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是抗战前期文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向民族化、大众化方向迈进的又一次探索。

“左联”时期就进行过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论。抗战爆发后，为适应形势的需要，文艺界提出了“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口号，这为文艺与大众的结合提供了现实的条件。因此，文艺大众化问题又被重新提出来。讨论中引起作家普遍重视的是作家与群众的关系以及旧形式的利用问题；而尤其着重讨论了旧形式的利用问题，认为这是实现通俗化大众化的一个重要手段。但在创作实践中又出现了生搬硬套，甚至无批判地接受其中落后庸俗成分的倾向。这就迫切需要从理论上解决如何继承民族遗产、如何创造新的民族形式以适应群众需要的问题。1938年10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关于民族形式问题作了精辟的概括，这就是要形成“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后来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进一步指出“中国文化应有自己的形式，这就是民族形式。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新文化”。这些论断为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指明了方向。

从1939年年初开始，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首先在延安文化界展开。周扬、艾思奇、萧三、何其芳、柯仲平、冼星海等先后在延安的《新中华报》、《文艺突击》、《中国文化》等报刊上发表文章，举行座谈会，广泛地涉及到文学、诗歌、戏剧、音乐、美术等方面的民族形式问题。同时，在各个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国统区也展开了学习和讨论，晋察冀的《边区文化》，国统区的《文艺战线》、《文艺阵地》等刊物，都纷纷发表讨论文章，领会和阐述毛泽东同志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见解。

国统区的民族形式问题讨论，由于意见分歧，逐渐地引起论争。讨论围绕着“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问题，出现了以向林冰和葛一虹为代表的两种分歧意见。1940年3月，向林冰发表《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强调要以“民间形式为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他对民间形式采取形而上学的全盘继承的态度，而对“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则基本上加以否定，把创造民族形式与“五四”以来的新文艺对立起来。葛一虹发表《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是在所谓“民间形式”吗?》等文章进行辩论。他在正确地批评向林冰一些错误观点的同时，却走向了另一极端，一方面对旧形式笼统地采取否定的态度，另方面又无视“五四”以来新文艺存在的缺点，把新文艺与利用旧形式完全对立起来。显然，上述两种意见都存在着片面性的错误。在民族遗产继承问题上，或盲目崇拜，或一概否定；在对待“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上则不是一笔抹杀，就是十全十美。这种极端片面的态度，使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出现了偏颇，而纠缠于所谓“中心源泉”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对民族形式本身的深入讨论。论争中，郭沫若、茅盾、胡风等人都写文章阐述了自己对民族形式的见解；重庆的《文学月报》和《新华日报》还召开了有知名作家和文化界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对民族形式的有关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次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前后延续了一年多的时间，虽然未能彻底解决建立民族形式的关键问题(如作家深入生活和世界观改造问题等)，但对民族形式问题已引起了普遍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