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美学要略·学说与流派·温柔敦厚

诗学上一种温文谦恭、含蓄儒雅的风格，为儒家所提出，并成为儒家的诗教。

最早载于《礼记·经解》：“温柔敦厚，诗教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教者也。”唐代孔颍达对以上作了具体阐释，以为“温柔敦厚”体现在诗歌形式和思想内容两个方面，要求诗歌一方面能起讽谏作用，以供儒家“入世”之用，另一方面则须“止乎礼义”，不可“过火”，以委婉之词寄讽谏之义。以后王夫之等人便是从这一原则出发批评白居易诗歌的大胆率白，不留余地。而集中、详尽地阐发了这一原则的则是清人沈德潜。《说诗晬语》：“温柔敦厚，斯为极则。”《清诗别裁·凡例》：“诗之为教，不外孔子教小子教伯鱼数言，而其立言之一归于温柔敦厚，无古今一也”。这是把“温柔敦厚”看成了诗歌的最高原则。

“温柔敦厚”可见之于内容，沈德潜评《小雅·巷伯》， “想其用意，正欲激发其羞恶之本心，使之同归于善，则仍是温厚和平之旨也。”又以为徐干的“思君如流水”、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等诗，不如王粲的“南登霸陵岸，回首望长安”忠厚悱恻，而得其意。可见“温柔敦厚”是要表现儒家的两种仁义：善、忠，是从这方面作出要求的。从形式方面讲，或从整体风格讲，则是蕴借深表，别有寄旨，沈氏写到： “王子春好《晨风》，而慈父感悟;裴安祖讲《鹿鸣》，而兄弟同食;周盘诵《汝坟》，而为亲从征。此三诗别有旨也，而触发乃在君臣、 父子、兄弟，唯其可以兴也。”另外，沈氏还从创作和接受两方面讨论了“温柔敦厚”的作用。从创作方面讲，事物很难很清楚地表现出来，道理也难以说完全，因此就须“托物连类”以形容之;而郁情的外展，灵感的触发，往往都得“借物引怀”以抒发之。 “温柔敦厚”即通过比兴来传情达意。从接受方面讲，沈氏以为如果直接地把事物、道理、情感说出来，而不假蕴蓄，用无情之语而想打动人情，这是很难的。有时不仅仅是艺术方面的原因，如前所述的有时是有“不得不言之隐”，而通过这样的诗来表达。沈氏既然把“温柔敦厚”看作诗教，就必然要从前人寻源，即“学诗者沿流讨源，则必寻究其指归”，从而提出“优柔渐渍，仰溯风雅”，只有这样才“诗道始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