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原毁》文章鉴赏
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①，其待人也轻以约②。重以周，故不怠③；轻以约，故人乐为善。闻古之人有舜者，其为人也，仁义人也。求其所以为舜者，责于己曰：“彼④，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舜者，就其如舜者。闻古之人有周公者，其为人也，多才与艺人⑤也。求其所以为周公者，责于己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早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周公，大圣人也，后世无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责于己者重以周乎！其于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为良人矣；能善是，是足为艺人⑥矣。”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艺易能也，其于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于人者轻以约乎？
今之君子则不然。其责人也详⑦，其待己也廉⑧。详，故人难于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曰：“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于人，内以欺于心，未少有得而止矣，不亦待其身者已廉乎！其于人也，曰：“彼虽能是，其人不足称也；彼虽善是，其用不足称也。”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也。是不亦责于人者已详乎！夫是之谓不以众人待其身⑨，而以圣人望于人，吾未见其尊己也。
虽然，为是者有本有原，怠与忌之谓也。怠者不能修⑩，而忌者畏人修。吾尝试之矣。尝试语于众曰：“某良士，某良士。”其应者，必其人之与{11}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怒于言，懦者必怒于色矣。又尝语于众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应者，必其人之与也；不然，则其所疏远、不与同其利者也；不然，则其畏也。不若是，强者必说于言，懦者必说于色矣。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呜呼！士之处此世，而望名誉之光，道德之行，难已！
将有作于上者{12}，得吾说而存之，其国家可几而理{13}欤！
【注】
①重：严格。周：周密、全面。②轻：宽容。约：简少。上面这二句出自《论语•卫灵公》一文中“躬自厚而薄责于人”。③不怠：指不懈怠地进行道德修养。④彼：指的是舜，传说中远古时代的君王。⑤多才与艺人：多才多艺的人。⑥艺人：能干的人。⑦详：全面，周详。⑧廉：少，这里指的是不严格。⑨不以众人待其身：不用普通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意为对自己的要求太低。⑩修：求上进，提高道德品质。{11}与：党羽，同伙。{12}将有作于上者：居于上层而要有所作为的人，指的是执政的大臣们。{13}几可理：也许可以得到治理。几：差不多。理：即“治”，治理。唐代为了避高宗讳，“治”改为“理”。
《原毁》是韩愈的“五原”之一。“毁”就是诽谤、诋毁，“原”就是推究、探求，“原毁”就是探求诽谤滋生的根源。安史之乱后，唐朝执政者及世族大地主结党营私，而由于上层统治者于人求全责备，于己则务求宽容，导致下层地主阶层很难登上政治舞台，即使得官，也“动而得谤”，屡遭排挤。面对这样的现实，为了探求产生毁谤的根源，韩愈写下此文，希望引起上层统治者的重视，采取措施纠正这股歪风邪气，抑制诽谤的滋生。
韩愈的议论文一般都具有结构严谨、说理透辟、逻辑严密的特点，《原毁》也不例外。文章的宗旨在于探索毁谤之根源，从古今君子之对比入手，先古后今，由正到反，最后揭示弊端产生的根源，框架紧密，环环相扣，足见文章结构布局之良苦匠心。
文章开篇便指出，古之君子“责己”“待人”的正确态度。第一段，写古之君子责己“重以周”，待人“轻以约”，又可以分为三层。先总论责己、待人的原则及其效应。责己“重以周”，所以自己不懒惰松懈；待人“轻以约”，所以别人乐于做好事。文章从于己于人都有好处这一结果，肯定了古之君子立身处世的可贵精神。在提出论点后，用例证的方法分别加以阐明。第二层，写古之君子以圣人舜、周公为榜样，在比较中揣摩人之所以成为圣人的原因，去其不如舜、周公的地方，保持和发扬接近圣人的优点。概括他们“责”“求”“去”“就”等行为，小结这一层大意，以感叹句“是不亦责于身者重以周乎”收束，把严于责己的问题讲得相当深透。第三层，谈宽以待人。“取其一，不责其二”，从横的方面论述对别人的宽厚；“即其新，不究其旧”，从纵的方面说明古之君子“待人轻以约”；“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写古之君子只怕人家得不到为善益处的焦虑心情。
第二段紧承上文，剖析“今之君子”表现。谈“古之君子”的态度是“责己”“待人”，而谈“今之君子”却用“责人”“待己”。一字之差，点明了两者不同的态度。对人的缺点，一个是“取其一，不责其二；即其新，不究其旧”，一个是“举其一，不计其十；究其旧，不图其新”。对人的优点，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不得为善之利”，一个是“恐恐然惟惧其人之有闻”。由此得出结论：今之君子责人详、待己廉的实质是“不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这一结句，简洁有力，跌宕有致，开合自如，非大手笔不能为之。
接着，作者在第三段以“虽然”急转，引出“怠”与“忌”是毁谤之源。韩愈认为：士大夫之间毁谤之风的盛行是道德败坏的一种表现，其根源在于“怠”和“忌”，即怠于自我修养且又妒忌别人；不怠不忌，毁谤便无从产生。“怠者不能修”，所以待己廉；“忌者畏人修”，因而责人详。这些为下文“是故事修而谤兴，德高而毁来”的结论作了铺垫。文中既有理论概括，又有实证论述，水到渠成地得出了上述根本结论。段末三句，既交代了此文的写作目的，呼吁当权者纠正这股毁谤歪风，又语重心长地寄托了作者对国事的期望。
《原毁》还有一个比较突出的特点，即对比手法的运用。有“古之君子”与“今之君子”的对比，有同一个人“责己”和“待人”不同态度的比较，还有“应者”与“不应者”的比较。从待人、对己两个方面，通过古、今“君子”的对比，指出他们的不同表现和态度，进而得出“怠”与“忌”乃是毁谤根源的结论。最后，再以“某良士”“某非良士”的一反一正的“试语”相对比，甚至把对比和一定的形象性描写结合起来，揭露的作用更鲜明尖锐。两个“责于己曰”“早夜以思”等排比手法的运用，使文章往复回环，迂曲生姿，大大增强了造势效果。
全文既有理论概括，又有例证说明；既有正面开导，也有反面对比。行文严肃而恳切，句式整齐中有变化，语言生动而形象，刻画当时的不良士风，可谓笔锋犀利，入木三分。
后人评论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全用重周、轻约、详廉、怠忌八字立说。然其中只以一‘忌’字，原出毁者之情，局法亦奇。若他人作比，则不免露爪张牙，多作仇愤语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