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之患，在于好言性。性非学者之所不当言，其患在于不知性，而好为雷同之论也。今天下雷同之论，在乎孟子性善之说，而以上中下三品者焉才也。一二师儒唱之，学者从而和之。唱之者主孟子，和之者雷同也，实非有所见而言焉。性非可以无见而轻言之者，必待吾心有所见焉而后言之，则吾之所言者，是吾之所见也。吾之所见者未必是，又从质之于原作而，（据雍正本、四库本改。）圣人之言。吾心之所见，与圣人之所言者，有所合焉，庶乎言之或当也。夫子之言性者，不可得而闻也，其昭然着于论语者，有一言曰焉，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继之以“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夫子之言虽不详，吾可以吾心而求夫子之言也。夫子性近习远之言，盖论天下之常性也，而上智下愚，不可以常性论也。夫天之生上智也不数，其生下愚也亦然，惟所谓中人者，纷纷皆是也。故夫子举中人而论常性，斯有相近之说焉，又惧学者执是而概论天下之性，复焉上智下愚之说以别之。夫子之论性，固已昭昭矣，乌在其他求也。夫上智之人，天命之初固已上智矣，虽瞽、鲧不能移上智而愚。下愚之人，天命之初固已下愚矣，虽尧、舜不能移下愚而智。惟不智不愚者是为中人，而非善非恶者是焉相近，方其生也，无君子小人之别，及其习也，有君子小人之归。其犹水也，方其同一源之初，可谓近矣，及其派而二之，则有东西南北之相远也，此圣人所以因性而立教者，为天下常人设耳。若夫原作无，（据雍正本、四库本改。）上智下愚之性，其犹水火乎！水之在土也，其性有自然之寒，虽善呵者不能夺而使之热；火之在木也，其性有自然之热，虽善嘘者不能夺而使之寒。水火不能夺寒熟之性，智愚其可移上下之品乎？今之说者，谓尧、桀同是性也，嗟乎，其不知性也！是盖出于孟轲性善之论。轲非不知性也，轲之论性，将以设教而已，非焉性立一定之论也。至若苟况以性为恶，扬雄以性焉善恶混，亦所以设教且救弊焉耳，皆非焉性立一定之论也。轲曰性善，是诱天下使其惟善之是归，况曰性恶，是惧天下使其惟恶之务去；雄曰善恶混，是开两端而使之自择也：其说虽不同，其所以设教则一也。况、雄又以救弊焉者，轲以善诱之而不从，况出乎轲之后，不得不以恶惧之，况以恶惧之而不畏，雄出况之后，不得不开雨端而使之自择，亦犹伊尹、伯夷、柳下惠制行之不同，皆所以救弊也。为性立一定之论者，惟吾夫子与韩愈氏。愈着原性篇，有上中下三品之说，此最合吾夫子所谓相近与夫上下不移者。世乃谓愈之所论者才也，非性也，至谓夫子所谓上智下愚者，而亦谓之才焉。夫性之与才，同出乎天，有上中下之性者，必有上中下之才。性焉之主，才焉之用也。上智之性善矣，发而焉善则非性，是才为之也；下愚之性恶矣，发而为恶则非性，是亦才焉之也。上智下愚之性，有自然之善恶，其所以为善恶，则才也，是性主之而才应之耳，乌有性无上中下，而才独有之耶！天之所以命尧、舜与吾夫子者，必不惟杰、跖之同，学者宜以心求之，慎无袭乎雷同之论，而杂乎佛、老之说，则夫子之言性可得而闻，而韩愈之所论者果性也，非才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