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季去北京

因为一个美差，元旦一过我即去了北京。前一次去北京已是五年前的事。本来总以为去北京是件很容易的事，不知不觉中竟也隔了这许多年。北京有我的许多亲戚、朋友还有战友，去的理由很充足，交通又这样的方便。由此看来，往往越是容易办到的事就越不容易办到。这其中也包括以为容易就不去努力的因素。本来我想见的人很多，但因为太多反而谁也没敢见。只一个人老老实实地呆在“下榻”处公干。直至返回。

冬季的北京晴冷，天空还是我熟悉的那种颜色。不过目光一移下来就会发现，大街已改变了许多。那些过去很不起眼儿的小商店已装修得花里胡哨，餐饮一类的铺面也大大增多了。当然，走在街上的人也是和过去大不同了。衣服很时髦，头发很时髦，打招呼的内容也很时髦。在一个十字路口，我听见两个骑车人隔着老远在喊：三角钢你要不要？另一位说：什么价？我不觉笑起来。

不过我终于发现，最该变化而没有变化的，还是人。在我住的那家招待所里，服务员是个小姑娘。刚住下的那晚上，我去她的值班室里提一瓶开水。电话响了。她在看电视，头也不回地说：接电话。口气很冷，命令式的。我不明白她在跟谁说话，回头看看房间里也没有其他人。她马上不耐烦地重复说：叫你接一下电话。我被她的气势镇住，竟老老实实地接了。结果是找她的。她站起来接过话筒，连句谢谢都没有，好像我是她的奴仆。我愣了一会儿，终于忍住没把气发出来。我想，权当她是孩子吧。去逛商店，售货员也依然清高无比，好像顾客们都跑去白拿她们的东西。每次看见这些表情，我就会在心里嘀咕：我可不指望做你们的上帝，只希望能做你们的熟人。

令我非常兴奋的是，在我到北京的第二天早上，老天下起了大雪。共事的朋友对我说：这是北京入冬以来的第二场雪，而且比上一场大得多。我立即把它看成是我的好运。我因为爱北方而爱雪，也因为爱雪而爱北方。

我的一位至友邀我晚上去雪地里散步。黄昏时，我便在约好的地方等她。雪已铺了厚厚的一层，令黄昏受了惊吓似的煞白。我埋着头，认真地踩着脚印，并来来回回地欣赏。但很快就将一身热气散掉了，脚趾也开始因冷而疼痛。看来在雪地里抒情是要有时间限制的。

朋友终于远远地来了。

那晚上我们逛了很久。吃小吃，转商店，说闲闲淡淡的话。因为雪，一街的人都小心翼翼地走，公共汽车也小心翼翼地行。整个城市都摆出一副好脾气。

不过那个夜晚令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我朋友说的一句话。她一见面就没头没脑地对我说：“太棒了，简直就等于下了一场板兰根嘛！”我大惑。她便解释说，她一直在担心她的宝贝女儿患上流行感冒。现在上天派来一场大雪，就足以冻死所有的细菌了。所以令她十分开心。同为母亲，我为这句一点儿不抒情的话感动了许久。

生活中总有些比自然风景还要动人的东西。

雪后的第二天，我外出办事。乘上公共汽车，我就一路看着街景。那是一种令我十分亲切和熟悉的街景。路过北海时，我发现湖面上已经结冰了，不少年轻人在那里滑冰。真令人羡慕。我想起一位朋友曾许诺，等我来北京时教我滑冰。我想我是学不会的，不如让这份许诺永远贮藏在那儿，新鲜着。

看街景时我站在一对母女旁边。女儿八、九岁模样，看见雪地里一个卖煎饼的摊子，就说，那么大一张鸡蛋煎饼才一块钱，挺合算的。母亲撇嘴说：合算什么呀？他们赚老去了。一个鸡蛋顶多三毛，一张煎饼也要不了多少面粉。赚老去了。母亲将“赚老去了”这句话反反复复说了好几遍，好像对自己的精明颇为欣赏。我在心里说，你难道不考虑人家的油钱和燃料钱吗？不考虑别人天寒地冻地站在那儿吗？可那母亲仍然在唠叨说：“他们赚老去了。”我听着简直受罪，好心情都给破坏掉了。这使我忽然有个新认识：孩子们的德行，几乎完全取决于母亲。

人在多数时候不及自然可爱。

从车上下来，我走进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大楼。我是去《当代》杂志社找几位朋友。这家杂志社应当说是全国有名的大刊物。但他们办公室的简陋和杂乱却是出乎我的想象。唯一能请来客就坐的，就是把看不清颜色、中间还陷下一个大坑的破沙发。我就坐在那“大坑里”，和几位编辑聊天。

与外面缤纷的世界相比，他们像是个被人遗忘的角落。但当一位年近半百的副主编十分认真地跟我谈对我作品的一些看法，以及他们刊物目前的打算、今后文学创作的走向时，我却非常感动。我竟然在这里、在今天这样的生活潮流中遇见了文学。我为这件事抽象出来的意义感动。坐在那儿，我有一种被时光隧道带回到几年前的感觉。而我，是愿意被带回的。

很多时候，能不被时代潮流裹挟而去，是一种幸福。

十日之后，我离开北京。

共事的朋友把我送上民航的汽车。天还未大亮，我的脑子也处于半醒状态，很想继续迷糊一会儿。但车上的录音机突然响亮起来，而且是一首节奏热烈的流行歌曲。我伸头看，司机是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难怪。男女歌手一个接一个地唱起来，其中有两首我还比较喜欢，精神也就渐渐振作起来。

我忽然发现，这一车人以四、五十岁的男人居多，他们会对流行歌曲感兴趣吗？从他们的表情上无法看出，一个个都似睡非睡的样子。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们没法不让那些歌曲钻进他们的耳朵，他们逃避不了。我忽然就同情起他们来。二十年前文革时，他们正是小青年，可却没有什么歌儿能让他们好好地唱。他们几乎是被强迫着听那些造反歌、语录歌以及样板戏。如今呢，他们又被下一代强迫着听港台流行歌曲了。他们总也没有轮到自己选择的机会。

汽车渐渐地开到了天亮的地方。一种亲切的、熟悉的北方天空又展现在我面前。我知道我是为这片天空而来的，因此又为这片天空向北京告别。

1993年9月补记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