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子文化现场，音容茫昧，既经历史的磨损，又有人为的撕裂，简直是碎片满目。有心缀合弥补，比起将考古所得的陶瓷碎片，复原为瓶罐碗碟，还要难上几若何倍。但是，诸子书、其他古籍和出土文献并非只是冷冰冰的材料，慧眼当识其中有若隐若现的诸多生命信息。警察破案，见一脚印，便可勘破盗贼的年龄、身材、步姿，甚至作案时的心态，难道自视聪明过人的人文学者在见微知著上，就不及警察？这是需要反躬自省的。在已经碎片化的历史文化现场上，再施展“黑旋风”式挥起板斧“排头砍去”的威风，是干脆而痛快的，但所收获的唯有“碎片化”后的“粉末化”了。扪心自问，这对得起中华民族灿烂辉煌的文化吗？人文学者的责任，是还原辉煌文化应有的辉煌，以为更加辉煌的创造打下根基。这就需要将“还原难”转换为“还原能”，向诸子文化现场走近一步。
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历史文化现场，是两次重要思想家的聚会，一为春秋晚期，孔子到洛阳向老子问礼，这是启动以后三百年中“百家争鸣”的关键；二为战国晚期，韩非和李斯拜荀子为师，这给三百年的“百家争鸣”画上了一个句号。对这两次聚会，以往争论不休，成为尚未破解的千古之谜。这里只讲后一次聚会。《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韩非“与李斯俱事荀卿，斯自以为不如非”。《李斯列传》记载李斯“乃从荀卿学帝王之术。学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国皆弱，无可为建功者，欲西入秦。辞于荀卿”。那么，韩非、李斯是多大年纪、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方式、当了多少年荀子的学生呢？两千年来，人们找不出材料加以证明。
战国晚期三大思想巨擘聚首于楚，乃是思想史上的大事，有必要恢复它的历史现场。关键在于考定韩非、李斯拜荀子为师的年代。荀子五十岁在齐襄王时代才游学稷下，“最为老师”，“三为祭酒”，在孟、庄之后已是首屈一指的大家。其间他曾游秦见应侯，不能说他无意于用秦。由此在稷下受谗，为楚春申君聘为兰陵令，时在春申君相楚八年（公元前255年）。荀子在楚又受冷箭，辞楚归赵，再应春申君召请，已是两年后了。此时荀子作《疠怜王》之书，以答谢春申君，见于《战国策·楚策四》，而《韩非子·奸劫弑臣篇》也收录此文。一个令人迷惑不解而长期引起纷争的问题是：此文的著作权属谁？如果考虑到荀、韩之间的师生关系，就有三种可能的解释：一是韩非所作，《战国策》把它误安在荀子的名下；二是韩非抄录老师文稿，而混入自己的存稿中；三是荀子授意韩非捉刀，而弟子有意保存底稿，留下一个历史痕迹。
仔细比较《楚策》和《奸劫弑臣篇》略有文字差异的《疠怜王》文本，觉得上述第三种解释较为合理。原因有五：
一是《楚策》本比《韩非子》本删去一些芜词，文字更为简洁，而且改动了一些明显带法术家倾向的用语；二是《楚策》本在修改《韩非子》本时，增加了“春秋笔法”；三是文中采用的一些历史事件为荀子熟知，而为《韩非子》它篇未见，当是老师口授，弟子笔录的；四是本文用“疠怜王”的谚语作主题，乃是儒家为“王者师”的命题，而非法家“为王爪牙”的命题；五是《楚策》此文之后，还增加了一篇赋，赋为荀子创造的文体，引《诗》述志是荀子常用的手法，因此，当都是荀子改定时所加。这五条理由可以证得，这篇《疠怜王》答谢书，是一篇由荀子授意，韩非捉刀，最后由荀子改定的文章。过去有学者想证明《疠怜王》的《韩非子》本与《战国策》本，一真一伪，其实这两个文本都是真的，只是过程中的真，不同层面的真。《韩非子》中的文本，是受意起草时的真，《战国策》的文本，是改定寄出时的真。如果以上考证可以相信的话，一系列的问题即可迎刃而解。荀子由赵经韩，准备到楚都陈郢应春申君招请时，韩非已在荀子门下，时在公元前253年；李斯在六年后，即秦庄襄王卒年（公元前247年），辞别荀子离楚入秦。即是说，韩非、李斯师事荀子，共计六年，公元前253～前247年。此时荀子六十多岁，韩非四十多岁，李斯二十余岁。他们聚首的地方是在楚国的新都陈郢（今河南淮阳），其时楚旧都已沦陷于秦将白起，退守后的新都离韩都新郑和李斯故乡上蔡都在二三百里路程之内，交通颇便。
那么，他们师徒相聚的方式何如？李斯年仅二十余，正是从师问学的年龄，较常在荀子身边。这又为《荀子》书中李斯、荀子的问答所证实，李斯进入秦国，也向荀子告别请教。韩非年逾四十，又是韩王之弟，必须常住韩都，经营当官的机会，不然就可能长久被边缘化。他们师生相处的时间并不长，韩非未必常在身边，而且韩非师事荀子时，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法术家或思想家，因而荀子对他的影响不是体系性的，而是智慧性。兼且荀子是三晋之儒，异于邹鲁之儒，在稷下十余年浸染了某些黄老及其他学派的学术，他入秦观风俗吏治，交接秦相应侯，似有几分用秦之心，授徒也用帝王之术，这些方面与韩非并不隔膜。
还有一件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的事情，是韩非思想受到秦始皇的喜爱，成为大秦帝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史记》说：“人或传其书至秦。秦王见《孤愤》《五蠹》之书，曰：‘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风华正茂的秦王政为何兴奋至此？一者正因为秦王政对于韩非未尝闻其名、知其人，他们之间不存在复杂的利害关系和人事纠葛，还留有几分“空白的新鲜”和“无利害的尊重”，这在君主集权制度中是难得的机遇。二者缘于秦王政当时的心理状态和精神意向，韩非书击中了他精神关注和焦虑的焦点。要重新呈现这个历史现场，就有必要将《史记·吕不韦列传》《秦始皇本纪》及《六国年表》贯通起来，加以综合考察。秦王政十三岁登基，大权长期握在仲父相国吕不韦和后来的长信侯嫪毐手中。登基九年，秦王政已冠、带剑，却发现嫪毐与太后淫乱叛变。在平定这场叛乱后，牵连吕不韦免相，但他退居河南，依然是诸国宾客使者相望于道，直到令他迁蜀而服毒自杀，才算结束了重逆柄政、千钧一发的政治危机。此时已是秦王政十二年（公元前235年），他二十四岁。从秦国于第二年就出兵韩国，索取韩非；第三年韩非就出使入秦来看，秦王政正是在公元前235年读到韩非之书的。他适值结束政治危机而痛定思痛之时，读到韩非《孤愤》《五蠹》之书，自然觉得，己所欲言而未能言者，竟被此书说得个通体透彻，简直是字字直叩心扉，积郁顿消，岂不淋漓痛快之至哉！
还原历史现场的一个有效办法，就是使用文化地理学的角度，考察诸子思想产生的地域文化原因。比如，考察老子思想发生的原因，就应该读一读郦道元《水经注》相关记载，因为该书难能可贵地为后世留下老子故乡的若干历史痕迹。地方风物所透露的信息，潜在地暗示着老子的身世，潜在地影响着老子的思想方式。我们应该如实地承认老子是不知有父的，多么渊博的学者也无法考证出老子之父。但他是知有母的，李母庙就在老子庙的北面。我怀疑，老子出生在一个母系部落，才会如此。了解这一点，才可能解释何以在先秦诸子中，唯有《老子》带有母性生殖崇拜的意味。最为明显的是《老子》六章：“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牝的原始字形是“匕”，作女性生殖器形状，正如牡字去掉“牛”旁，乃男性生殖器形状一样。玄牝之门，即玄深神秘的女性生殖器之门，竟然是天地之根，这不是母性生殖崇拜，又作何解释？六十一章又说：“大邦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牝（马王堆汉墓帛书甲本作‘天下之牝，天下之交也’）。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这些话都语义双关，从神圣的生殖崇拜，转化出或发挥着致虚守静、以柔克刚的思想。
上古中国是一个多元共构的、并非都是同步发展的文化共同体，恰恰相反，非均质、异步是其突出的特点。周室及其分封诸国的中心地区，是一些经济文化比较发达的城邦。而远离城邦的边鄙之地，则存在着明显的原始性，依然活跃着许多氏族、部落和部落联盟。在这些边远地区，就很可能存在着母系氏族，或母系氏族的遗风。值得注意的是，《老子》二十一章，在讲了“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精和信，均为男女生殖之液）之后，特别讲到：“自今及古，其名不去，以阅众甫。吾何以知众甫之状哉？”众甫二字，马王堆帛书甲、乙本均作“众父”，这种用语是否带点群婚制的信息呢？老子是否也因而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呢？
那么，为何又称“谷神”呢？从《水经注》可知，大概与赖乡颇有山谷，谷水出焉有关。那里的初民，也许有谷神信仰。而且溪谷也是“牝”，如《大戴礼·易本命》所说：“丘陵为牡，溪谷为牝。”这就将老子从原始民俗中所汲取的玄牝信仰和溪谷信仰，贯通起来了。谷神也就是玄牝。因而《老子》三十九章以“道生一”的“一”字言道：“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请注意这一系列得一者的顺序：天，地，神，谷，万物，侯王。这是一系列非常神圣的名字，其中唯“谷”字特别，超出常人的想象，说明“谷神”信仰的神圣性。《老子》书也用了不少“谷”字、“溪”字来论道，比如六十六章：“江海之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从“百谷王”的虚怀若谷、海纳百川，讲到不争而莫能与之争，老子把原始信仰转化为无为思想的辩证法思维，理论穿透能力是非常强的。一般而言，无水为谷，有水为溪，在季节性山间小溪中，谷和溪是同一物在不同季节的各异形态。二十八章说：“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荣，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天下溪和天下谷相当，又与百谷王相对应。知雄守雌，以雌为雄，处下不争，归朴复婴，所追求的都是“常德”而不是一日长短。从母性生殖崇拜到谷神信仰，老子所发掘的历史文化资源，在诸子中最称古老和原始，由此他触及宇宙的根本和人生的根本，在宏大的宁静中寻找着此世界生生不息的母体。
陈地的地理风物对老子影响至深者，一是谷，二是水。他自小就在流经赖乡的谷水、涡水上，天真无邪地嬉戏，因而对水性、水德体验极深。《老子》八章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夫唯不争，故无尤。”这就是老子体验到的水之德。还有水之性，《老子》七十八章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克刚……正言若反。”柔弱胜刚强，是老子最有标志性的发现之一，而最初启发他的莫非水，最好的喻体也莫非水。这个发现既可鼓舞弱者敢于坚持的勇气，又可告诫逞强之徒收敛其锋芒，还可涵养强大者游刃有余的处事谋略，成为各阶层的人们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的思想源。高深莫测哉，老子智慧，他的发现对中国人心理的渗透和模塑，谁也不应低估。老子从水性中发现了“柔弱胜刚强”，从水德中发现“善利万物而不争”，这和孔子叹逝川，可以并列为对水之哲学的三项杰出的发现。涡水、谷水虽小，它们滋生的哲学却功成而不居地震撼着中国人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