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的《包身工》是三十年代报告文学创作中一篇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反映了当时上海日本纱厂里失去人身自由的“包身工”的非人生活。作品揭露所谓“包身工”，实际是20世纪的新奴隶。她们大都是农村破产农民的女童，被外国在华工厂的华人“带工”老板骗来从事繁重的无偿劳动，为外国资本家创造财富，为“带工”老板赚取工钱。“包身工的身体是属于带工的老板的，所以她们根本就没有‘做’或者‘不做’的自由，她们每天的工资就是老板的利润，所以即使在生病的时候，老板也会很可靠地替厂家服务，用拳头、棍棒或者冷水来强制他们去工作”。一个外号叫“芦柴棒”的包身工在身患重病的时候就遭到了无情的毒打和折磨。带工老板的原则是“打死不干事”。“殴打之外，还有饿饭、吊、关黑房间等等方法”。她们每天劳动十二小时，干着“不是女性所能担任的工作”，天天受着无法忍受的是音响、尘埃和湿气”的威胁。她们过的是猪狗不如的生活，住的是“鸽子笼一般的房间”，睡在“蜂房般的格子铺里”，离人的头部不到一尺的地方就是马桶，屋子里“充满了汗臭粪臭和湿气”，早晨四点半就被工头赶起来了。她们吃的是所谓“两粥一饭”，所谓“粥”，“里面是较少的籼米锅焦、碎米，较多的乡下人用来喂猪的豆腐的渣粕”，这样的猪狗食有时还分不上一人一碗!

作品悲愤地写出，这是一批死活由人、赴诉无门、供人赚钱的“血肉造成的‘机器’”。“包身契上写明的三年期限，能够做满的不到三分之二；工作，工作，衰弱到不能走路还是工作，手脚象芦柴棒一般的瘦，身体象弓一样弯，面色象死人一般的惨，咳着，喘着，淌着冷汗，还是被逼着在做工。”

作品用真实的生活、生动的事例、准确的数字、悲痛的笔调，从人身、劳动、生活诸方面描写了“包身工”所过的人间地狱的生活，揭露了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封建把头这些压迫者、剥削者的吃人罪恶，控诉了他们残害人民的罪行。作品愤怒地写出了这种背景时代的野蛮的剥削方式：“这儿有的是二十世纪的烂熟了的技术、机械、体制和对这种制度忠实地服务着的十六世纪封建制度下的奴隶!”

《包身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血泪史，是对帝国主义和封建罪恶势力的控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