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冷泉亭记

白居易

东南山水，余杭郡为最。就郡言，灵隐寺为尤。由寺观，冷泉亭为甲。亭在山下水中央。寺西南隅。高不倍寻，广不累丈，而撮奇得要，地搜胜概，物无遁形。春之日，吾爱其草薰薰，木欣欣，可以导和纳粹，畅人血气;夏之夜，吾爱其泉渟渟，风泠泠，可以蠲烦析醒，起人心情。山树为盖，岩石为屏，云从栋生，水与阶平。坐而玩之者，可以濯足于床下;卧而狎之者，可以垂钩于枕上。矧又潺湲洁澈，粹冷柔滑。若俗士，若道人，眼耳之尘，心舌之垢，不待盥涤，见辄除去，潜利阴益，可胜言哉!斯所以最余杭而甲灵隐也。

杭自郡城抵四封，丛山复湖，易为形胜。先是领郡者，有相里君造虚白亭，有韩仆射皋作候仙亭，有裴庶子棠棣作观风亭，有卢给事元辅作见山亭，及右司郎中河南元藇最后作此亭。于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谓佳境殚矣，能事毕矣。后来者虽有敏心巧目，无所加焉。故吾继之，述而不作。

长庆三年八月十三日记。

唐穆宗长庆二年(822)七月，白居易罢中书舍人，随后诏除杭州剌史。由京官而地方官，这实是白居易目睹了朝中明争暗夺、勾心相斗的现状之后所作出的一种主动选择。而能获准到杭州作官，这又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快事。白居易少年时曾到过杭州，并立志要来杭州当官，所以这次来杭任职，乃遂其平生夙愿。到杭州一年，白居易几乎遍履各处名胜，诗文志述，更是不绝，这篇《冷泉亭记》即为其中一篇。

名胜记述，不同一般文字，最忌表面平直，而于白居易这样意欲以其文传诸后世者，则更是如此，所以这篇《冷泉亭记》在写作上就很注意通过曲笔回环、游目四极的方法，恰到好处地突出景观的特征。文章一开头即由东南而余杭(杭州古称)由余杭而灵隐，由灵隐而冷泉。采用层层限制和步步递进，拈出冷泉亭为杭州乃至整个东南山水之甲。这实在是因为东南形胜，人皆尽知，如若平直道出，必然索然无味;如欲开门见山，则不免有一种突兀无依之感，反不易表现冷泉亭独特之处，所以如此写来，倒有点象是入境观景，渐进渐佳，曲径道幽之感，乃至霍然而现者，便是述写的对象。“亭在山下水中央”云云，是对景观的直接描写。然虽为直接描写，其间已隐有起伏。“高不倍寻，广不累丈”，似乎冷泉亭并不起眼，然作者命意却并不在此，故紧接着写“撮奇得要，地搜胜概，物无遁形”。诚如“山不在高，有仙则名”一样，冷泉亭虽小，而处灵隐寺之侧，飞来峰之下，汇奇幽于一体，集精巧于其间，借景成境，揽物毕至，蔚蔚然自成奇观。这从整体上构成了景观的统一性，即由全部视野中可看到完整的独立性，又从景亭的延接中看到局部的无限性。作者写亭至此，虽运笔无多，却似乎已勾尽冷泉亭之形貌。如若仅是描画亭景，似乎也可住笔。然作者却不这样，因为眼下所勾画的冷泉亭，还只停留在景，而真正能给人以深长体味的景还必须上升到境，并从境中感受到趣和情。这也就引导出了进一步的述写。

从“春之日”以下，作者便把自身介于其中。人与景的交融，遂使得单纯的景中注入了一种生命意识。“草薰薰木欣欣”是冷泉亭沐浴春风时节的景象，薰薰欣欣既可看作草木繁茂胜状，又可看作是人的一种感觉，而感觉与外物的一致，也正是生命情调的沟通。这样文中所述之景就渐渐由单纯的显现过渡到了境的生成。境是物态在更高层次上更为深刻的表现，从中可以体会到情的存在，而这种情既是人情，又是物情，抑或两情相一。“春之日”是这样，而“夏之夜泉渟渟，风泠泠”也是这样。物态自然成声，确可使人闻之恰然，而渐渐融入自然，从而使景不止流于观赏，还含有一种与人心潜通之中的陶冶性情。实际上好的景观必然具备这一因素，惟其如此，游赏者才可进一步从景观之中感受到“趣”!这种“趣”，一方面来自景观的自然生成，一方面又是人心的着意寻觅。如冷泉亭“山树为盖，岩石为屏，云从栋生，水与阶平，这是景的自然生成，它本身构成了“趣”的基础。至于“坐而玩之者，可以濯足于床下;卧而狎之者，可以垂钩于枕上”，这都是人心的着意寻觅，“趣”即在其间。白居易写此文时已五十多岁，官场多年，尤其在长安目睹了朝中的勾心斗角，自然在无法“兼济天下”之时谋求着能够“独善其身”，可他又不能完全退入归隐之途，所以心中最渴求的便是如任职杭州这样，既可于任上做些实际事情，又可借山水之乐娱其心怀。因而在冷泉亭中他所觅的“趣”是一种清净幽闲，逸适自然的“趣”。何况冷泉亭本身洁澈柔滑，明净如鑑，世俗尘垢，于此荡然不存。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造化的天成。这点便是这篇述景之作的主旨所在。

文贵自然，述景之作以自然为摹写对象，似乎更应具自然之特质。《冷泉亭记》在写法上运笔迂回，机巧流动。观其文，如历其景，如入其境，悠悠然于清幽之中升起一片明净惬爽之意，或使人陶然忘我，或使人心向往之，这实是好的述景文字的魅力，也应是好的景致所须创造出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