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唐朝政府向受田丁男征派田租、力庸、户调等三种赋役的制度，亦称租庸调法。这是唐初统治者接受隋末赋役特重导致人民大起义的教训，实行轻徭薄赋政策，参照隋初的租、调、力役制度，于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制定的，武德七年又作详明规定，正式颁行天下。此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唐代妇女不受田，因此它只规定二十一至五十九岁的丁男，每人每年负担租、庸、调的数量。租，交粟二石或稻三石。调，养蚕之乡，交绢或绫、絁二丈，绵三两；非蚕乡，交布二丈五尺，麻三斤。庸，服役二十日，有闰月之年加二日；如无役或不服役，每日折绢三尺或布三尺七寸五分顶役；若国家有事，二十日外加役十五日，免调，加役三十日，免租调；正役连同加役，不得超过五十日。减免的规定，主要有：遇水、旱、虫、霜灾害，十分损四、五的免租，损六的免租调，损七以上的租庸调全免；桑、麻损尽者，免调；新归附的人户，夏附免租调，秋附租庸调全免。有了这些文明规定，各级官吏就难以横征暴敛。唐初的租庸调，比隋初较轻的课役还要轻些，表现在：隋代五十岁以上才允许用布帛代力役，唐时输庸代役则无年龄限制，农民可多二十天(加上服役往返的时间，必在二十天以上)莳田；唐朝按灾害情况减免赋役，成为定制，隋则不固定，此外唐还有一些临时减免的诏令。这种轻税入官的办法，多少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租庸调的定额，是按均田法丁男给田一顷的标准计算的，但多数农民得不到足数土地，还要按定额交纳，赋役负担仍然不太轻，工匠不服役的也缴庸税；而皇族贵戚、中外官员、僧尼道士都受田，且官越大受田越多，却悉免课役。可见，唐代的租庸调法，主要是以劳动人民为征派对象的，没触动官僚地主阶级利益。唐玄宗末年，均田制破坏，租庸调制渐不适用，到德宗初年，便为两税法所代替。关于租庸调的规定，见于《旧唐书》卷四八《食货志》上、《唐六典》卷三《尚书户部》和《资治通鉴》卷一八七唐武德二年“初定租、庸、调法”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