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处：
唐·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解析：
杜甫（公元712年—公元770年），唐代诗人，字子美，祖籍襄阳（今属湖北），生于河南巩县。由于他在长安时一度住在城南少陵附近，自称“少陵野老”，在成都时被荐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后世又称他为“杜少陵”、“杜工部”。
杜甫生长在“奉儒守官”并有文学传统的家庭中，杜甫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后时的著名诗人，官膳部员外郎；父亲杜闲，曾任兖州司马、奉天县令。杜甫7岁即开始学诗，15岁时诗文就引起洛阳名士们的重视。他的生活从20岁后可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时期，从玄宗开元十九年（公元731年）至天宝四载（公元745年）。杜甫进行了两次长期的漫游。第一次是在江南一带，他到过金陵、姑苏，渡浙江，泛舟剡溪直至天姥山下。开元二十三年回洛阳应进士考试，未被录取。次年在齐赵一带开始了第二次漫游，他晚年回忆当时的情景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在这两次漫游里，他看到祖国秀丽雄伟的山川，吸取了江南和山东的文化内涵，扩大了眼界，丰富了见闻。开元二十九年，筑居于洛阳与偃师之间的首阳山下，可能在这时与夫人杨氏结婚。天宝三载，在洛阳与李白相遇，二人畅游齐鲁，访道寻友，谈诗论文，有时也议论时事，结下深厚的友谊。次年秋，杜甫将西去长安，李白准备重游江东，他们在兖州分手，此后没有再会面，杜甫为此写过不少怀念李白的感人诗篇。
这时唐王朝还强盛，仓廪相当充实，可是玄宗开始好大喜功，开拓边疆，消耗大量人力物力，社会上已经隐伏着不安定的危机。杜甫对此有所预感，但并未正视。他过的是登山涉水、高歌游猎的浪漫生活。他在这时期写的诗，根据他自己的叙述，可能已有数百首，不过只有二十几首流传下来，主要是五言律诗和五言古体诗。其中虽有像《望岳》那样不同凡响的作品，但总的说来，还没有超越杜审言那一时期名诗人的水平。
第二时期，从天宝五载至天宝十四载。杜甫在长安居住十年，他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到长安，目的是求得一个官职，有所建树。天宝六载，玄宗诏征文学艺术有一技之长的人到京都就选，杜甫参加了这次考试，但由于以“口蜜腹剑”著称的中书令李林甫阴谋破坏，应试者没有一人被选。天宝十载，玄宗举行三个盛典，祭祀“玄元皇帝”老子、太庙和天地。杜甫写成三篇“大礼赋”进献，得到玄宗的赞赏，命宰相考试他的文章，等待分配，又没有下文。他不断写诗投赠权贵，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也都毫无结果。最后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职务，这已经是杜甫在长安的末期，安禄山叛乱的前夕。
玄宗晚年完全改变了他在开元时期励精图治的优良政风，一任宰相贪污骄横，边将穷兵黩武，自己则在宫中寻欢作乐。人民受到的租税与征役的残酷剥削日益加剧。杜甫“尝困于衣食”，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出入贵族府邸，充当“宾客”，陪伴他们诗酒寓游，取得少许资助。同时，他结交一些与他同样贫困的朋友，也比较广泛地接触劳动人民。他从贫乏的坊巷走到贵族的园林，从重楼高阁互竞豪华的曲江走到征人出发必须经过的咸阳桥畔，仕途的失败使他能客观地认识统治阶层的腐败，个人的饥寒交迫使他能体会到人民的疾苦，这两方面截然不同的生活都在杜甫的诗中得到反映。天宝十一载以后，他写出《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后出塞》等不朽的名篇，开始给当时的诗歌增添新的内容和新的表达方法。天宝十四载冬，杜甫探视寄居在奉先的妻子，写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表达了他“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深情，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概括了社会上尖锐的矛盾，又描绘了“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的家庭景况，这是他十载长安生活的总结，也标志着唐朝盛世最后的覆灭。这时期流传下来的诗约一百余首，其中优秀的诗篇大都是五言、七言古体诗。
第三时期，从肃宗至德元载（公元756年）至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安禄山起兵后，长驱南下，很快就攻陷了洛阳、长安。杜甫这时听到唐玄宗逃往西蜀，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便把家属安置在城北的羌村，只身北上，投奔灵武，不幸被叛军截获，送往长安。杜甫陷落叛军之中将近半年，看着庄严整饬的京城一片荒凉，生灵涂炭，听着唐军两次反攻，先后在陈陶、青坂两处都全军覆没的消息，满腔悲愤，写出《悲陈陶》、《悲青坂》、《春望》、《哀江头》等诗。
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四月，杜甫冒着生命危险，逃出长安，奔赴肃宗临时驻地凤翔，受任为左拾遗。八月，他回到家乡探视妻子，完成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相媲美的长诗《北征》，描绘了旅途上凄凉的惨景和家境的贫穷，表达了对于当前局势的意见。
同年九月，唐军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肃宗于十月底返京，杜甫也在这时回到长安，仍任左拾遗。次年五月，杜甫受到朝廷内肃宗新贵与玄宗旧臣相斗争的影响，外调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此与长安永别。
乾元二年春，杜甫往河南探视旧居，归途上亲眼看到人民在官吏们残酷的压迫下蒙受的苦难，写出著名的《新安吏》、《潼关吏》、《石壕吏》、《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组诗六首，后人简称为“三吏”、“三别”。
杜甫回到华州，已是初夏。这时关辅大饥，朝廷内李辅国专权，杜甫对政治感到失望，立秋后毅然弃官，西去秦州。在秦州不满四月，又在初冬赴同谷，在同谷停留一月，走上艰难的蜀道，于年底到达成都。
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点，社会政治、经济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上，朝廷对内丧失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对外抵制不住蕃族的入侵；经济上，由于连年战乱，加上自然灾害，农村一片萧条，而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剥削反而有增无减，造成人口锐减，生产力降低。杜甫也亲身经历了十分错综复杂的变化：流亡、陷贼、在皇帝身边任左拾遗、出贬华州、取道荒凉的洛阳道、寄居秦州、艰难入蜀，无论是人事关系或是自然环境，都有很大的悬殊。这样的生活经历比长安时期要丰富得多，也艰苦得多，因此产生的诗歌多种多样，流传下来的有二百余首，大部分是杜诗中的杰作。
第四时期，从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至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十一年内，杜甫在蜀中八年，在荆、湘三年。杜甫在夔州时说自己“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实际上他在成都先后住过五年，生活还是比较安定的。上元元年春，他在成都城西浣花溪畔建筑了草堂，结束了四年流离转徙的生活，得到一个栖身的处所。他离开了干戈扰攘、哀鸿遍野的中原，眼前呈现出一片田园美景，花鸟虫鱼都好像对他表示殷勤，使他多年劳苦忧患的生活暂时得到休息，他也怀着无限的爱写出不少歌咏自然的诗歌。但他并不曾忘记流亡失所、无处安身的人们，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唱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名句。
上元二年末，严武来成都为成都尹兼御史中丞，给过杜甫不少帮助。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七月，严武应召入朝，成都少尹兼御史徐知道在成都叛变，杜甫流亡到梓州、阆州。
宝应二年春，延续七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结束。杜甫听到这个消息，惊喜欲狂，以为有希望回到洛阳，脱口唱出《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七律，迸发出内心的欢悦，这是杜甫生平最快乐的一首高歌。但快乐只是昙花一现，国内混乱的局面尚未澄清，西方的吐蕃又大举入侵，十月间一度攻陷长安，杜甫对此表示无限的关切：“西京安稳未？不见一人来”（《早花》）。他写出许多首诗，陈述他的政治思想。
广德二年（公元764年）春，严武又被任命为成都尹兼剑南节度使，杜甫也在三月回到成都。严武举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在成都节度使幕府中住了几个月，因不惯于幕府生活，一再要求回到草堂，最后严武允许了他的请求。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严武突然死去，杜甫失去凭依，不得不在五月里率领家人离开草堂，乘舟东下。“五载客蜀郡，一年居梓州”（《去蜀》），结束了杜甫“漂泊西南”的前半个阶段。
杜甫于九月到达云安，因病不能前进，直到次年暮春病势减轻，才迁往夔州。他在夔州居住未满两年，创作十分丰富，成诗四百余篇，占全部杜诗的七分之二。诗中歌咏了夔州穷苦的劳动人民，描绘了这里险要的山川，反映了蜀中的动乱和对于长安、洛阳的思念，怀友忆旧之作也大量增加。可是他的健康情况越来越坏，疟疾、肺病、风痹、糖尿病等不断缠绕着他。
因为夔州气候恶劣，朋友稀少，杜甫在大历三年（公元768年）正月起程出峡。三月到江陵。他本想北归洛阳，又因河南兵乱，交通阻隔，不能成行。在江陵住了半年，移居公安数月，在年底到达岳阳，写出生动地反映湖南人民疾苦的《岁晏行》。
大历四年至五年是杜甫生活的最后两年，他居无定所，往来于岳阳、长沙、衡州、耒阳之间，大部分时间是在船上度过的。大历五年冬，死于长沙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舟中，终年59岁。他逝世前写出一首三十六韵的长诗《风疾舟中伏枕书怀》，诗中有句“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仍以国家的灾难为念。杜甫死后，灵柩停厝在岳阳，四十三年后即宪宗元和八年（公元813年），才由他的孙子杜嗣业将其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
杜甫在这十一年内，写诗一千余首，占全部杜诗的百分之七十三，大部分是近体诗——绝句和律诗，还有长篇排律。
杜甫把诗看做是他终生的事业，认为“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他从7岁学诗，直到死亡前夕，没有停止过写诗；他从安史之乱起，至抵达成都前，在最艰苦的岁月里，写出的诗歌思想内容最为深刻；他在夔州身体衰弱多病，写作的数量最为众多。他有丰富的生活经验，充满爱国、爱人民的政治热情，在艺术技巧上也狠下功夫，“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新诗改罢长自吟”（《解闷十二首》之七），说明他创作的严肃态度。杜甫还以诗论诗，在《戏为六绝句》和《解闷十二首》（其四至其八）中表达了他继承优良传统、评骘古今诗人的主张。
总的说来，杜甫是以饥寒之身永怀济世之志，处穷困之境而无厌世思想，在诗歌艺术方面集古典诗歌之大成，并加以创新和发展，给后代诗人以广泛的影响。
杜甫在世时，他的诗歌并不为时人所重视，逝世四十年以后，始见重于韩愈、白居易、元稹等人。白居易、元稹的新乐府运动，在文艺思想方面显然受到杜诗的影响，李商隐近体诗中讽喻时事的名篇，在内容和艺术上都深得杜诗的精髓，宋代著名诗人如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陆游等，都对杜甫推崇备至，他们的诗歌各自从不同方面继承了杜甫的传统。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被元人俘虏，囚居狱中，用杜甫五言诗句集诗二百首，在《集杜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杜诗的影响所及，不仅局限于文艺范围，更重要的是，诗中爱人民的精神感召着千百年来的广大读者，直到今天还具有重大教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