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孝经》一书集中论孝，其他的儒家经典也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孝的观念，可以说，重孝是儒家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特色。著名史学家钱穆先生在20世纪40年代曾提出一个观点，认为中国文化就是“孝的文化”。
近代学者邬时庆在《孝经通论》中指出：“《孝经》有伦理义，有政治义。”的确，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孝既是正人伦之根本，又是治天下之础石，很显然，孝，不仅仅是规范个人行为及家庭关系的伦理道德准则，而且还是与社会关系、政治生活密切相关的品质，也就是说：孝实际上包括了家庭伦理意义的“孝道”，以及政治意义上的“孝治”这两方面的内容。
如果要追溯源头，寻找最早的孝道切入政治的例子，那就是《尚书·尧典》中的一段记载：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嚣，象傲，克谐。以孝烝烝，乂不格奸。”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
其大意是：尧帝对四方诸侯首领说：“我在位已经七十年了，你们能不能代替我升任帝位呢？”四方诸侯首领回答说：“我们这些人的德行不配居于帝位。”尧帝说：“大家可以明察贵戚中有无可升任帝位的，也可以推举地位低微的人。”众人提议说：“有一个穷困的人在乡野中，名叫虞舜。”尧帝说：“是的，我也听说过有这么个人。他到底怎么样呢？”四方诸侯首领说：“他是瞽叟的儿子，父亲生性顽劣，后母凶狠又愚笨，同父异母弟弟名叫象，为人傲慢无礼。但虞舜却能够以孝道来侍奉父母，宽待弟弟，努力地同他们和谐相处。虞舜孝心厚美，处理天下的事务也一定会很公正完美，不至于邪恶出格。”尧帝说：“我试试看吧！我先把两个女儿嫁给他，从这两个女儿那里观察虞舜的治家之法。”于是，尧帝命令两个女儿下嫁到妫水湾，为虞舜妇。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最后，尧帝把帝位禅让给虞舜，并对他说：“谨慎地行事吧！”
虞舜的孝行，在于他逆来顺受，始终无怨怼之心，所谓“事难事之父母，方见人子之纯孝”，所以他孝名远扬，也正是因为虞舜“至孝”的名声，所以尧帝先是以女妻之，又招为助手，令其参与管理政务，最后把帝位也禅让给他了。这是孝道与政治结合的最早的例子。
从孔子系统地归纳、总结儒家思想体系开始，孝就始终是一个充满政治意义的观念了。《论语·为政》中记载：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孔子在回答有人提出的“你为什么不去从政”的问题时，借用《尚书》上的话说：“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以影响于执政者，这也就是从政了，何必一定要出仕做官呢？”可见，孔子认为孝悌之道与政治是密切相关的，实行孝道，就可以对政治产生良好的影响。
据称，孔子曾说过：“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见《孝经纬·钩命诀》）孟子说：“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春秋》一书，褒贬诸侯，当然是直接关乎社会与政治，而《孝经》被视为与《春秋》互相为用的著作，也是为了纠正世道人心，“正礼教，顺天下”。无论孔子是否确有“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之言，把《孝经》与《春秋》相提并论，也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从《孝经》十八章的内容来看，真正论及家庭伦理方面的孝道的内容，仅有第六章《庶人章》、第十章《纪孝行章》的大部分、第十八章《丧亲章》的大部分，而其他各章，都是宣扬了“孝治”的观念，阐发论述孝与政权、政治的关系。其他的儒家经典中的孝论，也都表现出与政治的密切关系。
下面，我们将从四个方面来对政治意义上的孝——“孝治”的内容进行分析和解说。
一、周代的“孝治”观念
儒家“孝治”观念的形成，其时代背景是周代。《孝经·圣治章》中提到：
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
这固然是表现出周人重祭祀的一面，同时也表现出周代重视世系传承的一面。
后稷是虞舜时代的农官，教民稼穑，封于邰。后稷是周人的始祖，十五传至周武王而有天下。从《诗经》中的几篇史诗里，我们可以了解周人自后稷以来生生繁衍以及迁徙、建国的经历，而在这一过程中，氏族社会逐渐瓦解了，国家形态逐渐形成了。然而，在早期的国家形态中，产生于氏族社会末期的父家长制大家族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了下来，所以后稷的嫡传子孙们，在作为宗族首领的同时，也兼有政治领袖的身份。《诗经·公刘》篇，描写的是公刘率领周人进行氏族迁移的情形，诗中有“君之宗之”的句子，表明周人此时已经建国，氏族首领公刘已经是君主，即有了国家统治者的身份。自公刘以后到周武王，《史记》已记载其间的传承世系。
周代的政治统治模式，是“邦家合一”的父家长专制主义，君主就是宗族首领，他对邦内的政治统治，是与对宗族的管理统治结合在一起的。周人灭商之后，根据宗法制度，在当时的“天下”范围内进行了分封：周王自称为天子，王位由嫡长子继承，他是整个“天下”的大宗；天子的其他儿子分封为诸侯，诸侯对天子来说是小宗，但在本国则为大宗，其爵位由嫡长子继承；诸侯的其他儿子分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对诸侯来说是小宗，但在本家则为大宗，其爵位也由嫡长子继承；卿大夫的其他儿子又分封为士……这样，大宗率小宗，小宗率群弟，自天子、诸侯至卿大夫、士，形成一个严密的家族统治体系。《礼记·大学》里所说的“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指这个家天下的统治网。
了解周代的这种政治统治模式，有助于我们对周代的“孝治”观念的认识。
《孝经》第二章至第五章，分别论述了自天子至士的各个阶层的孝，其内容大多是与各阶层所处的社会、政治结构中的地位密切相关。天子之孝，是“爱敬尽于事亲，而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这是“明王以孝治天下”，以身作则，为天下树立良好典范的行为，这不难理解。但是，为何论诸侯之孝时，却是完全政治化的“富贵不离其身，然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的内容呢？为何卿大夫之孝在于合乎礼法，“然后能守其宗庙”？为何士之孝在于“忠顺不失”，“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这说明，在周代，“邦家合一”的政治现实，使得宗族伦理与政治品性密不可分，即“孝悌”与“忠顺”之间互相渗透，甚至彼此替代。“保社稷”、“守宗庙”、“守祭祀”等等，是保持属于自己的小宗的存在和延续，这固然是为了尽孝；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就要忠诚事上，恭顺听命，其手段是忠，但是，以小宗听命、服从于大宗，就整个宗法制度来讲，又何尝不是孝呢？
《孝经·孝治章》提到“治天下者”、“治国者”、“治家者”都应该尽力取得所有的属下的欢心，这也是使“孝悌”与“忠顺”相结合。
说到周代的礼，可以说，其基本原则是“亲亲”和“尊尊”。“亲亲”指的是子辈必须敬爱自己的父辈，《孝经·圣治章》说：“故不爱其亲而爱他人者，谓之悖德；不敬其亲而敬他人者，谓之悖礼。”就是强调“亲亲”的原则。“尊尊”指的是下级必须敬顺上级，臣属要服从君主，宗子要服从宗主，诸侯要服从天子，不得僭越，不得犯上作乱。“亲亲”又是作为“尊尊”的基础，“亲亲父为首”，“尊尊君为首”，父是家里的君主，君主是国家的父母，所以，“亲”与“尊”在周代宗法制度的伦理关系中往往是二位一体的，植根于血缘关系的“亲亲”与维护政治统治的“尊尊”是相互依存的，这样，家族政治化和国家家庭化的目标就得以实现。而这种家族制度与政治制度的紧密结合，“亲亲”与“尊尊”的一体互用，就是周代的“孝治”观念的实质与根本。
经过孔子及其弟子们对周代政治伦理思想的系统化、理论化的总结，“孝治”观念在以后的两千多年历史过程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