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城市、尤其是江南城镇的工商业者和市民，反对贵族大地主经济掠夺、政治压迫的斗争。明代初年，社会经济残破，生产萧条。洪武、永乐时期实行一系列恢复生产的措施，人口繁衍，耕地增多，农业经济得到了恢复发展。农业经济的恢复发展，促进了商品经济和城市经济的繁荣。在水陆交通发达的城镇，手工业发展迅速，商业资本活跃。东南沿海和长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许多手工业专门化城镇。苏州的丝织、景德镇的瓷器、松江的棉织，誉满中外。商品经济发展，城市人口增加，使市民阶层不断成长壮大。商品经济和城市的繁荣，也刺激了贵族大地主贪婪的享受欲望，坐派、合买、土贡制度已无法满足其需要，便凭借封建特权对城市肆行掠夺。贵族大地主对城市的掠夺，严重地侵害了市民利益，明中叶以后，抗税、抢米、游行斗争时有发生。万历二十四年(1596)神宗派遣矿监税使到各地，或征市舶，或征店税，重征叠税，名目繁多，甚至“矿不必穴，而税不必商；民间邱陇阡陌，皆矿也，官吏农工皆入税之人”，这些矿税使肆虐多端，毁掘冢墓，奸虐子女，酿成了规模浩大的市民运动。万历二十七年(1599)，临清市民展开反对税监马堂的斗争，荆州、武昌市民展开反对税监陈奉的斗争。万历二十八年(1600)新会人民掀起反对市舶太监李凤的斗争。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市民开展反对税监孙隆的斗争。万历三十年(1602)景德镇市民掀起反对矿监潘相的斗争。万历三十四年(1606)陕西人民掀起反对税监梁永、云南人民掀起反对矿税太监杨荣的斗争。此外，还有天启五年(1625)苏州市民反对迫害东林党人的斗争。在这些斗争中，以武昌、苏州和云南的斗争最为激烈。万历二十七年，湖广税监陈奉到荆州收税，沿途骚扰，劫掠商旅，“商民鼓噪者数千人，飞砖击石，势莫可御”，奉逃归。万历二十九年(1601)，陈奉又在武昌滥征税课，辱人妻女，市民大愤，涌入陈奉官廨，奉派兵镇压，杀数人。市民益恚，集众万人，杀其党羽六人，奉匿楚王府，仅以身免。万历二十九年，苏州税监孙隆盘剥机户，勒索税课，机户杜门罢织。织工染工推葛诚为首，发动民变，打死参随黄建节，捉税官六七人投诸河中，孙隆逃免。万历三十四年，云南矿税监杨荣施虐滇中，百姓恨之入骨，相率燔税厂，杀委官。杨荣派兵镇压，激起民变。市民焚荣宅，杀荣投火中，打死其党羽二百余人。万历年间的市民斗争，东起辽左，南到云南，大小数百起，持续二十年，给反动的贵族大地主集团和腐朽的封建制度以沉重打击，充分显示了新兴的市民阶层的伟大力量。

关于明代市民斗争，史界意见并不一致。另种观点认为，要说明民变的性质，首先要考察民变的领导力量。领导万历民变的都是知县、知州一级的地方官和举人、生员等士大夫，属于统治阶级中下层分子。举朝上下，除皇帝、矿监税使和极少数官员外，多数高级官员也同情民变。万历时的市民斗争实际上是遵循官员士大夫的执法思想，反对的是“以无可查稽之数，用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王法之事”。斗争目标仅仅属于中使衙门和极少数与其相勾结的官员，并不触及法定的封建官府。反对法外掠夺，并不反对法定的税收。中使一撤，斗争即告平息。斗争的形式是骚动，没有联合，完全处于自发状态。没有也不可能提出政治要求，没有也不可能反映新的生产关系。它对统治者与人民的矛盾起着缓冲和调合作用，没有革命意义。民变虽然发生在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出现的历史背景中，但袭用西方市民运动的眼光看待它，认为是新兴的市民运动，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刘炎《明末城市经济发展下的初期市民运动》(《历史研究》1955年6期)，付衣凌《明代后期江南城镇下层士民的反封建运动》(《厦门大学学报》1956年5期)，李淘《明清史》第五章第三节，刘志琴《试论万历民变》(《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等各抒己见，观点迥异，可供学习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