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业沉浮，宠辱不惊

落在别人身上，那么我就不应该有，与我无关；落在我身上，那么别人就不应该有，与别人无关。

古今中外，无论是仕途、商场，抑或情场，都仿佛是人生的剧场，将得意与失意、荣宠与羞辱演绎得百感交集。诸葛亮有一句名言：“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弃，贯四时而不衰，历坦险而益固。”意在鞭策后人看淡荣辱，遵循道义。

看淡荣辱自然并非“躲进小楼成一统”，而是显示了放大眼光，不与他人一般见识的博大胸怀；与范仲淹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异曲同工之妙。

春秋时，楚国的孙叔敖原本是位隐士，被人推荐给楚庄王，三个月后便做了令尹（宰相）。他善于教化引导人民，因而使楚国上下和睦，国家安宁。

有位孤丘老人，很关心孙叔敖，特意登门拜访，问他：“高贵的人往往有三怨，你知道吗？”

孙叔敖回问：“您说的三怨是指什么呢？”

孤丘老人说：“爵位高的人，别人嫉妒他；官职高的人，君王讨厌他；俸禄优厚的人，会招来怨恨。”

孙叔敖笑着说：“我的爵位越高，我的心胸越谦卑；我的官职越大，我的欲望越小；我的俸禄越优厚，我对别人的施舍就越慷慨。我用这样的办法来避免三怨，可以吗？”

孤丘老人很满意，笑着离去。

孙叔敖严格按照自己所说的避怨方法行事，避免了不少麻烦。但他的仕途并非是一帆风顺，曾几次被免职，又几次复职。有个叫肩吾的隐士对此很不理解，就登门拜访孙叔敖，问他：“你三次担任令尹，也没有表现得十分荣耀；你三次离开令尹之位，也没有露出忧伤之色。我对此感到疑惑，现在看你的心态又是如此平和，你的心里到底是怎样想的呢？”

孙叔敖回答说：“我哪里有什么过人的地方啊，我认为官职爵禄的到来是不可推却的，离开是不可阻止的。得到和失去都不取决于我自己，因此才没有觉得荣耀或忧愁。况且我也不知道官职爵禄应该落在别人身上呢，还是应该落在我的身上。落在别人身上，那么我就不应该有，与我无关；落在我身上，那么别人就不应该有，与别人无关。我的追求是顺其自然，哪里有工夫顾得上什么人间的贵贱呢？”

在古人看来，有人之所以能做到宠辱不惊，其根本在于将安危放在自己身上来承担，以行仁义为人生追求，不趋利避害，不自以为是，以坦荡胸怀看待人世浮沉。这样的人往往阅世已深，知生之艰难，为人不易，是看透人生后的豁然开朗，可以称之为“明理者”。这类人不会被一事一物所纠缠，而是包容宽厚，不以一己心胸衡量别人的喜恶。

从来圣贤皆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淡看昔日富贵，笑对人生沉浮，人才能活得潇洒惬意。

北宋年间，年过六旬的大文学家苏轼被朝廷贬到海南时，天空正下着绵绵细雨，斜风吹打在身上，透出一丝凄凉。虽然居陋室，食粗饭，但苏轼并不以为苦，倒是经常和当地士绅百姓共叙桑麻乐事。他也不以文豪自居，入乡随俗，身披当地衣冠，走街串巷，享受难得的快慰。

一次，苏轼来到一座山上，惹来一个黎山樵夫的善意笑声。樵夫看得出，他是一个身居山林的贵人。出于对他的好感，慷慨地送了苏轼一匹布。

他和周围的邻居关系也非常融洽，左邻右舍常送饭食给他。苏轼给人们讲自己的往事的时候，脸上总是乐呵呵的，并没有伤感怅然之色，口中总是笑称“昔日富贵，一场春梦”。

事实上，苏轼在海南的谪居生活是十分困顿的。海南天气卑湿，这对于年老的苏轼，无疑是难以适应的。但是苏轼去世前自题画像，却将贬官黄州、惠州、儋州看成是自己的平生功业。苏轼对苦难并非无动于衷、麻木不仁，对政敌的迫害也不是逆来顺受，而是以一种全新的姿态面对接踵而至的不幸，蕴涵着坚定、乐观的精神。

宠辱不惊不是自我安慰的方式，更非嘲弄人世的对抗姿态，而是将际遇当成阅历，明得失而知荣辱。看开一切，实际上就是对人生百态最好的彻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