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与《孟子》

一、孟子

孟子是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在中国正统的哲学史中，孟子的地位和影响力仅次于孔子，被誉为儒家“亚圣”。

（一）孟子生平

孟子是战国中期鲁国邹人（今山东邹县人），名轲，字子舆。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去世。元程复心的《孟子年谱》中认为“孟子寿八十四岁”。

关于孟子的字号，有不同的说法。

汉代赵岐《孟子题辞》：“孟子，名轲，字则未闻也。”“孟，姓也。子者，男子之通称也。”

《圣证论》：“子思书、《孔丛子》有孟子居，即是轲也。”《傅子》：“孟子舆。”

所以后世有说孟子字子车、子舆、子居、子展。因为《孔丛子》、《傅子》是伪书，其中的说法不可信。

孟子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由于政治动乱或者其他的原因，孟子的先人迁到鲁国南边不远的小国邹定居。赵岐《孟子题辞》：“丧母而归藏于鲁。”由此可以推测，孟子先人从鲁国迁到邹的时间应该不久。

据说，孟子的父亲名激，在孟子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孟子主要由母亲抚养成人。刘向《列女传》记载了“孟母三迁”、“断织劝学”、“不敢去妇”、“不敢去齐”的故事，这些故事反映了孟子的母亲是一位很有胆识、有智慧的女性，能够做到为孟子选择、创造良好的环境，从根本上培养幼年时期孟子的良好习性。

孟子年幼的时候，家附近有个墓地，孟子经常到墓间玩耍。因为耳濡目染，孟子也模仿着做一些哭丧埋葬的事情，孟母知道了这个事情，她认为住在墓地附近不利于孟子的健康成长，于是把家搬到了市场旁边。但年幼的孟子不懂得母亲的用心良苦，又学着商人大声叫卖。因为这样，孟母第三次把家搬到了学宫边上。在这样的环境熏陶下，孟子又学了大人祭祀的样子，按礼节进退。这样，孟母才放下心来。“孟母三迁”的故事反映了孟母深刻地认识到环境在小孩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孟子上学后，有一次中途逃学回家，孟母当时正在织布。当她知道孟子是逃学回家的时候，毅然用刀割断了布匹。孟母用实际行动教育孟子，让孟子认识到学习上的半途而废就如同断织一样不会成功，半途而废的后果就是修德不成，无衣无食，最终的后果不是沦为盗贼就是沦为奴役。孟母“断织劝学”的行为让孟子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从此便开始日夜勤奋学习。

孟母重视孟子的教育还可以体现在下面这个故事上。有一次，孟子家东边的邻居杀了猪，孟子出于好奇，便问孟母为什么邻居家杀猪。

孟母对孟子开玩笑说：“这是杀猪给你吃。”孟母说了这句话就后悔了，因为邻居家杀猪并不是给孟子吃，她这样说了就是欺骗孟子。为了表明她并不是欺骗孟子，孟母硬是从邻居家买来了猪肉做给孟子吃。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这样的小事，孟母也非常重视，毫不马虎。

在孟母细心的教育下，孟子从小就受到了礼仪的熏陶，培养了优良的品德，为以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孟子的师承

1．孟子选择儒家的原因

启蒙教育结束之后，孟子选择了儒家作为进一步学习的对象和终生的事业。这样的选择由孟子的性格气质、思想感情、地理环境因素决定。

性格气质方面，孟子一生都老老实实做事，真真诚诚做人，这样的性格特点和儒家、儒家创始人孔子的性格特点比较接近。孟子总是守着一个礼的范围，做什么事情都不会过头。再者，孟母坚持不懈的家庭教育方式也比较接近儒家，家庭教育的内容基本上也是儒家接人待物那一套。孟子甚至自认是孔子的信徒，“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思想感情方面，孟子的先人是鲁国的三桓，而鲁国又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地。周公曾制礼作乐，他的礼乐文化在鲁国保存得最为完整，并且是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血缘关系来看，孟子和儒家文化有着某种历史渊源关系。地理环境方面，孟子的出生地邹国离鲁国很近，这样，孟子到离家比较近的、儒家氛围比较浓厚的鲁国求学或者拜儒者为师也就顺理成章了。

2．孟子的师承

关于孟子的师承，主要有三种说法：

（1）师承子思的门人

《史记·孟荀列传》：“受业子思之门人。”孟子所拜的儒家老师是子思的弟子，这位儒者的名字已经失传，不过应该是战国中期儒学的代表人物。孟子的师承关系可以表示如下：孔子——曾子——子思——子思的弟子——孟子。孔子的儿子孔鲤五十岁去世了，再加上别的因素，孔子的学问没有传给孔鲤，而是传给了弟子曾子（曾参），孔子的孙子子思（孔伋）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曾参又把孔子的学问传给了他。这样，儒学就算是又回到孔门中。子思又把学问传给了嫡传弟子，然后由这位姓名失传的弟子把儒学嫡传给孟子。

（2）师承子思

刘向《列女传》：“师事子思。”根据推断，子思生于周敬王三十七年，周敬王三十七年到孟子出生的公元前372年已有九十多年，而根据记载，子思最多八十二岁，因此，孟子出生时子思已去世。孟子师承子思的说法应该是错误的。

（3）师承子上

《孟子外书》：“曼殊不择间于孟子曰：‘夫子焉学？’孟子曰：‘鲁有圣人曰孔子，曾子学于孔子，子思学于曾子。子思，孔子之孙、伯鱼之子也，子思之子曰子上，轲尝学焉，是以得圣人之传也。'”

从时代年岁以及《孟子》书上的称谓来说，孟子和子思、子上难以扯上亲近的师承关系。孟子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孟子出生的时候，孔子去世将近一百年，从这时间上来看，这时孔门弟子没有还活着的。子思的年龄，有六十二和八十二两种说法，即使子思活到八十二岁，去世于公元前402年，这时孟子还没有出生，因此，孟子师承子思的说法不合理。《孟子外书》：“子思之子曰子上，轲尝学焉。”暂且不提《孟子外书》是伪造品，据《史记》“子上年四十七”来推断，子上也未必能做孟子的老师。因此，近代的学者大部分都认同《史记》所记载的孟子师承子思的门人，如钱穆的《孟子要略》、胡适的《中国古代哲学史》。

（三）孟子忙碌的一生

孟子学成之后，有了自己的一套思想主张。于是孟子代表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胸怀“仁政”的美好理想，游说各国诸侯，推行自己的主张。由于“仁政”是一个超前的治国方案，脱离当时的社会现实，《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迂远而阔于事情。”所以，孟子的游说并没有取得成功。

早期，孟子像孔子一样，聚徒讲学，或者给附近邹国、鲁国等小国的国君出谋划策，但孟子觉得这样的小国家影响不大，因此，中年时期的孟子以儒学大师的身份开始游历，到大国去推行他的主张。孟子先后到了齐国、宋国、滕国、魏国等国家，所到之处都有诸侯以礼相待，但都因为不合时宜而没有人真正实行他的政治主张，就像孔子的经历一样。结束游历之后，孟子已经七十多岁了，对于游说诸侯，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再抱有希望。于是，孟子回到了邹国，不再出游，而在家里聚徒讲学，著书立说，把“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为自己的人生乐趣。

因为孟子的生平经历和孔子有很多相似之处，都经历了读书、游历、教书这三个经历，他们的主张都没有得到统治者的采纳，因此，孟子被人们尊称为“孔子之后第一人”。

（四）孟子的思想

孟子的思想包括政治思想、哲学思想、伦理道德思想、教育思想、文艺思想。

1．政治思想

民本思想是孟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仁政学说是孟子的政治纲领，王道思想是孟子的政治理想。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民本、仁政、王道三位一体，是对孔子德政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完善。

在孟子之前，孔子、老子、墨子等曾论及民本思想，孟子则深刻、系统地阐述了民本思想，并将民本思想发展成为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最终还纳入到施政纲领中。战国时期的政治风云和历史的经验教训让孟子深刻地认识到民心向背的重要性，并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孟子仁政思想实质上指统治者在执政时向人民做些让步，在制定措施，发号施令时，都应该想到人民的痛苦，同情人民的痛苦，只有这样，天下才能大治。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对孔子德政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保民”、“养民”、“教民”是孟子施行仁政的具体纲领。“保民”的主要措施是减轻刑罚和赋税。“养民”主要指千方百计满足人民的生活需要，最大限度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教民”指对人民施行教化。

孟子主张施行仁政，重视教化作用的目的是实现孔子“天下为公，天下大同”的政治理想。而王道思想是孟子设计的必由之路。孟子认为政治分为王道政治和霸道政治，“王道政治”指推行仁政，以德服人，“霸道政治”指凭借武力，四处征伐，以力服人。孟子是王道政治的积极倡导者，霸道政治的坚决反对者。

2．哲学思想

孟子的仁政学说是从孔子的“仁者爱人”发展而来。孟子思想的主体是伦理政治，理论基础是性善论，伦理政治和性善论连接，把人性善运用到社会政治领域，形成了“仁政”主张。仁政学说的基础是性善论，而性善论则是从孔子的“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发展而来。

关于人的本性问题，在当时主要有以下四种主张。一、“性无善无不善论”，认为人生下来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二、“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论，认为人性是有的，但人性不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善或恶，而是要看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环境好，人们就趋向善，社会环境不好，人们就趋向恶。三、“有性善，有性不善”论，认为人性有善也有恶，人性的善恶不会因为社会环境影响的不同而改变。四、“性善”论，这是孟子提出的观点，他认为人生下来都是善的。孔子提出“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的观点，他认为人的本性是相近的，只是后来社会染习的不同才有了差别，孔子的人性没有涉及善和恶。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思想，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系统地论述人的本性的第一人，明确提出了“性善”论的观点。

孟子的“性善”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人类有着共同的本性，这个本性是以仁、义、礼、智等为内容的社会属性，而不是和禽兽无差别的自然属性。二、人的善性是先天固有、与生俱来的，并不是后天形成的。三、人的善性，起初只是一种道德的萌芽，必须经过自我修养，才能成为完美的道德。但是，孟子的“性善”论是主观唯心主义，为他的政治观点服务，“性善”论本身就有很强的阶级性。

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建立起他的心性之学思想体系。孟子认为“尽心知性”是成为尧舜这样的“圣人”的一个必要途径。孟子心性之学的根本目的是塑造理想的人格。孟子的这一个思想体系后来被韩愈和宋儒继承和发展，从而构建起宋明理学。

此外，孟子还对殷周以来的天命观进行了创造性的发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民意代表天意。这和民本思想有直接的关系，是孟子对传统天命论的突破和发展。二、对“正命”的追求。三、天人合一。孟子把伦理道德观上升到天道高度的做法，在中国思想史上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天命论基础上，孟子构建起他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主要表现为“天才”论、“历史循环”论、劳动者治人等观念。孟子历史观的核心是“天才”论，是人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孟子历史观中的封建糟粕成分几乎掩盖了他的民本学说和他理想人格的光芒。

3．伦理道德思想、教育思想

孟子的伦理思想也是孟子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孟子的伦理思想仍然是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理论体系，这丰富了先秦的伦理学思想，使得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成为之后几千年中国人的行为准则，在中国历史上产生重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仁、义、礼、智是孟子伦理道德思想的主要范畴，其中的重点是仁和义，核心问题是以仁、义来处理君臣、夫子关系。孟子的伦理道德起源论和上述所说的“性善”论同源，所论述的后天对道德有完善作用的问题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和“性善”论一样是唯心主义的，有先验论的倾向。

孟子是一位成绩斐然的教育家。《孟子》书中涉及一些有关教育的内容，主要涉及教育的目的、作用，实施道德教育的方法，教育和学习的原则、方法。孟子很重视教化的作用，曾多次提出教化对培养、完善人的道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孟子还强调环境对个人思想品行形成的重要作用，认为环境可以改变人的气度，也可以改变人的道德品质。另外，孟子还很重视人后天的主观能动性对道德形成和完善所起的作用。

孟子还提出了一些提升仁、义、礼、智的修养方法。孟子的修养方法继承了孔子的思想：自我反省。孟子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反求诸己”、专心致志、艰苦磨炼等方法。反求诸己，是对自己一种严格的要求。当事情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的时候，孟子提倡我们要反躬自责。专心致志，孟子提倡专心致志，反对一曝十寒，做到一心一意，坚持不懈才能取得好成绩。艰苦磨炼，孟子曾说：“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一个人要干一番大事业，就必须有相应的精神和能力，这精神和能力要靠艰苦磨炼才能得到。孟子提出的修养方法影响了整个封建社会，甚至在今天也还有积极的意义。

4．文艺思想

孟子的文艺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音乐问题的评论、对《诗经》的引用和阐述，对文学鉴赏、文学批评的见解等问题的意见。“与民同乐”的音乐观是孟子著名的文艺思想；孟子在和弟子探讨如何阅读《诗经》、如何理解作品、如何评论作家时提出了“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的文学批评方法；在关于作家修养的问题上，提出“知言养气”的观点。孟子的文艺思想对后世的文学批评和文学创作都有深远的影响。

二、《孟子》

《孟子》是儒家经典，南宋时朱熹将《孟子》与《论语》《大学》《中庸》合在一起称“四书”。《孟子》是四书中篇幅最大、部头最重的一本，一共三万五千多字。《孟子》行文气势磅礴，感情充沛，雄辩滔滔，极富感染力，影响深远，对儒学甚至中国文化都有着重要的影响。

（一）《孟子》的作者

关于《孟子》的作者，主要有三种说法。

1．《孟子》的作者是孟子。赵岐《孟子章句》：“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元朝人何异孙：“《论语》是诸弟子记诸善言而编成集，故曰《论语》，而不号《孔子》。《孟子》是孟轲所自作之书。”魏源《孟子年表考》：“七篇中无述孟子容貌言动，与《论语》为弟子记其师长不类，当为手著无疑。”

2．《孟子》是孟子去世后，他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根据孟子生前的言论编定。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是韩愈。韩愈《答张籍书》：“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殁，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

3．《孟子》由孟子和他的弟子共同编定，主要作者是孟子。最早提出这个说法的是司马迁，司马迁《史记·孟荀列传》：“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孟子》的创作，虽然有孟子弟子的参与，但主要作者是孟子，且在孟子生前已经基本完成。

以上关于《孟子》作者的三种说法，各自有各自的道理，人们普遍接受的是第三种，即《孟子》由孟子和他的弟子共同编定，主要作者是孟子。我们认为，太史公的话是可信的。他的时代较早，所听到的传闻，比后人多而且确实；尤其是验以《孟子》本书，考之孟子生卒，其余两种说法所持的理由都是不充分的。

（二）《孟子》的篇数

关于《孟子》的篇数，《史记》《风俗通》《汉书》的记载有所不同。司马迁的《史记》记载《孟子》有七篇。司马迁《史记·孟荀列传》：“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而《风俗通》和《汉书》则记载《孟子》有十一篇。应劭《风俗通·穷通》：“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诗中外十一篇。”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记载“孟子十一篇”，除了现在通行的《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这七篇外，还有《性善》《文说》《孝经》《为政》四篇。由此可见，汉代流传的《孟子》有七篇和十一篇两个版本。赵岐在《孟子章句》中把《孟子》十一篇分为《内书》七篇，《外书》四篇，认为《性善》《文说》《孝经》《为政》这四篇的风格、文辞和《内书》七篇有很大的差别，可能是后人伪作，于是就没有给《外书》四篇作注解，这四篇就渐渐失传了。流传至今的《孟子》一共七篇。赵岐又把这七篇分为上、下，因此，现在通行的《孟子》是七篇十四卷。

（三）《孟子》由子部列入经部的过程

《孟子》原来只是一般的儒家著作，并不在儒家经典之列。《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都把《孟子》归在子部儒家类。西汉时期，孟子和《孟子》的地位并不高，东汉的王充甚至写了《刺孟》，对《孟子》进行批判。

唐代，因为儒家“道统”说的提出，孟子的地位渐渐提高，孔孟并称的提法也渐渐增多，并有多人提出提高《孟子》地位的请求。代宗时的礼部侍郎杨绾请求将《论语》《孟子》《孝经》兼为一经。宪宗时，韩愈表彰《孟子》，并在《原道》一文中把《孟子》列入道统。懿宗时，进士皮日休请求立《孟子》为学科。

宋代仁宗时，统治者正式将《孟子》列入经部，司马光、程颐都为《孟子》做了注。南宋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将《论语》《孟子》同列为经类。孝宗淳熙时，经理学家的鼓吹和《四书》的编纂，《孟子》作为经的地位才正式确定下来。朱熹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合编，简称为“四书”。光宗时，黄唐合刊十三经注疏，《孟子》是被列入十三经的一部经书。

（四）《孟子》研究情况

《孟子》原来只是一般的儒家著作，在汉代，《孟子》地位并不高，但总体来说，两汉的孟子研究还是呈现了上升的趋势，具体表现是汉文帝时立了《孟子》传记博士，东汉时出现了《孟子》研究的专著：赵岐的《孟子章句》。这是现存最早的《孟子》注。据赵岐写在书前的《孟子题辞》，他的注是“述己所闻，证以经传，为之章句，具裁本文，章别其旨，分为上下，凡十四卷”。

赵岐的《孟子章句》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汉代为《孟子》作注的还有刘向、程增、刘熙、郑玄等人，但是他们所作的注都已经失传，《孟子章句》是现存完整且是最早的《孟子》注本。二、赵岐的注释比较平直，其中为各章所作的章指对后人理解《孟子》有很大的帮助，注解中也保存了很多珍贵的材料。三、《孟子章句》的注解很多被后来的《孟子》注释者采用。虽然《孟子章句》注解的精密程度比不上后人的，但对后人的注解有重要的影响，功不可没。清代的阮元评价赵岐的《孟子章句》说：“比较马（融）、郑（玄）、许（慎）、服（虔）诸儒稍为固陋，然属书离辞、指事类情，于训诂无所戾，七篇之微言大意籍是可推，且章别为指，令学者可分章寻求，于汉传注别开一例，功亦勤矣”。梁启超赞《孟子章句》是汉代经师“最可宝贵之著作”。

三国时期，没有出现《孟子》研究新著作，魏晋南北朝时期，《孟子》研究也非常罕见。唐代，《孟子》的地位有所提高，《孟子》研究新著作也出现了一些，水平也比前人有所进步，但研究水平无法和宋代之后的《孟子》研究著作相比。

《孟子》研究在宋代逐渐升级，研究和阐述《孟子》的专著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一批疏释《孟子》的著作，影响比较大的著作有孙奭的《孟子注疏》、朱熹的《孟子集注》等。

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所采用的就是孙奭的《孟子注疏》这个注释本，但前人如余嘉锡认为《孟子注疏》并不是出自孙奭之手，最主要的问题是注解不是很高明，朱熹曾评价孙奭的《孟子注疏》“全不似疏体，不曾解出名物制度，只缠绕赵岐之说”，《四库提要》也认为孙奭的注释本“皆敷衍语气，如乡塾讲章”。

相比之下，朱熹的《孟子集注》说解比较精当，经学史著名专家周予同《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朱熹》：“朱熹之于《四书》，为其一生精力之所萃，其剖析疑似，辨别毫厘，远在《易本义》、《诗集传》等书之上。名物度数之间，虽时有疏忽之处，不免后人之讥议；然当微言大义之际，托经学以言哲学，实自有其宋学之主观的立场。”

朱熹的《孟子集注》是宋代人注释《孟子》的代表作，也是阐述理学思想的经典之作。《孟子集注》是朱熹的主要著作之一，经过多次修改才定稿。其中，征引了汉代之后三十四家的观点，主要以“二程”为主。《孟子集注》虽然是集注，但也不仅仅是汇集各家的注释，书中有很多朱熹的个人心得。书中所征引的各家注释，其注释者是朱熹尊崇的人，但他做到了有所取舍，难能可贵。

朱熹的《孟子集注》主要有以下四个特点：一、所汇集的各家注释，主要以宋代各家的注释为主，可以说是宋代人注释《孟子》的集大成者。二、注重义理的阐发，较为精确地把握住了《孟子》的内容。三、书中的训诂采纳的是赵岐的说法。在汉代和宋代，音韵训诂还没兴盛，对“名物制度”的考证没有清代儒者精密，但是也还算得上平稳、妥切，没有大的问题。四、朱熹是理学家，注解《孟子》时多用理学来解释。

元代、明代研究《孟子》的著作有很多，但是大部分都是围绕朱熹《孟子集注》的观点，少有创新之作。清代的《孟子》研究，从宋代以阐发义理为主转变为以训诂考据为主的朴学研究，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出现了焦循的《孟子正义》、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康有为的《孟子微》等经典新疏。

焦循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大师，他的《孟子正义》是清代人经典新疏的代表作之一。他大半精力都用在易学研究，他着手《孟子正义》时已经垂垂老矣，书刚成他便去世了。

焦循曾说，“为《孟子》作疏有十难，经前人的努力，其难已减去七八”。这既是实话，也是焦循自谦。《孟子正义》是为赵岐的《孟子章句》作疏。在赵岐注的基础上，焦循搜集了六十多位清代学者考定训释的成果，再加上他自己所作的注释汇编而成，历时五年。

焦循的《孟子正义》主要有以下五个特点：一、所搜集的都是清代学者的成果，可以把焦循的《孟子正义》看做清代儒者训读《孟子》的集大成者。二、所征引的资料极为丰富。三、清代音韵训诂发展迅速，焦循的《孟子正义》名物制度考证精密。四、以训释名物为主，但焦循本身精通身心之学，义理也解释得简扼精确。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于身心之学固有本原，所以能谈言微中也，总之，此书实为后此新疏家模范作品，价值是永远不朽的。”

焦循的《孟子正义》是清代《孟子》注解中最周详完备的一种，代表了乾嘉学派孟子研究的最高水平。

另外两部《孟子》研究的重要著作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和康有为的《孟子微》，这两部形式上是疏释《孟子》，但主要目的是借此阐述自己的哲学主张，批判旧的学术传统。戴震和康有为的这种研究和《孟子》本身关联不大，不属于朴学研究，也不是很普遍，但这代表了清代孟子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此外，清代学者崔述的《孟子事实考》，对孟子和孟子弟子事实的考据颇为详细，补充了孟子的事迹，是我们了解孟子本人和孟子学派的重要材料。

（五）《孟子外书》

1．《孟子外书》的真伪

《孟子外书》的真伪是孟子学研究史上的悬案。《孟子外书》失传的时间早，后人无法以书为据来考察其真伪，只能依据前人的零星记录来推测其大概情况。

最早记载《孟子》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孟荀列传》。《史记·孟荀列传》：“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应劭《风俗通·穷通》：“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诗中外十一篇。”班固《汉书·艺文志》也记载“孟子十一篇”，除了现在通行的七篇外，还有《性善》《文说》《孝经》《为政》四篇。由此可见，汉代流传的《孟子》有七篇和十一篇两个版本。赵岐在《孟子章句》中把《孟子》十一篇分为《内书》七篇，《外书》四篇，认为《性善》《文说》《孝经》《为政》这四篇的风格、文辞和《内书》七篇有很大的差别，可能是后人伪作。

一般都认为外书四篇是刘歆所伪造，陈顾远《孟子政治哲学》：“太史公距孟子时代很近，又言作诗七篇，并未见有十一篇或外书名目，偏偏过了八九十年刘歆就会出伪书，而且刘歆是个惯作伪书的人，独他的《七略》首先标出外书名目，更是可疑。赵岐不取是见解过人之处，班固采之未免盲从。”

清代人周广业《孟子四考》：“……然则天子所藏皆谓之中，学官及民间所以皆谓之外。……《孟子》在武帝时，七篇早入有内，故曰中，亦言内……子长所见本皆七篇。至成帝时，陈农所求，刘向父子所校，续得民间本，增多四篇，以中秘所未有，故谓之外。”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条理》：“按《经义考》应劭曰：‘《孟子》书中外十一’，盖中书七篇，外书四篇。力当刘中垒（刘向）叙录是书时，亦必如《晏子春秋·外篇》云：‘不致遗失。'”

周广业和姚振宗推测《孟子外书》并不是刘歆所伪作，刘歆列外书的目的是“不致遗失”，但这四篇作者是谁已不能考究。

但赵岐依据“其文不能宏真，不与内篇相似”断定《孟子外书》是伪作。《孟子》七篇的篇名，分别为《梁惠王》《公孙丑》《滕文公》《离娄》《万章》《告子》《尽心》，这七篇的篇名都模仿《论语》，即取每一篇的篇首，除去篇首“孟子见”、“孟子曰”等字，以其后的两三字作为篇名，且各篇篇名并没有意义。但《孟子外书》中《性善》《文说》《孝经》《为政》这四篇的篇名都有意义。由此也可以推断《孟子外书》是后人伪造。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也认为外篇的篇目“都是有独立意义的，因此跟七篇大不相同，可以断定它们与七篇不是同时期的作品”。

2．《孟子外书》的流传

《孟子外书》虽然是伪造之作，但仍然流传于世。赵岐推测《外书》可能是后人伪作，于是就没有给《外书》四篇作注解，这四篇就渐渐失传了。《隋书·经籍志》已不见这四篇的踪迹，《新唐书·艺文志》也没有记载。汉代出现的《孟子外书》在唐代已失传。

南宋时，孙奕《履斋示儿编》：“昔尝闻前辈有云：‘亲见馆阁中有《孟子外书》四篇：曰《性善辩》、曰《文说》、曰《孝经》、曰《为政》。'”刘昌诗《芦浦笔记》：“新喻谢氏多藏古书，有《性善辩》一帙。”但这遭到清人的批评，如翟灏就认为“馆阁所见”和“乡人所藏”皆不可靠。且《宋史·艺文志》、《崇文总目》、《文献通考》等都没有相关的记载。

明代，出现了熙时子注《孟子外书》。这个版本第一次传自姚士璘，书前有宋代马廷鸾序，但是《文献通考》并没有记载，这不符合情理。且姚士璘好造伪书，他书中的内容有很多错误。熙时子注《孟子外书》在清代就被断定是明代人所伪造。清人丁杰《孟子外书疏证》：“此书杂采他书引《孟子》之文，兼及甚不云《孟子》者，继辑敷衍，往往气不贯穿；人名事迹，伪误甚多，后人征引，或由传闻失实，岂有身接其人，目击其事，与其徒著书而记录不真者乎！此为姚淑祥伪造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