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孝子与忠臣
在儒家思想观念中，“孝为立身之本”，遵守孝道是为人的第一要义。曾子在《礼记·祭义》中说：
居处不庄，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战陈不勇，非孝也。
可以说，人生的种种行为，无一不与孝有关。而且，“夫孝，德之本也”，孝道是产生种种道德的基础。曾子还曾这么说：
仁者，仁此（指孝道）者也；礼者，履此者也；义者，宜此者也；信者，信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 《礼记·祭义》）
然而，在种种行为中，最受儒家重视的是“事君”；在种种道德中，最受儒家重视的是“忠顺”。
汉代统治者首先标榜“以孝治天下”，此后，历朝历代的帝王也都认同“孝治”，表彰孝道。标榜、实行“以孝治天下”的实质精神就是“以忠治天下”，推行和倡导孝道的政治目的也就是培养忠君的精神和品质。这一原则落实到具体的人事制度上，就是“从孝子中求忠臣”。
在儒家的思想观念中，孝与忠的道德品性可以互通。孔子的学生有子说：
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 《论语·学而》）
就是说，有了孝、悌的品德修养，就不会冒犯尊者、上级、君主，更不会搞动乱了。《孝经·广扬名章》中说：“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也就是说：一个人只要在家里是个孝子，那么出仕以后一定会是个忠臣，因为他有了孝的品德，就能移孝作忠，这就是所谓的“未有君而忠臣可知者，孝子之谓也”（ 《大戴礼记·曾子立孝》）。
汉代曾设“孝弟力田”的选举科目，皇帝下诏命令各州郡推举“孝廉”，即孝行昭著、品行廉正的人，由朝廷授予他们官职，出仕事君理政。举孝廉曾经是汉代选拔官员的重要方式之一。唐、宋、明、清等朝代，虽然科举制度已经成为朝廷选拔官员的最主要形式，但举孝廉制度仍被保留作为辅助性的选拔官员的方式，如唐太宗时，就曾诏令州县举孝廉；宋太祖时也曾诏举“孝悌力田”者。明太祖朱元璋在立国之初便征招孝廉，被征招者来到京都后，又受到高规格的礼遇，当时有不少人便由举孝廉而累至尚书、侍郎等要职。清代从康熙六十一年起开设“孝廉方正”科，应举者被赐以六品章服，备召用；清雍正年间，闽、浙等地荐举了数名“孝廉方正”，又当即被委以知州、知县等职。当然，举孝廉这种推荐人才、选拔官员的方法，存在着许多漏洞，而且也确实出现过“举孝廉、父别居”之类的笑话，但封建帝王的这种做法，其指导思想就是要“从孝子中求忠臣”。
《孝经·开宗明义章》中说：“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说的是通过出仕事君，而建功立业，声名传于后世，为其父母增荣耀，这是孝的目标。封建王朝有“封典”、“封赠”的制度，即帝王朝廷推恩官员，把官职称号授给官员的父母，父母存者称“封”，父母已死者称“赠”。“封赠”之制起始于晋宋时期，到唐代逐渐完备。唐代的“封赠”一般只及于父母，唐末五代以后一直到清末，“封赠”的范围扩大到曾祖、祖、父母三代，而且往往以子孙的官职名衔为封赠，这种作法，是为了成全臣子们“扬名显亲、光宗耀祖”的心愿，也是以孝道笼络人心的具体做法。如果臣子们都想当孝子，都想扬名显亲，那自然就会竭尽心力地忠君奉上，自然就不会有乱臣贼子了。
封建王朝还规定：凡是作官的人的父母去世，必须离官“守制”三年，以尽人子之孝。这是遵从儒家的“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孔子语）的礼制规定，目的也在于让臣子们当孝子，尽孝道。
忠，是孝的推广和延展，尽孝是尽忠的前提和基础，尽忠则是尽孝的发展和结果。在家为孝子，通过行孝道来提高品德修养，在朝为忠臣，通过忠君以立身扬名显亲，反过来又是尽孝，这样忠孝结合，是封建帝王政治统治对臣子的要求。
忠孝两全，自然是为人臣、为人子者最完美的道德境界了。然而，有时，“名不可两立，行不可两全”，“舍君以全亲，非忠也；舍亲以死君之事，非孝也”，即忠孝不能两全，父命与君命发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一般来说，忠大于孝，忠重于孝，臣子们应该“不以父命废王命”，历史上取忠舍孝的行为，仍然受到推崇和赞美，这自然是封建帝王所乐于看到的现象，当然，“取忠舍孝”确也有舍小我、小家为社会、国家献身的积极的一面。
以上对儒家的“孝治”——政治意义上的孝进行分析和解说。总结起来说，“孝治”是基于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中国宗法社会以及中国伦理道德、政治思想发展与演变的产物，移孝为忠、忠孝结合是“孝治”的特点，“王道政治”是“孝治”的目标。
“孝治”观念是在家庭伦理意义上的孝道确立之后，随着国家形态的形成和君主政治的确立而逐渐衍生出来的。在历史上，政治意义的孝治观念在儒家经典及帝王思想中受重视的程度，远高于家庭伦理意义上的孝道观念。但是，在现代社会中，由于不存在相应的社会政治制度，“孝治”的思想观念及具体做法已经失去了它巨大的作用力，已经退出了它曾产生过巨大影响的政治舞台。在今天，提到“孝”的观念，人们已不再把它与政治直接挂钩，而是还其本来面目——即在家庭伦理意义上去认识它、理解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