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为大同思想的一部代表作。开始写作于1884年，1885年撰写《人类公理》一书(即《大同书》的初稿)，1901－1902年基本上完成了撰写工作。从开始写作到最后发表，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到1913年，把其中甲、乙两部在《不忍杂志》上发表，1919年印成单行本，全文到193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康有为“秘不以示人”的《大同书》，是19世纪末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产物。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加深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资产阶级改良派为了救亡图存，主张对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保疆土而延国命”，对内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些主张和要求，需要在理论上回答，这就是《大同书》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根源。它产生的直接原因，是避中法战争之兵祸。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吾年二十七，当光绪甲申(1884年)，法兵震羊城，吾避兵西樵，……感国难，哀民生，著大同书”(《大同书》头二部刊布时的亲笔题词)。
《大同书》共分为十部，除甲部“入世界观众苦”之外，其余九部即“去九界”。“去九界”，就是：一去国界，消灭国家；二去级界，消灭等级；三去种界，同化人类；四去形界，解放妇女；五去家界，消灭家庭；六去产界，消灭私有制；七去乱界，取消各级行政区划，按经纬度分度自治，八去类界，众生平等；九去苦界，臻于极乐。《大同书》的中心思想，是从“人有不忍之心”出发，论述如何通过“去九界”，以实现人类最高的社会理想，即大同世界。
《大同书》在哲学思想上提出“元气”是产生天地万物的根源。他说：“浩浩元气，造起天地，天者一物之魂质也，人者亦一物之魂质也；虽形有大小，而其分浩气于太元，挹涓滴于大海，无以异也。”他所说的“元气”，是指的“魂质”，天是一种“魂质”，人也是一种“魂质”。所谓“魂质”，即精神本体。同时又把“元气”称为“神气”，“神者有知之电也，光电能无所不传，神气能无所不感。”指出“神者知气也，魂知也，精爽也，灵明也，明德也，数者异名而同实。”这是唯心主义世界观。《大同书》还提出“其欧人所谓以太耶?其古所谓不忍之心耶?”认为“不忍之心”，人人有之，这是大同思想的理论基础。只有发挥“不忍之心”，人人相亲，人人相爱，就能“求其不苦而至乐”，达到大同世界。
《大同书》从“人有不忍之心”思想出发，详细地叙述了人类的种种苦难，并历数了人生之苦，天灾之苦、人道之苦、人治之苦、人情之苦、人所尊尚之苦。“普天之下，全地之上，人人之中，物物之庶，无非忧患苦恼者矣。”并指出人生所以有种种苦难，就是因为存在着“九界”。在他看来，“皆人道之苦，而羽毛鳞介之苦状不及论也，然一览生哀，总诸苦之根源，皆因九界而已。”认为生之“九界”，“投其网罗，疾苦死多”，只有破除“九界”，才能浩然自在，悠然至乐，进入大同世界。
“去九界”首先是“去国界”。它认为诸国并立，强弱相并，大小相争，各谋私利，人民不得安宁。“有国，则争地争城而调民为兵也，一战而死者千万”。指出有国必有害，强调去国害必先“破国界”。“除破国界外，更无救民之义矣”。“去国界”就应削除邦国号域，各建自主州郡而统一于公政府。公政府由人民选举产生，公民公举议员及行政官，而人民享有高度民主和自由。《大同书》还提出“去级界”。认为人类之苦，民族不平等，是因为有阶级，阶级是“不平之法，不独反于天之公理，实有害于人之发达”。但又认为中国无阶级，经秦汉灭后，贵族扫尽，人人平等，皆为齐民，并把中国所谓无阶级的“功劳”归于孔子。《大同书》也强调“去产界”，指出社会“贫富不等”，“贵贱之分”的现象，由于私有制造成的。在揭露私有制的弊病同时，还赞扬公有制的优越性。说“大同之道，至平也，至公也，至仁也，治之至也，虽有善道，无以加此矣。”并主张“今欲至大同，必去人之私产而后可；凡农工商之业，必归之公。”社会财富不是私人占有，而是大家共同所有，天下为公。《大同书》最重要的是“去家界”。指出“故家者，据乱世、升平世之要，而太平世最妨害之物也。”认为据乱世有家还是必要的，“人道相扶必需之具，而太平世最阻碍相隔之大害”，欲致其道，除“去家界”，别无他图。还指出“去家界”又应从“去形界”开始，认为压制妇女，不得自由，这是损人权，轻天民，悖公理，失公益，同时批判男子为人道之君，女子为人道之臣的思想。《大同书》还提出“去种界”、“去乱界”和《去类界》等思想。
《大同书》设计了一个美好的社会蓝图，概括地勾画出大同之世，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一切平等的极乐世界。这种美好的理想，又远离当时社会生活，没有实现的客观基础，是一种脱离实际，主观主义的空想。毛泽东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毛泽东选集》第1360页)这个评价是完全正确的。
《大同书》是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最早专门探讨人类社会远景问题的一部重要著作，也是我们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部有价值的史料。它全面地阐述了大同思想，并把大同思想和“三世说”结合起来，肯定社会历史是不断进化的，这是他在哲学思想上的主要贡献。《大同书》在当时有着重要影响，梁启超把它比作“大地震”，说明它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