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衡:归田赋

张衡

游都邑以永久，无明略以佐时;徒临川以羡鱼，俟河清乎未期。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谅天道之微昧，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

于是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草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

尔乃龙吟方泽，虎啸山丘。仰飞纤缴，俯钓长流，触矢而毙，贪饵吞钩，落云间之逸禽，悬渊沉之魦鰡。

于时曜灵俄景，系以望舒，极般游之至乐，虽日夕而忘劬。感老氏之遗诫，将回驾乎蓬庐;弹五弦之妙指，咏周孔之图书。挥翰墨以奋藻，陈三皇之轨模;苟纵心于物外，安知荣辱之所如。

在中国历史上，张衡是一位有多方面建树的人物，他既是一位有辉煌成就的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有杰出贡献的文学家。他的《归田赋》就是一篇备受后人赞赏的作品，被称为短篇中的神品。这篇短小精粹的小赋是作者晚年的作品，表达了对现实的厌恶之情和企心淡远、纵心物外的情趣。当时正值东汉王朝全面崩溃的前夕，政治极端黑暗，外戚、宦官争权夺利，祸国殃民，愈演愈烈。再加上连年灾害，弄得田园凋蔽，民不聊生。面对这种局面，张衡既无力改变，又深恶痛绝，因而不得不进行人生的反思，寻求自我解脱的道路。这种思想情绪发而为文，便写出了这篇《归田赋》。

作为历代传诵的抒情名作，这篇赋有如下几个显著的特色。

开启新风，注重抒情。作品开头二句述归田的缘由，流露出对长期官宦生活的厌倦感情。其实这并非他的初衷，也不是他归田的真实原因。张衡有“佐国理民”(《应间》)的远大抱负，所以“感蔡子之慷慨，从唐生以决疑”，渴望能为国为民建功立业，可见他并非不愿为官，也不是“无明略以佐时”。那么他归田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呢?《后汉书》本传云：“衡不慕当世，所居之官，辄积年不徙。”在仕途上不得志，这是其一。“天道之微昧”、“俟河清乎未期”，政治黑暗，报国无望，这是其二。因而产生了对世事宦海的厌倦情绪，决意“追渔父以同嬉”，“超埃尘以遐逝，与世事乎长辞”。一种对现实的不满和抱负无法施展的苦闷感情便随之倾泻了出来。

接着，作者用诗一般的语言，描绘了想象中的田园生活。先写大自然清新秀丽的景色：仲春二月，时和气清，在那百草繁茂的原野上，可以看到鸟儿自由地翱翔，可以听到它悦耳的呜叫声，这是一幅多么令人陶醉的美景啊!然后写逍遥其间的无穷乐趣;面对这样的良辰美景，怎能不令人心驰神往呢?你看他一会儿仰头射飞鸟，一会儿俯身钓游鱼，那恬然自得、流连忘返的神情自然流露出来。最后写企心淡远，纵心物外的情趣。作者在尽情地享受了大自然的抚慰与沐浴之后，又回到幻想中的田园草庐，追思先哲之遗训，陈述前贤之法则，完全进入一种不为世事所累，不计荣辱得失的精神境界。这是一种多么宁静、适意的生活环境，它与黑暗，污浊的现实社会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但幻想毕竟不是现实，透过这恬淡的外表，我们可以看到作者那颗痛苦的心灵。作品所表现的是作者对现实的绝望情绪，是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企求超拔的一种强烈愿望。前人的赋作虽模山范水，体物叙事，极尽铺排堆砌之能事，但却绝少真实感情的流露。而《归田赋》却“真深乎情者”(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赞》)，注重抒情，开启了一代新风。

体态空灵，小而弥大。汉代艺术是以硕大、厚重、拙笨、呆板为主要特征的，这是为了表现事物内在的力度和气势的。虽然气势宏伟，但缺少生动的神韵。《归田赋》仅二百一十字，篇幅短小，体态灵巧，但却感情充沛，思想深邃。真可以说体虽小而容量大，词虽浅而意蕴深。作者对黑暗政治的深恶痛绝、报国无门的矛盾心理、向往田园生活的生活情趣、企心方外的高蹈情怀……在短短的篇幅里被表现得栩栩如生，淋漓尽致。正如胡韫玉所说：“平子《归田》，寥寥二百字，而有无尽之藏。眇沧海于一粟，小泰岱于秋毫，而沧海之洋溢，泰岱之峥嵘，未尝稍减。论者谓其辞藻清丽，短而弥工，吾则谓其气宇宽洪，小而弥大也。”(《续汉文记》)短而弥工，小而弥大，浅而弥深，细绎而味浓，正集中地体现了《归田赋》体态空灵的特色，开后代抒情小赋之先河。

语言秀美，富于诗意。《归田赋》清词丽句，自然流畅，音韵和美，创造出诗一般的意境。如中间一段：“于时仲春令月，时和气清，原隰郁茂，百花滋荣。王雎鼓翼，鸧鹒哀鸣，交颈颉颃，关关嘤嘤。于焉逍遥，聊以娱情。”着墨虽不多，但却有声有色地点染出春光明媚、鸟语花香的自然景色。作者在此并没有直接抒写自己的感情，但我们却可以从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摆脱尘世、投身自然的无限喜悦、无限欢快的心情。作者设想中的田园生活是如此富于诗情画意，这对那些厌恶官场生活的封建文人来说，无疑是具有强烈的吸引力的。这种意境的创造，固然主要是由于作者具有超凡脱俗的生活情趣，并将这种感情渗透到作品中所致。但毫无疑问，这也与作品的语言清新秀美、富于诗意有很大关系。

陶秋英先生说，《归田赋》是“短赋”初创的第一篇，魏晋六朝的一切短赋，都莫不造端于此”，是后世抒情小赋“万世不祧的大宗”(《汉赋之史的研究》)。平心而论，这一评价并非溢美之辞。它确实是东汉赋风转变中具有路标作用的作品，规范后世，开启了一代赋风。更为重要的是，它深刻地反映了东汉知识分子向往自然，热爱山水田园的情趣和强烈的山水意识、山水情怀。为后世山水旅游文学开拓了一条离弃封建统治阶级官场，走向山水田园的道路，为归田而赋也成了一个常写常新、人人乐于仿效的文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