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形俱忘　视轩冕如粪土

清代宰臣张廷玉在其编撰的《明史·隐逸列传》中评论曰：“夫圣贤以用世为心，而逸民以肥遁为节，岂性分实然，亦各行其志而已。”与追求立德立功立言的人们比起来，逸民隐士确实是心志不同使然。认识逸民隐士，首先应认识他们独特而令人耳目一新的人生选项。

读《宋史·隐逸列传》，对其中的几位隐士的言语、事迹印象深刻，难以忘怀。一位是隐士李渎：

李渎，河南洛阳人也……十六丁外艰，服阙，杜门不复仕进。家世多聚书画，颇有奇妙。王佑典河中，深加礼待，自是多闻于时。往来中条山中，不亲产业，所居木石幽胜。谈唐室已来衣冠人物，历历可听。罕著文。前后州将皆厚遇之。王旦、李宗谔与之世旧，每劝其仕，渎皆不答。所乘马，尝为宗人借，憩于廛间。人有见者以语渎，渎即鬻之，其恶嚣如此。州闾化其俭德。真宗祀汾阴，直史馆孙冕言其隐操，请加搜采，陈尧叟复荐之。命使召见，辞足疾不起。遣内侍劳问，令长吏岁时存抚。明年，又遣使存问，渎自陈世本儒墨习静避世之意。

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养疾，舍此莫可。从吾所好，以尽余年，不亦乐乎！”尝语诸子曰：“山水足以娱情，苟遇醉而卒，吾之愿也。吾将与尔永诀，尔辈当常在左右。”即设外寝，与诸子同处。一日，忽曰：“适有人至床下，诵诗云：‘行到水穷处，未知天尽时。’言讫不见，吾当逝矣。”亟取莹集七十编洎书画付诸子，促家人置酒。顷之，卒。时天禧三十年十二月三日也，年六十三。

李渎名气大，和当时的高官王旦、李宗谔等交好，却不肯理睬他们的出仕之劝。后来宋真宗亲自遣使召见、存问，李渎也不肯改变初衷，而以身患足疾为由推辞，并陈述自己一向遵从“儒墨习静避世之意”。最有趣的是，一生嗜酒如命的李渎，不仅不肯屈从于外力改变自己的志向出仕为官，连友人劝他戒酒也不屑听从。他所不感兴趣的，任何外力都不能使他屈从；他所喜好的，则伴随他走完生命的全程。“从吾所好，以尽余年，不亦乐乎！”“山水足以娱情，苟遇醉而卒，吾之愿也。”如此超凡脱俗的言语，只能出自李渎这样的真隐士口中。

另一位则是知名度远比李渎高的林逋：

林逋，字君复，杭州钱塘人。少孤，力学，不为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趋荣利，家贫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游江、淮间，久之归杭州，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真宗闻其名，赐粟帛，诏长吏岁时劳问。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庐，清谈终日而去。尝自为墓于其庐侧。临终为诗，有“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之句。既卒，州为上闻，仁宗嗟悼，赐谥和靖先生，赙粟帛。

逋善行书，喜为诗，其词澄浃峭特，多奇句。既就稿，随辄弃之。或谓：“何不录以示后世？”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窃记之，今所传尚三百余篇。

逋尝客临江，时李谘方举进士，未有知者，逋谓人曰：“此公辅器也。”及逋卒，谘适罢三司使为州守，为素服，与其门人临七日，葬之，刻遗句内圹中。

隐士林逋的超凡脱俗由随手丢弃诗稿而闻名于世。林逋是位诗人，其诗词“澄浃峭特，多奇句”，同时又是一位书法家，善写行书。可是他作诗写字皆是乘兴而为，“既就稿，随辄弃之。”旁观者为之可惜，而问他说：“何不录以示后世？”林逋的回答精妙之至：“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在这里，林逋用简洁的语言经典般地诠释了隐士何以逃名的问题。一个真正的晦迹林壑、纵情山水的隐士，所要摆脱的不仅包括一时之名，也包括了后世之名。但是历史喜欢作弄人，尽管林逋本人一心一意想要逃名，对自己的诗作书法随手弃之，却不能阻止有心人的刻意收辑，经过好事者偷偷记下来而传之于世的林逋的诗作，竟有三百余首之多。“刻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许多处心积虑幻想要留名于世的人死后被世人迅速遗忘，一心想要逃名的隐士林逋却和他的诗作一起永垂不朽。

一位是颇具政治远见的俞汝尚：

俞汝尚，字退翁，湖州乌程人。少时读书于鄣南之昆山。为人温温有礼，议论不苟。不可于意，有所不言，言之未尝妄也。不肯料理生事，不以贫乏挠其怀，淡于势利。闻人善言善行，记之不忘，时时为人道之。擢进士第，涉历州县，无少营进取之心。尝知导江县，新繁令卒，使者使承其乏，将资以公田，辞，不许，至则悉以周旧令之家。熙宁初，签书剑南西川判官。赵抃守蜀，以简静为治，每旦退坐便斋，诸吏莫敢至，唯汝尚来辄排闼径入，相对清谈竟暮。

王安石当国，患一时故老不同己，或言汝尚清望，可置之御史，使以次弹击。驿召诣京师，既知所以荐用意，力辞，章再上得免。亲故有责以不能与子孙为地者，汝尚笑曰：“是乃所以为其地也。”还家苦贫，未能忘禄养。又从赵抃于青州，遂以屯田郎中致仕。苏轼、苏辙、孙觉、李常皆赋诗文叹美之。

优游数年，当六月徂暑，寝室不可居，出舍于门，妻黄就视之，汝尚曰：“人生七十者希，吾与夫人皆过之，可以行矣。”妻应曰：“然则我先去。”后三日卒。汝尚庀其丧，为作铭，召诸子告曰：“吾亦从此逝矣。”隐几而终，相去才十日。

和李渎、林逋不同，俞汝尚有过多年做官的经历。俞汝尚出仕时适逢王安石推行变法。俞汝尚令人敬重的地方，在于他独具慧眼，认为王安石变法难以长久。在王安石得势时，尚在官场的俞汝尚婉拒王安石的延请，不肯前往京城做御史，不做王安石手上的棋子，为此而辞官致仕。名利客们因此而责备他过于任性，“不能与子孙为地者”，俞汝尚笑着回答说：“我这样做正是为了他们日后的发展呀。”

最后一位是不知姓名的松江渔翁：

松江渔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长桥，往来波上，扣舷饮酒，酣歌自得。

绍圣中，闽人潘裕自京师调官回，过吴江，遇而异焉，起揖之曰：“予视先生气貌，固非渔钓之流，愿丐绪言，以发蒙陋。”

翁瞪视曰：“君不凡，若诚有意，能过小舟语乎？”裕欣然过之。

翁曰：“吾厌喧烦，处闲旷，遁迹于此三十年矣。幼喜诵经史百家之言，后观释氏书，今皆弃去。唯饱食以嬉，尚何所事？”

裕曰：“先生澡身浴德如此。今圣明在上，盍出而仕乎？”

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处，吾虽不能栖隐岩穴，追园、绮之踪，窃慕老氏曲全之义。且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视轩冕如粪土耳，与子出处异趣，子勉之。”

裕曰：“裕也不才，幸闻先生之高义，敢问舍所在。”

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室耶！”

饮毕，长揖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

松江渔翁的传记文字新颖而独特，通过和调任路过的官员潘裕一番别致而有情趣的对话而成。醉心仕途的官员潘裕和浪迹江湖三十多年的松江渔翁有着全然不同的人生志向，在潘裕出于敬重而劝说松江渔翁出仕做官时，松江渔翁随口道出了他们之间的志趣差异：“君子之道，或出或处，吾虽不能栖隐岩穴，追园、绮之踪，窃慕老氏曲全之义。且养志者忘形，养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视轩冕如粪土耳，与子出处异趣，子勉之。”

这位不知名的松江渔翁显然对老庄学说研究有素且颇多心得，故而方能娓娓道出自己的志向追求，并于不经意之间点明了热衷于仕途热衷于功名者和无意于仕途无意于功名的隐士，在精神追求上的根本不同：冀图建功立业重视名利的人们对官帽子趋之若鹜，而淡泊名利无意仕途信奉老庄学说的人，却将功名利禄官帽子视为粪土，避之唯恐不及。

松江渔翁的一番谈吐显然深深震撼了潘裕的心灵，于是，潘裕当即询问松江渔翁的住处，打算日后前去拜访。因此一问，引发了松江渔翁的警世名言：“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室耶！”由此可知，松江渔翁之所以没有留下姓名来，乃是因为他不愿意让人知道其姓名的缘故。既然连自己的姓名都不肯告诉别人，自然也不肯告诉潘裕自己家住何处了。

由松江渔翁“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室耶”的名言可知，此翁庶几近乎他所说的“心形俱忘”，故而能够真正做到“视轩冕如粪土”，不愧为名副其实的真隐士。

“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室耶！”“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诗名一时，况后世乎！”“从吾所好，以尽余年，不亦乐乎！”“是乃所以为其地也。”反复品味这些格言警语，长期困惑于心中的疑团忽然开解，明白了古代的真隐士何以会有不同流俗的人生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