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康熙年间随着清王朝封建政权的巩固和思想文化统治的加强，散文创作中的复古明道之说渐兴，以维护封建统治为基本目的桐城派散文得到发展。桐城派由康熙时的方苞开创，后有刘大櫆、姚鼐等人师友相承推波助澜，形成一个影响很大的文学复古运动。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康熙年间进士，清代著名散文家。他论文主张通经明道，继承孔、孟、程、朱的道统，尊六经、语、孟、《左》、《史》、唐宋八大家乃至于明代归有光文统，把文统与道统的统一作为文的最高标准；讲究义法，主张散文应表现儒家思想，宣扬圣道伦常、人伦风化(义)；讲求写作的形式技巧，文章的转折波澜和选词用语，并向古人学习(法)。“义法”之论深受桐城派其他作家推崇，方苞也因此被推为桐城派始祖。但其“义法”之论根本用意在于为圣道立言，为封建统治服务，写作方面也更注重于形式技巧和法古，因此所谓“义法”本质上是旧义旧法，其所提倡的散文与八股文也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刘大櫆(1698－1779)，字才甫，一字耕南，号海峰，安徽桐城人，师事方苞，又受姚鼐推崇，成为桐城派的中坚人物。他论文继承方苞的“义法”之论，但更侧重于“法”。认为义理虽然重要，但只是写文章的材料：“义理、书卷、经济者，匠人之材料也。”而方法和技巧才是写好文章的关键：“神气音节者匠人之能事也。”他之所谓“法”主要指文章的音节字句、抑扬高下和启承转合等技巧，认为这些技巧须向古人学习方可得到，认为：“古人文字最不可攀处，只是文法高妙!”，“古人文章可告人者惟法耳。”不仅如此，刘大櫆还以“神气”之说来补充方苞的“义法”之论，认为“行文之道，神为主而气辅之”。他具体说明了神气、音节与字句之间的关系，认为：“神者，气之主；气者，神之用。”“神气不可见，于音节见之；音节无可准，以字句准之。”这样，刘大櫆便将方苞的“义法”之论又推进一步，为桐城派文论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

姚鼐(1731－1815)，字姬传、梦谷，号借抱，安徽桐城人，乾隆年间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历任山东、湖南方试主考官、会试同考官，参与修纂《四库全书》。辞官后，曾主持江南紫阳书院和钟山书院。清代著名散文家。他受业于刘大櫆，继承方苞、刘大櫆的论文主张并加以发展，建立了桐城派古文的系统文论。他主张作文应“明道义，维风俗”，借散文创作来维护封建礼教。又主张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兼备，“必兼收之，乃足为善”，认为三者“异趋而同为不可废”，把文章的内容、作文的方法和文章的形式结合起来，使文章更好地为封建统治服务。他把文章的内容和形式作了精、粗之分，认为构成文章的因素有八种，其中“神、理、气、味，文之精也；格、律、声、色，文之粗也”。他也主张学习古人，但强调应从摹仿以至于创新，从形式及于内容，认为内容充实、言辞丰美的文章才是好文章。他把文章的风格作了刚、柔之分，认为风格多变而不离刚、柔二种。这样，姚鼐便把散文创作的内容、方法、形式、风格等作了系统的论述，建立了桐城派系统的文论。

姚鼐之后有方东树等人直接师承桐城派文论主张；而恽敬、张惠言等人虽承桐城派论文主张，但不拘泥于桐城派“义法”之说，成为桐城派的旁支，称阳湖派。桐城派在清代是影响最大的散文流派，其影响直达于“五四”运动时期。

桐城派师友相承，自成体系。其散文以法古明道为特征，往往严谨雅洁，自成风格。从总结中国古代散文创作经验的角度看，桐城派的论文主张有一定积极意义，但其以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礼教为目的，为封建阶级服务的本质是不足取的。桐城派兴盛发展之时，也受到了陈维崧、汪中等骈文作家的批评，在桐城派盛行之时，骈文也有中兴之势。到资产阶级改良运动时期和“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桐城派的文论则受到了更深入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