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曼出版《草叶集》

瓦尔特·惠特曼1819年5月31日出生在长岛海滨小村的一个农庄，虽然他的祖先分别是荷兰人和英国人，但他们早在移民之初就来到新大陆，先辈人曾为独立战争献出过生命，因此，惠特曼有权说自己是“最纯最地道的美国种”。

就在瓦尔特出生的那一年，祖父和父亲破了产。惠特曼一家卖掉土地，成为手工劳动者，来到布鲁克林，父亲干起木匠养家糊口，而成功地经营手工作坊没几年，一家人便再度被抛到社会底层，老惠特曼领着九个孩子在贫寒清苦中操劳度日。

九个孩子，老六夭折，四个自幼体虚，且患程度不同的神经疾病。排行第二的瓦尔特·惠特曼虽健壮机敏，无奈家境贫苦，只好和父亲共同供养体弱多病的兄弟姊妹。惠特曼只上过几年小学，十一岁给律师和医生做听差，十二岁去印刷厂当学徒，两年后成为正式的排版工人。惠特曼以一个劳动者的身份开始了自己的生活。

惠特曼做过农工子弟小学的教师，办过自排自印、自己发行的小报。而真正使他感到失意和挫折，并进而转向文学创作的，却是他的党派热情和政治雄心因背叛而导致破灭。

1841年至1845年间，惠特曼主要从事印刷和报纸编辑工作。

最初，他误将民主党等同于“民主”，主编过民主党的报纸《每日鹰报》，为之积极奋战。他主张进步改革，高举废奴旗帜，代表广大个体农民的利益而热烈赞成自由土地运动。但这种斗争几经挫折，他几次被利用、被出卖以后，终于认识到民主党的狡诈虚伪。他多次和报社的民主党领袖发生冲突，于1848年被解雇。

同年，他与民主党决裂，加人当时代表农民与城市劳动者利益的第三党——自由土地派，负责编辑该党报纸布鲁克林《自由人报》。1849年，自由土地派领袖与民主党保守派完全妥协，惠特曼把“自由土地派等同于雇佣劳动者的自由”的幻想再次破灭。理想的破灭使他愤然同自由土地派决裂，退出《自由人报》，同时更增强了反对蓄奴制的立场。

惠特曼先后在十几家报馆供职，并非单纯为谋生计，而是想找到一个宣传个人理想的阵地，但在污浊而严酷的现实面前，惠特曼遭到的只是无情的打击。他离开了新闻界，回乡从事劳动，重拾木匠的行当。穿上开领衫和工作服，惠特曼感到无比欣悦，劳动中体验到人民的思想感情，惠特曼开始了民主主义战士的新生活。

他被《鹰报》解雇的1848年，正值欧洲革命爆发之际。惠特曼到各地漫游，在新奥尔良考察了黑奴生活状况，又顺密西西比河直上，游览工业名城圣路易斯、芝加哥，观赏了大湖和尼亚加拉大瀑布，最后回到布鲁克林。他目睹广阔的边疆和南部地区，眼界大为开阔；而与下层劳动者和黑奴的频繁接触，促进了他民主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从政的失意，使惠特曼退而深入劳动阶层；抑郁的漫游，使惠特曼更专注于精神领域和个人理想的抒发，就是此后的1855年，代表惠特曼精神追求和崇高理想的《草叶集》问世。

《草叶集》的出版没有给惠特曼找到多少朋友，但他有了精神的寄托；内战的爆发没有结束惠特曼的潦倒和贫困，但他从中发现了同志和知己。此后，惠特曼的诗“从表现个人的低地登上了眺望民族命运的高楼”。

惠特曼站在反对南部蓄奴制的立场上，积极参加了支援前线的工作。他自愿在华盛顿的伤兵医院服务。据有关材料统计，惠特曼去医院有六百多次，受到他照顾的伤兵有一万人之多。

他在内战期间的经历为新版《草叶集》注入新的生命，他将激情倾注于为推翻奴隶制而进行的英勇斗争。惠特曼后来写道：“如果没有这三四个年头以及这一时期的经历，今天就不可能有《草叶集》这本书。”

一个伟大的人，不一定要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业，但必须有一颗坚贞不渝的心。无论是面对恶势力的威胁，还是面对金钱富贵的诱惑，都能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也无论是受到别人的嘲讽，还是遭到暂时失利的打击，都能顽强不屈，这才是真正的英雄豪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