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诗歌

16世纪，西班牙所推行的“基督教与皇权并进”的殖民政策要求摧毁基督教时代以前的作品，但是起源于印度尼西亚一马来西亚的菲律宾文化却以口头流传的形式被保存了下来，至今仍然生机盎然。这些口头诗歌的种类繁多，例如：用于播种和收获时节的谜语诗歌与典礼诗歌，战歌(库闵坦)、哀怨情歌(坤蒂曼)、船歌(塔林道)、争辩诗歌、史诗等。它们都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纯粹的土著文化形式。然而，正是由于西班牙殖民当局不许被统治阶级分享西班牙文艺复兴的成果，土著文化复苏的泉源总是长流不竭，这也是对统治者极大的讽刺。

以口头方式保存本土文学的传统使得原始的、甚至是现代的诗歌，无法与歌曲和戏剧相区分。乡村节日中最流行的娱乐方式之一是“拜拉塔散”，即一种用诗歌进行的即兴辩论，辩论优胜的标准是机敏才智，而不是道理与常识。属于同一传统的还有“杜普罗”和“卡拉加坦”，也是戏剧性的辩证诗体。按照社会习俗，这种诗歌用于守丧之夜，并在仪式的间歇当中用来缓解生者的哀痛。这种短诗经常在一开始就提出某种假设的指控;无辜者必须反驳辩解。失败的一方要挨罚，交出一些物品，而只有在他能唱出一首辩词“罗阿”后才可将其收回。下面是米沙鄢群岛人唱的一段“罗阿”：

我种一颗柠檬树，

树叶婆娑如钻石;

荫凉护大众，

人人得长生。

按照习俗，伊甫高人用两天时间朗诵本族的史诗，其中《世界的起源》述说天地的开创和部族的祖先;《安哥传》相当于印度的史诗《罗摩衍那》，描述众神的集体生活。摩洛族人朗诵其史诗则需要一个星期。这些史诗因未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受到珍视。而伊洛坎诺族的史诗因在17世纪时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人们对它的评价便有所下降。

即使在借用外来主题或形式而创作的菲律宾诗歌中，本土文化的因素依然存在。结果这种混合而成的作品显得非常奇特。教堂连祷文是一种由两部分组成的特殊诗歌，一部分是领唱，另一部分是合唱。从对圣经的戏剧性诵读中产生出一些描写耶稣遇难的诗歌，要由即兴创作的曲调伴奏，在复活节期间一连唱诵好几天。1750年，摩洛族为了庆祝伊斯兰教领袖阿里·蒙迪皈依基督教，曾经演出过勇士舞。这些舞蹈后来演化成了戏剧《摩洛—摩洛》。其情节夸张滑稽，生动地表现了穆斯林与基督教徒之间的矛盾冲突，但把宗教差异只是描写成为一对异教情侣之间一现即逝的障碍。这类戏剧虽然都以基督徒的得胜而结束，但其高度创造性的表达手法，却使剧中的比赛和求爱情节充满了诗意，十分动人。歌颂骑士英雄气概的传奇、传说以及宗教叙事诗歌，都取材于西班牙文化，加以夸张改编而成。但是这些诗歌在写作形式上却采用菲律宾诗歌的12音节或8音节诗行格式。作家弗朗西斯科·巴尔塔萨尔(1788—1862)在狱中作了一首著名的长诗《弗罗兰第和萝拉》，描述菲律宾的现状。为了避免书报检查可能带来的问题，他将诗歌场景改为阿尔巴尼亚。因此，人们后来只是记着这首诗的他加禄语(菲律宾的主要语言之一)巧妙的措辞，而遗忘了诗的主旨和内容。

西班牙的殖民统治长达300多年。但是由于明显的民族隔阂，菲律宾人直至19世纪末期才开始采用西班牙语写诗。《莱莉与诗歌杂录》(1880)是第一部由菲律宾人用西班牙语创作的诗集，作者是佩德罗·帕泰尔诺。这部诗集是在欧洲出版的。用西班牙语写的诗歌一般都是小夜曲或抒情歌曲，用于娱乐或辩论。具有深远影响的是何塞·黎萨尔所写的爱国诗歌。他的《最后的分别》一诗作于1896年他临刑前的一天。这首诗曾激起一场武装起义。黎萨尔的诗歌和他同时代人的作品在马德里出版，呼吁最高当局改变殖民政策，这些诗集后来被偷运回菲律宾。20世纪初在美国统治下，菲律宾出现了“十字路口文化”，其最杰出的作家有何塞·帕尔马，他曾仿照黎萨尔的格调，用西班牙语写作了《菲律宾妇女赞歌》，这首诗后来被采用为菲律宾国歌。

随着教育的普及，英语对这个分别使用9种主要方言的群岛民族走向统一的过程起到了促进作用。20世纪30年代，第一任菲律宾共和国总统奎松下令成立了以他加禄族语言为基础的民族语言学院。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他给用三种语言写作的作品颁发了国家文学奖。得奖的一首诗歌是苏卢埃塔·达·科斯塔写的《像莫拉维那样》。这是按照美国诗人惠特曼雄辩风格写成的半叙事体诗，但模仿不够成熟。这首诗吸引了许多以政治热情代替艺术精神的沙文主义作家。直到何塞·加西亚·维拉的作品发表后，菲律宾诗人才体现出巧妙运用比喻、遣词用语具有个人特色的风格。维拉是流亡在美国的菲律宾诗人，他的《我来到这里》(1943)和《第二卷》(1949)等诗集出色地表达了疏远上帝、离乡背井、期待赢得平等权利等主题思想。在《第二卷》中还有维拉独特的“逗号诗歌”。为了表示每个字都有思考的分量，他不加区别地在每个字后都用上逗号，所以看起来这些符号倒像是诗句的“支架”而不是标点。遗憾的是，后人对于维拉的拙劣模仿，使得诗歌不成其为诗歌。现代菲律宾诗人大都在美国接受教育，他们用英语写的诗歌也多在美国发表。这些作品比较成功地把作者的个人意境与菲律宾诗歌描绘生动场景、采用奇美语言的传统以及新批评派摒弃过度感伤与冗词赘语的形式主义，融为一体。埃迪特·铁木波的宗教启示诗影响很大。比恩韦尼多·桑托斯庆祝菲律宾独立、欢呼菲律宾人重新获得民族尊严的诗作更受到赞赏。亚历杭德里诺·韦凡那既是诗剧家，又是英语诗刊《签名录》的编辑。他的诗作兼备现代诗的形式与传统叙事诗的风格。在现代，他加禄语也成为菲律宾日常交际及文学创作的语言;但是英语对菲律宾诗歌创作的影响仍不可忽视。美国文学对于诗歌创作的生动性与具体性原则的强调，加速了菲律宾诗歌传统的抽象浪漫主义和散文式诗歌的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