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曾巩·南齐书目录序》散文鉴赏
《南齐书》八纪，十一志，四十列传①，合五十九篇，梁萧子显②撰。始，江淹③已为《十志》，沈约又为《齐纪》，而子显自表④武帝，别为此书。臣等因校正其讹谬，而叙其篇目曰：
将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有殊功韪德⑤非常之迹，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梼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⑥，可幸而掩也。
尝试论之。古之所谓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
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之性，有微妙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为治天下之本。号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设，其言至约，其体至备，以为治天下之具，而为二典⑦者推而明之。所记者岂独其迹也？并与其深微之意而传之，小大精粗无不尽也，本末先后无不白也。使诵其说者如出乎其时，求其旨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谓明足以周万事之理，道足以适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难知之意，文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则方是之时，岂特任政者皆天下之士哉？盖执简操笔⑧而随者，亦皆圣人之徒也。
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没数千载之后，秦火⑨之馀，因散绝残脱之经，以及传记百家之说，区区⑩掇拾，以集著其善恶之迹、兴废之端，又创己意，以为本纪、世家、八书、列传之文，斯亦可谓奇矣。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11}谬乱者，亦岂少哉？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
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亦不可不谓隽伟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何哉？盖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与之也。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之书，盖无以议为也。
子显之于斯文，喜自驰骋，其更改破析刻雕藻缋{12}之变尤多，而其文益下，岂夫材固不可以强而有邪！数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暧昧，虽有随世以就功名之君，相与合谋之臣，未有赫然得倾动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时偷夺倾危{13}、悖礼反义之人，亦幸而不暴著于世，岂非所托不得其人故也？可不惜哉！
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为之者亦必天下之材，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岂可忽哉！岂可忽哉！
【注】
①纪：亦称“本纪”，古代史书中的一种体裁，多用以记述帝王的主要事迹或一代的大事。志：古代史书中的一种体裁，记叙典章制度及州县建制、山川地理的变革情况。列传：古代史书中的一种体裁，用以记载帝王之外各类历史人物的事迹。②萧子显：字景阳，南兰陵郡（今江苏常州）人，官至吏部尚书。著有《南齐书》等。③江淹：字文通，济阳考城（今河南兰考）人。南朝齐、梁时期著名作家。④表：表彰，彰显。⑤韪（wěi伟）德：美德。⑥梼杌（táowù桃误）：古代传说中的怪兽名。此处比喻恶人。嵬琐：卑劣猥琐。奸回：奸诈。凶慝（tè忒）：凶恶。形：面目，劣迹。⑦二典：指《尚书》中记载尧、舜事迹的《尧典》和《舜典》。⑧执简操笔：负责文书工作的人。简，魏、晋以前用来书写文书、史传的一种人工削制而成的竹片。⑨秦火：指秦始皇焚书之举。⑩区区：一点一点地。此处引申为辛勤的意思。{11}采摭（zhí直）：采集摘取。{12}藻缋（huì会）：文采。{13}偷夺倾危：指阴谋篡夺政权、颠覆国家的人。
本文是曾巩整理南北朝时梁代萧子显所编撰的《南齐书》时写的一篇序文，作于他在馆阁校勘古代典籍时期。《南齐书》是记叙南朝齐一代的史书。南齐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继刘宋之后建立的一个王朝，立国仅短短的24年。萧子显是南齐开国皇帝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因而在书中处处为自己的祖父和家族回护甚至加了许多溢美之辞，因此后人对这部史书便颇多非议。
曾巩也表现出对这部史书的不满，认为它有意篡改历史，以致一些应该予以颂扬的历史人物没有得到很好的表现，而一些“偷夺倾危、悖礼反义之人”反而被美化，使其恶行未能暴露于天下；其语言又“刻雕藻绩”，即刻意追求华丽。于是他在整理完萧子显的这部拙劣的史书之后，便写了这篇目录序，来阐述自己对史书与一个史官的看法。
本文的重点也不在于介绍原书的体例、流传及整理情况，而是借《南齐书》的得失引发议论，阐述自己的认识，充分表现自己的史学观。作者明确指出，一部史书是否优秀，取决于它能否“以是非得失、兴坏理乱之故而为法戒”。既然史书编写的目的是使后代君臣能以史为鉴，去奸佞、远小人，推行正确的治国方略，建立清明的政治，那么史家的水平、素质和作史动机就显得尤为重要。由此看来，萧子显根本就不具备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所应有的基本素质。
曾巩在综论历代史家、史书优劣得失的基础上，义正辞严地说，一个优秀的史家应该具备四个基本的条件：“明”“道”“智”“文”，即识见、思想、才智和文采。“其明必足以周万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适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难知之意，其文必足以发难显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称也”。但作者却没有由此而直接转入对萧子显和《南齐书》的批判，而是进而举出历史上优秀的史书和优秀的史家为具体的事例。他举出《尚书》中的《尧典》《舜典》作为例证，认为这些儒家经典的作者才具备这样四个条件。
而历代以来，并非所有的“任政者”都是圣哲贤士，“执简操笔”的史官也非都是“圣人之徒”，史书出现谬误的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所托不得其人”，所以即使连《史记》也有许多“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之处，这是因为司马迁也不具备上述四个条件，才会有这样的失误。
现在看来，虽然他对《史记》及其作者司马迁的评价显然有失偏颇，但曾巩所提出“良史”的四个条件，应该说是非常有道理的，因而也得到后世学者的充分肯定。
从文章结构上来说，本文承续了曾巩一向的绵密周匝的文风，值得细细品读。开头借对萧子显的《南齐书》进行批评，来展开关于良史标准的讨论，以极简略的笔墨介绍《南齐书》的篇目，然后立即指出，南齐短短24年的历史，“江淹已为《十志》，沈约又为《齐纪》”，说明萧子显《南齐书》的编撰背景和意图，目的是由事及议，引出全篇议论。而后展开议论，提出史书编撰的目的是为了以史为鉴，是有益于国家社稷的观点，并分析史书失实的原因是“所托不得其人，则或失其意，或乱其实，或析理之不通，或设辞之不善，故虽殊功韪德非常之迹，将暗而不章，郁而不发，而祷杌嵬琐奸回凶慝之形，可幸而掩也”。旗帜鲜明地提出了作为“良史”的标准，同时也文章末尾对其作者进行批评的伏笔。可谓是入木三分，气势磅礴，环环相扣，一气呵成。
后人评论
张伯行：“南丰推本唐、虞二典，抉摘史家谬乱，而结之以明夫治天下之道，直为执简操笔者痛下针砭。”（《唐宋八大家文钞》卷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