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说
（1983年）
威廉·戈尔丁
事件背景
威廉·戈尔丁英国小说家。1935年从牛津大学毕业后，当过演员和教师，二次大战时服役于皇家海军，战后重返教育界。大学期间即酷爱写作，1954年出版“现代经典之作”《绳王》，一举成名，此后又相继发表10多部长篇小说。
1983年，戈尔丁由于“在小说中以清晰的现实主义叙述手法和变化多端具有普遍意义的话阐明了当代世界人类的境况”，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本文就是他的获奖演说。
那些对现在正在发言的人多少有所了解的人们，正如英国新闻界知名人士透露的，将要花半小时时间，屈尊地听一个索然无味的老生常谈。确实，我给你们的第一印象将是一个白胡子的古怪老头，他也许会在光天化日之下，把大家引入昏暗、压抑的境地，这种昏暗是无可挽回的，月全蚀式的。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我虽然是一个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桂冠的老头，因而即便是有点儿——让我轻声地说——轻浮，还请大家原谅。哦，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身边没有伴舞女郎，我不打算为你们唱歌，也不想耍把戏、扮小丑——我怎么会想到耍把戏呢？真是怪事！一个被当作悲观厌世的人，怎会在耍把戏这类的轻浮举止中寻欢作乐呢？
你也能体会到，任何年龄的人在今天这样高层次知识界的聚会上发表讲话，都将是一件难事。想到这一点，就使人畏惧。再说，什么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尊严呢？他们都说，没有比一个老傻瓜更傻的人了。
那么，也可以说没有比一个中年傻瓜更傻的人了。25年前，我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悲观主义者”这个诨号，却没料到这个诨号会一辈子跟牢我。我就某些方面来看，可以举一个另一种艺术形式的例子，拉赫玛尼诺大那段著名的《升c小调前奏曲》就始终伴随着他。观众每次非得让他演奏完这段曲子，否则也无论如何也不让他离开舞台。与此相类似，评论家们总是一头栽进我写的书本里，非找出些貌似悲观厌世的东西不可。我不知该作如何理解。我自己并没有感到痛苦绝望。事实上，我曾竭力改变自己表达个人感情的方法。可是由于某些评论家的质疑我只得把自己称作一个“世界上头号的”悲观厌世者，而不是一个宇宙的乐天派。我应该想到，任何拥有一定语言才能的人，都懂得我在使用“宇宙的”这个词的同时，更注重的是它的内在含义，而不是名称本身。尽管它的衍生词“普通的”也可以解释为同一意思，但我选择“宇宙的”则是更加含蓄。我所指的是，当我把世界视为一个由科学家们构筑起来的、受一套套规章制度操纵、不断地一成不变地重复的世界时，我就成了悲观主义者，臣服在万能的“熵”神脚下。而当我考虑到科学家们勇往直前的精神力量的作用时，我又成了个乐观主义者。当诸位因我的作品而将具有世界性声誉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我时，我不明白我为什么就不能也和大家纵情欢乐一番呢。20年前我试图把我作品中的某个角色在精神上所感受到的两种不同概念作区别，结果是搞得一团糟。
下面我引用一段我本人的作品：
他在狱中。火车终日在铁轨上奔驰。日食和月食是可以预测的。青霉素治好了肺炎。原子在依次序裂变。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明白无误地解释，驱散了神秘感，显示出一个实用的现实社会，易于理解，易于分割。手术刀和显微镜已失去了作用。示波器在不断准确地显示人的行动。
“然而那时，一天到晚行动总是处于平衡状态，既无幸运可言，也不会出现失误，不是善，就是恶。根据这个模式，我们认定精神存在于整个宇宙之中却谁也没有触及过：已经接触到的只是被黑暗势力抓住的囚犯，囚禁、审问、判决、宣布，等等。这两个世界都是真实的，它们之间没有过渡。”
使我感兴趣的是，两者之间存在某种过渡这一想法，是否会有什么不该发生的事发生了。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世界也有起源（不错，作为开玩笑，我要说我们是一直了解这一点的。我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证，并且禁止大家去检验它。一旦万物没有了起源，那么广邈的时间早已消逝，我们也就不可能活到现在这一刻）我们还知道，或者说起码是科学地假设在一个黑洞的中心，一切的自然法则不再适用。既然所有的科学家们都或多或少地带有某种宗教色彩，而大多数宗教信徒都很少有完全不信科学的，因此我们发现人性充满了整个宇宙。科学智者们相信黑洞里面有可能会发生奇迹，而宗教领袖们则认为黑洞的外面就有奇迹。事实上，这两方面都相信会出现奇迹。光荣归于万能的上帝，你们在我身上可以看到悲观主义色彩并没有减弱。大家所面临的更大的危险，是一个古板的校长也许走了神，忘了他是在对一个班的学生讲课。70岁的人也许容易这样认为，他什么都经历过，因此什么都懂。他会认为寿命的长短就是智慧的保证，是发表高论的资本。在他看来，莎士比亚和贝多芬正值五十二三岁的壮年就离开了人世，实在是太可惜了。像那样的青壮年人能知道多少东西呢？不过到了午夜，当时钟敲响，新的一年又开始的时候，也许他会一反常态，为自己年龄增大所带来的不便感到沮丧。也许会对某一句被公认为富有诗意的句子——某个年轻人偶尔想到的句子仔细推敲。因为他从来也不觉得自己的年龄足以使他把生活的种种疑难问题解决掉。他写道：“人们必须容忍/他们这样地走下去/也许有一天他们会重新回头”。这种想法最能形容一个老人内在的欢乐本性。一个老人企图寻求愉快，这与他的垂暮之年有什么不相宜之处吗？然而，一位英国诗人却对此进行了责难：
大卫、所罗门，
花天酒地，妻妾成群；
晚景凄凉，不堪困窘，
留下箴言，告诫世人。
诗的权威性，当是无可非议的，但对这一点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刚才我给诸位引证的，是几句普遍认为充满诗意的散文体法，现在我再给大家引用我写的几句诗：
索福克勒斯，杰出的雅典人，
临终时曾经说，心中的爱已经覆灭，
好似逃脱猛兽之口，
还有比这更好的吗？
他说这害己的是耄耆之年，
可那位朗克洛，
被问到同一问题时，
却说不对，母亲虽高寿，
她的慈祥可亲却有增无减。
显然，岁月的流逝不一定能使我们的智慧之花枯萎，陈规陋习也无法使丰富多彩的个性失去光彩。眼下，我们不必过分严肃，但须考虑周全。我个人正面临着另一种危险，我不会说小部落的语言，而在尼日利亚这样的国家，部落语言不下600种之多。当然任何一种语言的价值，都是不可估量的。1979年的希腊桂冠诗人埃利蒂斯曾明确指出文学作品的相对价值，是无法按赞成人数的多少来计算的。这一点我相信，这是对评委会的最高颂词，他们不计读者的多或寡，而是坚持不懈地发掘作品的内在价值。约翰·济慈曾这样评论过那些希腊诗人：“他们安祥地长眠在茵茵的绿草底下，为一个弱小的民族留下了伟大的篇章。”此话千真万确，弱小有时也是美丽的。再引用另一位诗人的话——虽然我只是个散文作者——这样大家就可以从中领略到我此刻的心情——本·琼森曾写道：
这不是森森大树参天，
却叫人心旷神怡，
也不是三百年古橡树，
一朝被伐、干裂、枯萎。
五月多娇艳，
那一夜香销玉陨迅如闪电，
美妙绝伦恰似昙花一现，
美满的生活，寥若晨星。
我使用的语言是英语，使用英语写作的诗人、作家层出不穷，使用其他任何一种语言的作家，不论古今，相比之下从数量上来说就会相形见绌。然而在今天，一种语言使用过于广泛，比起使用过于狭隘却是弊大于利——犹似橡树而不似百合。它已传遍全世界，广告、导航、科学、谈判、讨论，不胜枚举。每天总有上百个政治团体，用英语滔滔不绝发表议论，也许一种语言被滥用至此，结果是被异化，失去了它原有的特色，如果一个人用英语说话，也许会认为只是在对少数几个头面人物，或是家庭成员或是老朋友说话；或者是大声地自言自语，或者是在梦呓之中。可是，后来他却发现，不知不觉之中是在对世界上一大部分地区里的人在说话。想到这些不由令人心凉。从今年的情况看，美国的桂冠诗人占压倒多数，而英国作家只有我一人。值得庆幸的是，虽然我的母语被普遍使用，而且使用的人数超过了远在欧洲西海岸的英伦三岛，然而他们所说的却仍是正宗英语的各种方言俚语。就我个人而言，我无法确认这么多的语种，将会因为彼此间的距离变得不易理解，这还是会因为电视和人造卫星的媒介而日益统一起来。但是，目前英语作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使作品易于理解，避免使几亿读者处于一知半解的境地。文学评论家的人数，也会因为看懂作品的人数受到限制而发展困难，连他们也逃脱不了变坏的境遇。不管他搜肚刮肠地写出来的文章多么晦涩难懂，总会有记者——我们姑且称他为“X”——把文章和一份义愤填膺的评论一起寄来，说他——“X”，曾经是一个活的靶子，如今成了死的靶子，竖在一排排密密麻麻的射手前供他们任意瞄准。就是我那些最有声望、最杰出的同胞和获奖作家，如温斯顿·丘吉尔，也未能逃脱这一厄运。当时针对丘吉尔获奖一事有位评论家曾尖刻地评论过，说他获奖的事实“不知是奖赏他的诗歌还是奖赏他的散文？”确实，像这一类的观点我也听到过，对我来说，甚至于更难想象，就是说写这篇演说词，它比起我少年时代在学校老师规定的题目写的任何一篇文章都难。唯一的差别是，我今天是在一张大书桌上写，而且获得的成绩将在更大范围内公布。
现在，人们也许会问：讲话的这个人什么时候谈到正题呢？他应该多讲讲小说才是！当然，过会儿，只一会儿，我就会言归正传的。事实上，虽然每一个获奖的作品都各有其独到之处，但决不能把它们孤立起来看待。即便是小说，如果一登上象牙之塔，那么除了少许几个登峰造极的之外，则无读者可言。阳春白雪，曲高和寡。
我过去一直认为小说的前景是不乐观的。下面我再引用一段我本人的作品。这一次讲的是男孩子们的成长——并不专指某个特殊男孩，而是泛指。
男孩子们不看重书本，他们往往把书本分成几类：有讲性欲的、战争的、或是西部片、讲旅游的和科幻的。男孩子宁愿毫无选择地接受他所熟悉的那一部分书，而不肯费心去尝试另一陌生的部分。他在瓶子上贴上标签，只有确认它就是从前同样的这种试剂时，才会使用。必须把所有的侦探小说都装进一只绿纸盒里，否则就会可能要遭罪，误读一本毫无谋杀情节的书。——我总是在琢磨那些忙忙碌碌的事务主义者，我们中大多数是和蔼可亲、天分不高、才智平平的庸人；好脾气，有修养，然而在一大堆未经分析的事实面前，凭着手头一些零零碎碎的技术，就显得束手无策。真正的文学作品，其受欢迎的程度，与那些无时无刻都在变换花样供人们消遣的娱乐方式是无法比拟的。我看不出文学作品有什么了不起，只不过是些简单、不断重复的傻话，只有当电视上没有西部片时，才拿出来换换胃口。毫无疑问，比起19世纪的前辈来，他们的生活要比我们文明得多，他们不再盲从，他们不再恐惧。但正如劣币驱逐良币，劣等的文化代替了优等的文化。随着作出各种价值判断所必需的能力的一天天衰败、减弱，诗歌、纯文学作品、剧本和揭示新生活的小说又会有什么远大的前程呢？
这段话是我在20年前写的，我认为，就小说而言，整个状况是发展了，但不是向好的方向发展。各种体裁、分类日益明确，来自其他媒介的竞争亦愈演愈烈。总之，小说并无内在的永恒性。
当然，“故事”则是另一回事。大家爱听一连串连续故事，而且正如我们一位新闻检查员所申明的，兴趣局限于这些事件的点点滴滴是否都是真实，就如已故的山姆·戈德温想写一本有关地震的故事，然后逐步引向高潮。大家都喜欢故事情节扣人心弦，但又都盼望有个大团结的结局。最简单而直截了当的是——当孩子由于某些恶作剧行为而大哭大闹时，大人就立即把他们拉到身边，先是大声斥责，而后开始讲故事“从前如何如何”，这时他们准能立即安静下来，专心致志地听着。故事永远伴着我们。但是书中出现的实际故事。或是说西方人心目中的“故事”又是什么呢？当然，如果形式不当就不能算是。我们已经够麻烦的了，生活、艺术、文学、复杂纷乱，无法把各种过时了的形式再包容下来，也无必要用拜占庭式古老而无味的东西来麻烦自己。不错，在这种情况下，让小说靠边儿站吧。但是会产生什么后果呢？当然某种对人类精神生活至关重要的东西也许会随之而消失！一部小说，可以先看前面，也可以先看后面，各人可按自已地阅读速度从容不迫地看，甚至读上一遍又一遍，前后来回跳跃。书中所叙的故事情节大多朴实耐看，笔触良好，且有指导意义，不随意取舍，而是由低潮逐渐转向高潮，步步发展，延续于整个生命历程。
倘若把小说简单地置身于我们和一个冷若冰霜的统计员之间，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能使这两件截然不同的人可以长时期的、密切地相处在一起。这就是小说的功劳。它的作用不在于挽救和维护一个人的个性尊严，而是能保持男人、女人和孩子的各自特色。我认为，任何一种其他的艺术形式，都无法如此细腻地刻画人物的外表和内心，使他活生生地展现在眼前。小说起码可以把一个人明显地从亿万民众中区别出来。我曾说过象牙塔以及我们各项研究的重要性。现在，关于小说我还想再添上一句——这些研究都把文学与安逸撮合在一起。坦率地说我们面临着两个问题——要么我们自己把自己从地球上消灭掉，要么一步步地蚕食地球所赋予的财富，直至把它毁了。需要小说作者来向你指出这些冷酷的现实是如何相互排斥的吗？对其中一个问题，一个不久即将发生的灾难，不打算在这里讨论。假如我把这个讲坛变成为表演高谈阔论的反对核武器的舞台是不负责任的，然而在历史的这个节骨眼上避而不谈我们面临的危险同样也是不负责任的。对这些危险大家和我一样清楚。往往当不宜谈论的事被谈论，不宜考虑的事正在考虑时，我就会转向莎士比亚，这里我只想引用思想巨人哈姆莱特的一段话：
你没有留下一个笑话，讥笑你自己吗？这样垂头丧气了吗？现在你给我到小姐的闺房里去，对她说，凭她脸上的脂粉擦得一寸厚，到后来总要变成这个样子的；你用这样的话告诉她，看她笑不笑吧。
也许我对夫人有些不公道，因为有各种各样的头脑，不同性别的头脑，我又扯得太远了。引用世俗小说或是抒情诗的某些段落，都无法揭示出问题的实质。我必须对这种危险发表自己的意见，而且已经说了，这是我力所能及的事。现在从事物本身来看，我也算是尽了力。
难以克服的是另一种危险。引用另一位桂冠诗人的话来说，我们人类不会一下子毁灭，而是将慢慢地无声无息地被毁灭。也许是在20世纪70年前而不是在20世纪60年前，我第一次发现并置身于这个奇妙的土地上。它位于我的祖国的西海岸，在犬牙交错的岩岸边，我忽然发现了地球月亮和太阳，它们在奇妙地相互影响着，为此我感到无比的兴奋。当我最后证实了从科学上来说无法使某个行动在远距离之外受到影响，当月亮处在某一个特定的部位，海潮比任何时候落得都低，海岸会露出一块凹陷，我记得那是一处洞穴。岸石中间的积水潭里，常常聚集着这样那样的生命。但是这个水潭，位置特别低，看来只在受到天体运行的影响才露了出来，这种情况在我度假时的凹潭边也看见过一两次。在这个深潭里，曾有过别处难以见到的许多奇怪的生物（在游向深不可测的大海之前），我现在可以清晰地记起并感受到这一切，可惜无法表达那种特殊的吸引力，兴奋，而且不，不是同情心，也不是好奇心，而是一种发现某种生物的全部秘密和它的奇妙之处时所引起的热情。它应该是或者是和我一样活生生的生命。似乎宇宙和中心就在那里，看得见，摸得着。仅在数英寸以外的静水中，花开花谢，由绿变紫，不仅是一种乐趣、消遣，而且是活生生的新的发现。它们是有生命的，我们彼此喜爱，直到海水的第一层细浪将它们吞没。暑假一结束，我又回到了老地方，远远地离开了大海，心中珍藏着对那个洞穴的美好记忆——不，从某种意义上讲，我是把那个洞穴以及见到过的那些奇妙的珍品一起带了回来。我依靠回忆月亮在落潮时的形状和那些在岩石草丛中蜿蜒爬行的小生命，来驱散心中的恐惧，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我常感到虽身处异地，却好像仍站在洞穴前望着月光洒在落潮上，波光粼粼，仿佛看见大千世界的绝妙之处而感到无比欣慰。
自那以后，我一直未再去过。那个积水潭——现在看来不过是个水潭——如今仍在那儿，而且在水位较低的落潮时刻，如果把腰弯得低一点，仍可望清里面的一切。可惜的是，里面再也没有什么生物了，只是一潭清澈见底的积水。沙粒、岩石、积水，如此而已。那些生物曾经盘踞过的地方，已被磨出了两个洞，就像两只眼窝，也许你会觉得在观察一个骷髅而伤感。生命不存在了。
这就是生命的自然进程吗？石油是这样形成的吗？难道是那些垃圾和化学污物毁坏了我童年的梦境吗？我无法得到解释，也得不到解释。重要的是，从这个简单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我们人类是如何在耗竭这个唯一赖以生存的地球的。
如今，文学对此有何妙计呢？我们有计算机，有人造卫星；我们有最高级的宇宙飞船，可以把某种复杂的机器安放到遥远的星球上，以回收信号。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一切诸位都知道，甚至比我懂得多。文学只有语言词汇，一种类似开山斧、铜凿子这些人类第一次用来在岩石上雕琢自己的形象时所使用的最原始的工具。这种工具所制造出来的产品，与硅谷生产的精品相比，自然是相形见绌。但请记住丘吉尔，因为尽管文艺评论家的百般挑剔，他还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这并不为诗歌也不为散文。他的获奖完全是由于一页用词简朴的叙事作品。因为那些是真正能表达人类的战胜和藐视一切困难的充满真情的言词。那些从战争中过来的人们，知道是丘吉尔的诗作为一种精神而改变了整段历史面貌。
如此说来，那把黄铜凿子还不算太坏。文学，通过不断地发展技巧，赋予热情和作家碰上的好运气，证明它可以成为世界上最有威力的东西。它们可以使人们相互交谈，某些文字不仅能表达作家的意图，还能传达世界上相当一部分人的思想。文字使人们能主动与别人攀谈，大街上的人与他的朋友谈话，直到细微的涟漪变成滔天大浪，冲击着每个民族——从常识上来说，出于正常的谨慎态度，一般统治者无法否认的谈判潮流已经形成，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一国与一国之间的相互交流，就有希望学会有节制、有远见，不向大自然索取非分之财。书籍、故事、诗歌、演讲，这一切能使我们每一个关心人类发展的人，逐步走向一个没有战争威胁的、有远见的理智世界。这一切靠正面的宣传是无法办到的，至少我本人不行，无法即刻写出几个故事来帮助人类认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否得当；但是有些人能行，更多的关怀，更多的爱。有些人希望有某种政治制度来创造这一切；而另一些人则希望用爱来创造这样一种体制。我的信念是：人类的前途在于这一二者之间。因此我们的行为举止必须符合人道主义精神，谨慎从事，慷慨大度，十分明智，这样就会发现对我所居住的这个星球的资源的无情掠夺是多么荒唐的事。
因为我们是上帝创造的奇迹，我特别怀念一位杰出的女性，她就是距今已经500余年的挪威人朱莉安娜。她曾被魔力所控制，魔鬼将一颗东西放在她的手掌上，只有胡桃大小。魔鬼告诉她这就是地球。魔鬼把这个地球上所要发生的所有千奇百怪的、惊天动地的和令人沮丧的事都告诉了她。最后，有一个声音对她说，这些事都会过去的，所有的生物安然无恙，地球上的一切将会变得更好。
现在，我们虽然无鬼神附体，也仍在观察我们的地球，我们的父亲，我们的母亲——大地女神盖雅，她就像浩邈宇宙中的一颗熠熠发光的钻石。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她的财富是取之不尽的，她的面积是漫无边际的。我们都是这颗放射着蓝光的钻石的子孙，通过大地母亲我们都成为整个太阳系的一分子，从而成为宇宙的一分子。在这个充满诗情画意的事实里，我们都是各个星球的子孙。
我总觉得我还是下来的好。丘吉尔、朱莉安娜，更不用说本·琼森和莎士比亚了——天哪，这都是一群多么杰出的人物啊！声名鹊起名噪一时，终于有了辉煌的一天。还有那位最讲实际的人，尤里乌斯·凯撒——我总是想起他，内中的原因也许诸位能猜得着，因为陆军元帅凯撒大人——尤里乌斯·凯撒据说是一直以带着桂冠来遮盖他头上的秃顶的。当人们认为应该以桂冠来赞扬桂冠诗人时，诗人本人也许最清楚他的桂冠能遮盖什么，不止是秃顶。这就是说，他决不能对自己的成就过分认真。好在总有某个神灵——我不想指出是那一位——提醒我必须认识到自己在包罗万象的大千世界中是多么的渺小。就在得知自己成为1983年度文学奖得主的那天，我驱车来到一个小镇，把车停在一个不适当的地方。汽车在那儿只放了几分钟，可是当我回来时却发现车窗上已贴了罚款单。一位女交通警察，面带怒容地站在车旁。她指着对面墙上贴着的告示，说：“你看不懂吗？”我只得灰溜溜地钻进汽车，慢慢地转过街角。我看见两名警察站在人行道上，就远远地站在对面，取出塑料袋里的停车单。他们穿过马路向我走来，当我询问因有要事可否能当场付清罚金然后直接去市政厅。其中一位警察说：“不行，不能这样做。”他说这番话时面带微笑，这种笑容只有见到那些有点愚蠢但显然是无意犯了过错的人才有的。他用手指指罚款单上那块标有寄车人姓名和住址的方格，说：“你得把自己的姓名住址填在这儿，开一张10英镑的支票，按所写地址付停车场管理员，然后在信封上注明相同的地址，在右手上方贴上一张16便士的邮票寄出。最后我们要衷心地祝贺您荣获诺贝尔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