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人物·郭沫若

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科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原名开贞，号尚武，笔名郭沫若，四川乐山人。

郭沫若在前期的世界观中，接受了泛神论思想，并且在创作实践中体现出这种思想的影响。他在《三叶集》里说过： “我想诗人与哲学家底共通点是在同以宇宙全体为对象，以透视万物底核心为天职;只是诗人的利器是纯粹的直观，哲学的利器更多一种精密的推理……”《女神》就是他受泛神论影响在创作上的具体实践。

随着现实斗争的深入发展和对于马克思理论的学习，郭沫若逐步清醒，从泛神论的桥梁上勇敢地迈向了社会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阵地。

“五四”以来，无论是在新诗领域还是在历史剧领域，郭沫若是浪漫主义最强烈、最突出、最有特色的代表者。主情主义是他前期浪漫主义诗歌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强调“诗底主要成分总要算‘自我表现’”，所谓“自我表现”就是要表现诗人自己的个性、人格。诗要“创造‘人’”，要有“感情”的作用。郭沫若强调新诗的生命在于“自然流露”。他说，诗的创作贵在“自然流露”， “诗的生成如自然物的生成一般不当参以丝毫的矫揉造作，我想新体诗的生命便在这里。”

在戏剧理论方面，郭沫若充分注意到历史与历史剧二者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他指出：“史剧既以历史为题材也不能完全违背历史的事实。”但也注意到历史属于科学，历史剧属于艺术，二者“并不完全一致”。他还主张戏剧应该富有诗情，戏剧人物的性格应该具有诗意，戏剧语言则是诗化的语言。

郭沫若高度重视“五四”以后我国文艺界在理论批评方面的建设，在这方面也有其独特的贡献。他认为，首先要弄清楚文艺批评的性质和任务，批评家应该意识到自己肩负的重要使命。他指出，批评家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批评家应当具有“更深厚的同情”、 “更敏锐的感受性”、 “更丰富的知识”。他主张要做到实事求是地批评，要注意批评的“妥当性”，主要是批评家对作家及其作品要有准确的理解和科学的把握。真正的批评家要做到“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泯却科学态度与印象主义的畛域。”对于那种“借批评以报复”或“借批评以捧场”的卑鄙行径，应当予以谴责。

“五四”以后，他的审美批评既强调社会价值与政治价值，也不低估艺术的价值。他认为，思想意识是“文学的脊椎”，但意识体现在作品中，不是空洞的说教，也不是概念的演绎，思想必须与生活交织，才能化为血肉，化为“灵魂”。他曾提出了审美批评的原则：第一， “批评家总当抱着博大的爱情以对待论敌，或其它的对象，不当存一个‘唯我独醒’的成见来拒绝人于千里之外”。第二，郭沫若反对批评家把自己的观点和主张强加于人，他说，“批评家不能以自己的感受性为万能而排斥一切。”第三，批评家应该提倡和鼓励文艺创作题材的多样化，艺术风格的多样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