来的交谊,有着共同的生活志趣,共同的文化艺术爱好。正是这种文化精神上的相通,联系着两人的真挚情谊。他们之间高层次的“神交”,已经成为了交友之道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