莓泉

八月初，天气往往炎热得叫人无法忍耐。每到这个时节，从上午十二点到下午三点这段时间里，就算是对打猎抱着最坚毅态度的狂热分子也无法顶住高温坚持出猎，而最忠诚的猎狗，此时也只能闲得舔舔主人的马刺，或者跟着主人跑来跑去，眼神中带着不悦，舌头伸得老长，一个劲地喘气。主人责骂它，它只能委屈地摇摇尾巴，一脸困惑地望着主人。它不能像从前一般，猛地撒腿跑出去追赶猎物。而我，恰恰在这种天气里外出打猎了。

我一直很想找个阴凉的地方躺下来，就算一小会儿也好。我那不知疲倦的狗儿疯狂地在灌木丛中跑来跑去，显然它也不知道这种燥热的行为有何意义。最终，这令人窒息的热浪迫使我想个法子节省精力。于是，我来到了伊斯塔小河边（想必我亲爱的读者朋友们已经听说过这条河了），沿着陡峭的河岸往下滑，越过横跨河面的大坝，踏着黄沙，向着一口泉水的方向走去。这口泉水，周遭的邻人们都称之为：莓泉。

在河岸峭壁上某个开口处，大峡谷的豁口在此变得狭小而深邃，莓泉的泉水就从这个缝隙里涌了出来。泉水顺着二十步高的崖壁，带着欢快的汩汩声流入河中。泉口旁长满了天鹅绒般细密的青草，而阳光，似乎从来都穿不透崖壁，正因为如此，河水，永远是如银丝般的清冷。我走到泉水边，一个桦树木质的杯子被放在草地上，这是路过的农民为方便大家喝水而留在这里的。我痛痛快快地喝饱了水，躺在阴凉处，向四周张望着。我看到不远处，由于水流的冲击而形成了一个小山洞，洞口的水跟周遭的流水相互作用，泛起了层层的涟漪。而在洞里，两个老人正背对着我坐着。

其中一个在钓鱼，长得相当高大结实，穿着深绿色的外套，戴一顶绒线便帽；另外一个又瘦又小，穿了一件打着补丁的厚粗棉布外套，没有戴帽子，他双膝上放着一小罐鱼虫，时不时把手放在自己那灰白头发的脑袋上，好像在挡住阳光似的。我凝神一看，原来这个人就是舒米西诺的斯乔普什卡，请读者们耐心听我介绍介绍这个人。

离开我的住所几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大村子叫舒米西诺。村里有一座为圣科济马和圣达米安建立的石砌教堂。正对这座教堂的地方，曾经有一所宏伟庄严的地主宅邸，周围有各式各样的外屋、办公室、手工作坊、马厩、地下室、马车库、澡堂、临时厨房、客人或管理员住的厢房、温室、公用的秋千和其他有着各种用处的建筑。一户地主人家住在这所宅邸里，原来一切都相当顺利，直到有一天早晨，所有这些繁华的建筑都被一场大火化成了灰烬。

主人们迁到别处去了，这所宅邸便就此衰落。这所曾经辉煌的大宅子已经变成了灰凄凄的杂菜园，到处都堆着砖头，这些砖头原本是宅子的根基。人们用在火灾中幸免于难的木材迅速搭建了一个小木屋，用十年前为了要造哥特式亭台而购买的船板作屋顶，园丁米特罗凡，和他的妻子阿克西尼娅，以及七个孩子就住在这所小木屋里。

米特罗凡收到指令，要把蔬菜还有院子里种的其他东西供给远在一百五十英里外的主人食用，阿克西尼娅则受命看管一头蒂罗尔种的奶牛，这头牛是花大价钱从莫斯科买来的，但是从买来至今它从未产出过一滴牛奶。她还看管一只有冠子的灰色公鸭，这是唯一的“老爷家的”家禽。他们的七个孩子，因为年龄尚小，没有派遣给他们特殊的任务，然而正是这点，使他们一个个都长成了不折不扣的懒鬼。

我在园丁家住过两次，而我每次经过他们家的时候，总是会向他们买一些黄瓜。那些黄瓜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在夏天的时候已经长得硕大，淡而无味，覆盖一层黄色厚实的皮。正是在他们那，我第一次见到了斯乔普什卡。在那个地方，除了米特罗凡一家，一个老聋子格拉锡姆（他是个教会委员，所以出于福利制度让他住在独眼士兵的寡妇家的一个小房子里），就没有其他仆人了。所以我要向各位介绍的斯乔普卡什，不能简简单单地把他视作一个仆人，事实上，他根本就不是一个普通人。

但凡是人，在社会中总有这样那样的地位，总会有这样那样的关系。至于家仆呢，即使得不到工钱，至少也会得到所谓的“口粮”。而斯乔普卡什却绝对没有遵循这两类生存之道的任何一种，他似乎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没人知道他的存在，甚至没人知晓他的过去，村子里没有任何有关他的故事。人口调查数据库中恐怕也未必有这么个人。曾经有一个不明确的传闻，说他曾经是某个人的随从，不过这个传闻就到此为止，至于他是谁，从哪儿来，是谁的子嗣，是怎么成为舒米西诺村上的人的，他身上那件万年不变的粗棉布外套是哪儿来的，住哪儿，靠什么维持生计……以上所有的问题，绝没有人知道，就连一丁点儿线索都没有。而且，说句实话，其实根本就没有人关心这些和他有关的问题。

只有特罗菲梅齐大老爷（他对所有家仆直系四代的家谱都了如指掌）有一次说过，他记得已故的老爷阿列克谢·罗曼内奇旅长出征回来时，辎重车上载着一个土耳其女人，而斯乔普卡什，则是这个女人的亲戚。按照俄罗斯的旧习俗，过节的时候，家家户户都会在沿路摆上荞麦馅饼和伏特加酒，用以款待路过的人，或者直接施舍给他们钱财。但即使是在这种日子里，也不见斯乔普卡什摆设任何盛着食物的桌子，或者装着美酒的木桶。他从来不向他主人行礼或者亲吻主人的手，也从不为了祝老爷健康而一口气干掉管家手里满满的一杯酒。

有时候，大概只会有些好心人路过，施舍给这个可怜的穷人一块吃剩了的馅饼。复活节的时候，人们对他喊“耶稣复活啦”，但是他从不卷起沾满油污的衣袖，从没有在口袋里掏出过一枚复活节彩蛋，眨着眼睛喘着气把它送给某个少爷或是太太。夏天，他住在鸡棚子旁边一间小小的储藏室里；冬天，他就住在澡堂子的接待室里；更冷的时候，他就在干草棚里过夜。有时候人们会发狠踢他一脚，但是从没有一个人跟他谈过话。至于他，似乎从出生开始就没有因为要说话而开过口。

火灾之后，这个被众人抛弃的家伙就在园丁米特罗凡那里找到了个避难所。园丁从未搭理过他，也没跟他说过如“来跟我一起住吧”之类的话，但倒也没有撵他走。斯乔普卡什其实也不是住在园丁的屋子里，他住在菜园子里。他行动走路都是悄无声息的，打喷嚏或者咳嗽的时候都害怕似的用手捂住嘴巴。他总是像蚂蚁一样忙忙碌碌，前前后后不停地干活，而他忙活这么大半天也只是为了能填饱肚子。事实上，如果一整天的时间里，他没有如此为食物而辛勤工作的话，我们这位可怜的朋友肯定已经饿死了。人生的痛苦在于不知道下一顿饭在哪里！

有时候，斯乔普卡什会坐在树篱下啃或者吸一根胡萝卜，或者剁几块肮脏的白菜根；有时候会呼哧呼哧地提着一桶水到某个地方去；有时会在小锅子下生起火，然后从大衣胸口取出几块黑乎乎的泔脚，放进小锅子里；有时在自己的小木屋里，砰砰砰地敲钉子，做一个放面包的架子。所有这些他都默默地完成，仿佛这都是秘密似的：当你向他看上一眼，他就又藏起来了。他有时会忽然消失一两天，当然啦，也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不见了……然后，一转眼，他又出现了！在树篱下的某个地方，偷偷摸摸地在水壶下生火。他脸很小，眼睛是淡黄色的，头发一直垂到眉毛上，一个尖尖的鼻子，又大又薄的耳朵，像蝙蝠的耳朵一样，那胡子长得好像是有两个星期没有修理过了，而且也没见它变多或者变少过。这就是斯乔普卡什了，我在伊斯塔河河岸遇见，身边还有另外一个老人相伴的斯乔普卡什。

我站起身来走向他，打了一个招呼，然后在他身旁坐下了。斯乔普卡什的同伴也是我的一个熟人，他是彼得·伊里奇伯爵家的一个农奴米哈伊洛·萨韦利耶夫，绰号叫做“大雾”，他已经是自由人了。他住在一个肺病患者博尔霍夫那里，博尔霍夫开了一间小旅馆，我曾经去那个小旅馆住过几次。就算到现在，年轻的官员，或是一些悠闲无事的旅者（商人们一般都忙着做生意，他们更看重细节，宁愿窝在那些条纹羽毛的被褥里，也无暇顾及周遭的风景）经过奥廖尔大道的时候，依旧可以在离特罗伊茨科耶大村不远处看到一座两层的弃楼——屋顶已经完全塌下来了，窗子被钉得严严实实的，已经完全荒废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正午，你是想象不出什么东西比这座废弃的楼房更加令人充满凄凉感的了。这里很久以前住过一位达官贵人，名叫彼得·伊里奇伯爵，他尤其热情好客，并因此闻名一时。在那段时间，整个省的人都在他的屋子里聚会，伴着家庭乐队喧嚣的乐曲、鞭炮烟花的噼啪声，尽情地跳舞玩乐。而现在，路过这座废弃豪宅的老妇人，都心生惋惜，怀念她们失去的青春年华。伯爵一直不停地在举办舞会，流连在不断向他献媚的宾客中，他幸福地微笑，但不幸的是，他的财力根本负担不起如此铺张的花销。当他彻底破产的时候，彼得去了圣彼得堡，希望在那里可以找到一份工作。但他最终也没有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赚到一分钱，便死在了旅馆的房间里。

“大雾”从前是彼得家的管家，在这位伯爵还活着的时候他已经获得了自由。现在，他大约七十岁了，长相普通但是乐观积极，始终挂着微笑。只有卡捷琳娜时代的人才能有这种微笑：透露着一股温和和庄严的力量。“大雾”说话的时候，两片嘴唇不紧不慢地一张一翕，眼睛亲切地闪着光，轻轻的，还带着一点鼻音。就连他擤鼻涕、嗅鼻烟也是如此从容不迫，好像是在做什么重要的事情一样。

“喂，米哈伊洛·萨韦利耶夫，”我搭起话来，“怎么样，钓了不少鱼吧？”

“在这儿呢，你过来看看这个鱼笼，两条鲈鱼，还有五条鲤鱼，斯乔普什卡，拿来给他看看。”

斯乔普什卡伸手把鱼笼递给了我。

“近来好吗？斯乔普什卡？”我问他。

“吼……吼……没……没……没什么不好的，老爷。”斯乔普什卡结结巴巴地回答我，好像千斤重的东西压住了他的舌头。

“米特罗凡好吗？”

“好……好……好，老爷。”

这个可怜的老人转过了脸。

“但是咬钩的鱼不多啊，”“大雾”在一旁说道，“这天热得太吓人了，鱼儿都躲在灌木丛下面睡觉呢。给我装个饵，斯乔普什卡。”斯乔普什卡拿出一条蠕虫，放在摊开的手掌心上，啪啪地打了两下，装在了鱼钩上，又吐上一口唾沫，这才交给“大雾”。“谢了，斯乔普什卡……你呢？你好吗，老爷？”他把脸转向我，继续说，“出来打猎散散心吗？”

“你自己都看到啦。”

“啊，你的狗是英国种的还是德国种的呀？”

这个老人喜欢时不时卖弄自己，好像在说，“我也是见过世面的人。”

“我也不知道什么种的，但这是条好狗呢。”

“啊，那你出门也带着猎狗吗？”

“是啊，我有两群猎狗。”

“的确是这样的，有人非常喜欢狗，有人白送他们都不要。根据我的经验，我养狗可是为了体面……人走出去嘛，要有气派，马要有气派，陪着打猎的人要有气派，都要有气派。那个走了的彼得伯爵啊——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就不是个猎人，但是他就养狗，而且他还一年两次地带着狗儿们外出溜达。

所有陪同出行的猎人都穿着镶金银边带的盛装，在院子里集合，并吹起了号角。伯爵大人走出来，马便被牵到了他跟前。他登上马背，这时，猎人的头头会把他的脚塞进马镫里，脱下自己的帽子，把马鞭放在帽子里呈给伯爵大人。他会在马背上狠狠地抽上一鞭子，所有的猎人齐声喊口号，然后才向外走去。一个猎人骑在伯爵大人后面，用绸带子牵着他的两只爱犬，好吃好喝地照料它们……你想想看，而且，这个跟班的猎人，高高地坐在哥萨克马鞍子上，红光满面，眼珠子骨碌碌地转着，就像这样……当然还有很多客人，你也知道的，在那种场合下，又是娱乐活动，又是荣誉盛会……啊，又给它跑了，好家伙！”他忽然来了这么一句，拉了拉他的鱼竿。

“他们说，伯爵以前活得相当潇洒啊？”我问。

老人家朝着蠕虫吐了一口唾沫，甩出了钓钩。

“他是一个很好的绅士，人人都知道。常常会有，可以说是上流社会的人，到彼得堡来，专程拜访他。他们经常胸前佩戴着彩色的丝带围坐在桌子边上一同吃饭。好吧，他的确知道如何取悦他们。他有时候会叫我：‘大雾，明天我要几条活的鲟鱼，去看看能不能钓几条给我，听到没有？’”

“‘听到了，大人。’绣花的外套，假发，手杖，香水，上等的科隆香水，鼻烟壶，大幅的画……这些他都可以直接从巴黎订购。他举办晚宴的时候，我的天，那可真是了不得！焰火冲天，车水马龙！有时候还会鸣炮。单单是管弦乐队就有四十个人，他雇用了一个德国人当乐队指挥，不过那个德国人真是太得寸进尺了，竟然要求跟大人同桌进餐，所以伯爵大人就炒了他的鱿鱼。‘我的乐队，’他是这样说的，‘就算没有指挥，一样可以演奏。’他当然可以这么说，他是老大嘛。”

“接着他们就会开始跳舞，一直跳啊跳直到天亮，尤其是爱科塞斯舞，两男两女一起跳，还有西班牙舞马特拉杜尔……嘿……嘿……好家伙，上钩啦！（老人家从水面拽上来一条小鲈鱼）拿着，斯乔普什卡！我们家大人真是所有大人的典范啊，”他继续说道，又甩出了钩子，“他的心肠也很好，有时候他也打人，但是没等你抬起头那会儿工夫，他就把这件事给忘记了。只有一件事，他有情妇。唉，那些女人啊，上帝啊，请宽恕她们吧！就是她们搞得大人破产了，要知道大人可都是把她们从下等人里面挑选出来的呀，她们怎么能不贪财？哎哟，她们可贪财了，整个欧洲最贵重的东西估计都被她们收入囊中了！有人可能会说，‘为什么大人不能按照他的心意生活呢？这是他自己的事情啊。’但是搞到自己破产总是不应该的。在这群女人中，有一个人比较特殊，她的名字叫阿库琳娜。现在已经死了，愿上帝保佑她的灵魂！她是西托亚守望人的女儿，可真是个泼妇！有好几次，她还扇了大人几个嘴巴子。可是大人啊，完完全全被这女人迷住了。她把我的侄子送去充军了，就因为那可怜的孩子不小心把可可洒在了她的新裙子上……而且她的仆人可不止只有我侄子一个。啊，好吧好吧，这些都是古老的回忆了！”老人家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低下头便不再说话了。

“照我看来，你家大人很严厉吧？”一阵短暂的沉默以后，我又问道。

“那时候严厉可算是个时髦的事啊，老爷。”他一边摇了摇头一边这样回应我。

“现在不流行严厉了？”我看着他的眼睛问。

他斜眼看了我一眼：“现在嘛，情况肯定好很多了。”他喃喃地说，用力甩出了钩子。

我们坐在树阴底下，即使这样，还是抵挡不住那令人窒息的炎热。湿热难耐的空气凝成厚重的一块。在这样的环境里，人只能把被烘烤已久的脸，慢慢抬出，渴求吸到一丝流动的空气，但是四周却是如固体一般沉闷。火辣辣的太阳在蓝得发黑的天空中辐射出热气。我们正对面的河岸上，是一片黄澄澄的燕麦田，田里到处长满了苦艾。所有的燕麦都纹丝不动，没有一株哪怕是轻微地晃动。前面一点的地方，一匹农用的马站在河里，河水刚能没过它的膝盖，它慢悠悠地甩着湿淋淋的尾巴。时不时的，在一丛浮在水面的灌木下，一条大鱼露出个脸来，吐一连串的泡泡，又慢条斯理地转身潜到水下，激起水面一层层涟漪。蝗虫在焦枯的草丛里鸣叫；鹌鹑有气无力的，勉勉强强啼那么几声；鹞鹰张开翅膀，平稳地在旷野上滑翔，忽然又迅速扇翅，尾翼张成一个半圆，降落在某处。我们被太阳烤得没有思想，一动不动地坐着。这时，从我们身后的山谷，传来一阵声响，有人踩着水正向我们这走来。我回头一看，只见一个约摸五十岁的农人，满脸风尘，穿着衬衫拖鞋，背一只柳条制筐，一件外套搭在肩膀上。他走到泉水边，畅快地喝了个饱，然后抬起头来。

“啊，弗拉斯！”“大雾”看着他打起招呼来，“你好啊，老朋友！从哪儿来的？”

“你好呀，我从米哈伊洛·萨韦利耶夫来！”农人说着向我们走近了一点，“走了很长一段路呢！”

“你去了哪里呀？”“大雾”问他。

“去了莫斯科，我主人家。”

“去干嘛了？”

“请他帮个忙。”

“帮什么忙？”

“哦，让他减免一点我的代役租，或者把我改成劳役租，或者换一个地方待着，或者随便什么……我儿子死了，我现在一个人对付不了了。”

“你儿子死了？”

“死了，我的儿子，”农人顿了一顿，说道，“他原来住在莫斯科，是个出租马车夫，其实一直是他替我付代役租的。”

“那你们现在还是付代役租的？”

“是的，我们付代役租。”

“你老爷怎么说的呢？”

“他怎么说？他把我赶了出来！他说：‘你竟敢直接就跑来找我麻烦了，这些事情有管家在管呀，你要……’他说，‘先把你欠着的代役租还清了再说！’他火冒三丈地向我吼。”

“然后呢？你回来了吗？”

“嗯，然后我就回来了，我想到我儿子那儿，找找看他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但是没人肯正面回答我。我跟他的雇主说：‘我是菲利浦的父亲，’那人对我说：‘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儿子，你儿子什么都没有留下，而且他还欠我的钱呢！’所以我只好走了。”

农人面带微笑，娓娓道来，似乎是在讲别人的事情，但是他的眼眶却湿润了，泪水从他那双小眼睛里滑落，嘴唇也微微颤抖着。

“那你现在怎么办呢？回家去吗？”

“要不然怎么办呢？我当然只能回家了，我想我妻子现在应该正挨着饿呢。”

“那真是该回去看看。”斯乔普什卡忽然说起话来。他看起来有点迷糊，接着又一声不响地开始挖鱼虫。

“那么你要到管家那去吗？”“大雾”继续问他，眼神带着一点诧异看着斯乔普什卡。

“我去找他干什么？我还欠他些钱呢，我儿子死前生了好几年的病，那段时间他连自己的代役租都付不起。但是我倒不会为此事所累，反正他们从我这一个子儿都拿不到……没错，老兄，随你怎么耍花招，我没钱就是了！”农人哈哈哈大笑起来。

“金帝利安·谢苗内奇，无论他多聪明……只要……”

弗拉斯又大笑起来。

“哦，事情可不妙啊，弗拉斯老兄。”“大雾”忽然故意说出这么一句话。

“不妙？哪里不妙？”（弗拉斯的声音忽然中断了）“怎么这么热呀！”他换了个话题继续说，用袖子擦着脸。

“你老爷是谁？”我问他。

“瓦列里安·彼得罗维奇伯爵。”

“是彼得·伊里奇的儿子吗？”

“是他，”“大雾”回答，“彼得·伊里奇生前就把弗拉斯的村子给他了。”

“他现在好吗？”

“好得很，谢天谢地！”弗拉斯回应道，“红光满面的。”

“看见了吧，老爷，”“大雾”转向我，继续说，“在莫斯科附近生活可真不错，但生活在这里的话，付代役租就是另外一回事情了。”

“你们一共需要付多少钱呢？”

“九十五卢布。”弗拉斯喃喃地说。

“喏，你看着，而且土地很少的，都是老爷家的树林子。”

“而且，听说这树林子也卖掉了。”农人说。

“唉，你看看……斯乔普什卡，给我条鱼虫……喂，斯乔普什卡，怎么了，睡着了吗？”

斯乔普什卡回过神来。农人在我们身边坐下了。我们几个又一次陷入了沉默。河对岸，有人在唱歌，唉，那是多么忧伤的曲子呀。可怜的弗拉斯又一次沉痛地悲伤起来。

半个小时后，我们就各奔东西了。

【导读】

三个农奴的命运为何不同？

本文写了猎人遭遇到的三个农奴，他们分别是斯乔普什卡、米哈伊洛·萨韦利耶夫和弗拉斯，这三个人如果按照他们的遭遇应该分为两种类型，斯乔普什卡和弗拉斯应该是一类，他们是地主的农奴，生活十分艰难，甚至暗无天日，无法生存。斯乔普什卡作为家仆，连“口粮”都得不到。他似乎跟任何人都没有关系，没人知道他的存在，甚至没人知晓他的过去，村子里没有任何有关他的故事。至于他是谁，从哪儿来，是谁的子嗣，是怎么成为舒米西诺村上的人的，他身上那件万年不变的粗棉布外套是哪儿来的，住哪儿，靠什么维持生计……以上所有的问题，绝没有人知道，就连一丁点儿线索都没有。有时候，大概只会有些好心人路过，施舍给这个可怜的穷人一块吃剩了的馅饼。夏天，他住在鸡棚子旁边一间小小的储藏室里；冬天，他就住在澡堂子的接待室里；更冷的时候，他就在干草棚里过夜。有时候人们会发狠踢他一脚，但是从没有一个人跟他谈过话。至于他，似乎从出生开始就没有因为要说话而开过口。他住在菜园子里。他行动走路都是悄无声息的，打喷嚏或者咳嗽的时候都害怕似的用手捂住嘴巴。他总是像蚂蚁一样忙忙碌碌，前前后后不停地干活，而他忙活这么大半天也只是为了能填饱肚子。事实上，如果一整天的时间里，他没有如此为食物而辛勤工作的话，我们这位可怜的朋友肯定已经饿死了。有时候，斯乔普卡什会坐在树篱下啃或者吸一根胡萝卜，或者剁几块肮脏的白菜根；有时候会呼哧呼哧地提着一桶水到某个地方去；有时会在小锅子下生起火，然后从大衣胸口取出几块黑乎乎的泔脚，放进小锅子里；有时在自己的小木屋里，砰砰砰地敲钉子，做一个放面包的架子。所有这些他都默默地完成，仿佛这都是秘密似的：当你向他看上一眼，他就又藏起来了。他有时会忽然消失一两天，当然啦，也没有人会注意到他不见了……然后，一转眼，他又出现了！在树篱下的某个地方，偷偷摸摸地在水壶下生火。他脸很小，眼睛是淡黄色的，头发一直垂到眉毛上，一个尖尖的鼻子，又大又薄的耳朵，像蝙蝠的耳朵一样，那胡子长得好像是有两个星期没有修理过了，而且也没见它变多或者变少过。可以说斯乔普什卡已经失去了做人的起码资格和尊严，他没有吃，没有穿，没有住，他只能捡拾垃圾，即使如此，他每天还必须辛勤地工作，否则，下一刻他可能就被饿死。更为残酷的是，他甚至失去了说话的权利，没有人在乎他是谁，他在人们的心中根本就不存在。

弗拉斯是孤苦的农奴，过着代役租的生活，唯一的儿子死去了，妻子正在挨着饿。因为九十五卢布的代役租，他到莫斯科去找他的老爷，结果被赶了出来，并且告诉他没有资格直接去找老爷，只能去找管家，并要他把欠着的代役租还清了再说！从弗拉斯的遭遇中，我们看到了农奴在地主的眼中是没有对话资格的，也是得不到同情的。

米哈伊洛·萨韦利耶夫是另一类农奴，他因为自己的老爷彼得·伊里奇伯爵而成为了自由人。彼得·伊里奇伯爵是一个很好的绅士，常常会有上流社会的人，到彼得堡来，专程拜访他。绣花的外套，假发，手杖，香水，上等的科隆香水，鼻烟壶，大幅的画……这些他都可以直接从巴黎订购。他的心肠也很好，有时候他也打人，但是没等你抬起头那会儿工夫，他就把这件事给忘记了。伯爵一直不停地在举办舞会，流连在不断向他献媚的宾客中，他幸福地微笑，但不幸的是，他的财力根本负担不起如此铺张的花销。当他彻底破产的时候，他只能去圣彼得堡，希望在那里可以找到一份工作。但他最终也没有能够靠自己的努力赚到一分钱，便死在了旅馆的房间里。从彼得·伊里奇伯爵的所作所为里，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位比较开明的地主，而且是卡捷琳娜时代的地主。卡捷琳娜时代在俄罗斯人的眼中是一个比较民主和强大的时代，也是屠格涅夫向往的时代。在这个时代的人充满了自信和从容，生活在这个时代的米哈伊洛·萨韦利耶夫同样如此，现在，他大约七十岁了，长相普通但是乐观积极，始终挂着微笑，露着一股温和和庄严的力量。就连他擤鼻涕、嗅鼻烟也是如此从容不迫，好像是在做什么重要的事情一样。

文章在平静的叙述中不动声色地把两类农奴的生活和精神状态进行了对比，也把两个时代的地主进行了对比。在对比中，作者也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他希望地主阶级要做具有人道主义情怀的改良者，要像彼得·伊里奇伯爵那样活得潇洒，把财产看淡，解放农奴，给他们以自由，对农奴很少打骂。这似乎就是作者的化身，我们在彼得·伊里奇伯爵的身上找到了屠格涅夫的影子，他通过彼得·伊里奇伯爵这一形象表达了他对俄罗斯未来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