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主题篇·集中兵力》鉴赏

〔谋攻〕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

〔虚实〕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

〔九地〕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

【鉴赏】兵力多的往往能战胜兵力少的，这是战争中通常的情况。故孙子在《谋攻》篇中论述说：“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这里指出，“十”倍于敌人的兵力可把敌人“围”困起来而歼灭之，“五”倍于敌人的兵力可全力进“攻”而取胜，“二”倍于敌人的兵力可“分”为二部而夹击之，倘若“少”于或“不若”敌人的兵力就只能“逃”或“避”了。那么，如何能使我方的兵力多于敌方，并保持绝对的优势呢?孙子认为，在作战过程中，必须“我专而敌分”，即我方兵力要集中使用，而将敌方的兵力引向分散。《虚实》篇分析说：“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约”即少而弱，以众击寡，以多击少，以强击弱，这样就易于取胜。要在战争中集中优势兵力击败分散之敌，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形人而我无形”。孙子解释说： 如果“我无形”，则“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其兵力必然分散，我方就可集中兵力击其薄弱的一部而稳获胜利。

在集中兵力攻击敌人的薄弱环节或要害部位时，还必须谨慎细致地观察了解敌人的动态和意图。孙子在《九地》篇中阐述说：“为兵之事，在于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千里杀将，此谓巧能成事者也。”这里的“顺”应读为“慎”，即谨慎，千万不可马虎;“详”即详审，细致观察调查。在调查清楚敌人的动向和意图，知道敌人哪里虚弱、哪里是要害后，就可“并敌一向”，即集中兵力指向敌人的一点，哪怕是行走“千里”去杀敌将，也是可以办到的。这就是所谓“巧能成事者”的做法。孙子所说的“巧能成事者”，其关键有二： 一是“顺详敌之意”，即调查研究;二是“并敌一向”，即集中兵力。两者缺一不可。

对于集中兵力击敌取胜的策略，孙子的后代、战国齐将孙膑在其兵法著作中也有高明的见解。他明确指出：“积胜疏，盈胜虚，众胜寡。”(《积疏》)就是说，士卒密集的能胜稀疏的，实力充盈的能胜空虚的，人数众多的能胜寡少的。战争中通常情况就是如此。他认为，兵力的积疏、盈虚、众寡是可以变化的。孙膑论道：“积疏相为变，盈虚相为变，众寡相为变”;“敌积故可疏，盈故可虚，众故可寡。”要使敌之积变为疏，盈变为虚，众变为寡，必须想方设法分散敌人兵力。他指出：“能分人之兵，能按人之兵，则锱铢而有余;不能分人之兵，不能按人之兵，则数倍而不足。”(《客主人分》)“善者，敌人军□人众，能使分离而不相救也，受敌而不相知也。”(《善者》)孙膑经常强调，对敌人须“规(聚合)而离之”(《十问》)，要“分其众”(《略甲》)。当威王问如何“击均”(攻击势均力敌的敌人)时，孙膑回答的办法是：“营(迷惑)而离之，我并卒而击之。”(《威王问》)对敌人要迷惑它而使其分离，我军则集中兵力攻击其寡少之一部，这样就能稳获胜利。

“我专而敌分”、集中兵力“以十攻其一”、“并敌一向”的战术，在中国现代的革命战争，特别是1930—1933年的几次反“围剿”战争中，曾经得到广泛的应用，并大显神威。毛泽东回顾这一时期的作战方法和取得的成果，说：“中国红军以弱小者的姿态出现于内战的战场，其迭挫强敌震惊世界的成绩，依赖于兵力集中使用者甚大。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敌人的第一、二、三、四次‘围剿’都使我们遭受了土地的损失，特别是在敌人第三次‘围剿’时江西红军根据地几乎全部丧失了，然而结果我们的土地不但都恢复了，而且还扩大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毫无疑问，毛泽东在反“围剿”中所创造的这一战术和取得的成绩，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孙子的集中兵力的战术思想。

孙子关于集中兵力，“顺详敌之意，并敌一向”的策略，可广泛应用于其他非军事领域。特别是在金融投资活动中，运用孙子兵法集中兵力“并敌一向”的策略，可以收到“巧能成事”的奇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