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爱情婚姻领域极其丰富多彩，又充满着偶然性和不可把握性。古往今来，有多少美好姻缘艳传人口，又有多少所配非人的婚姻悲剧。因此，在古代，在闭塞的小农经济的条件下，人们对纷繁复杂的爱情现象作出充满奇幻色彩的解释时，又不能不加上一些自己无法掌握爱情命运的苦涩。“月老红线”的故事就是这种心态的产物。古罗马神话中的爱神丘比特携带弓箭在空中飞翔，谁中了他的金箭就会产生爱情。谁中了他的铅箭就要失去爱情。中国的婚姻之神月下老与丘比特不同，他翻着早已编排好了的一本账单，婴儿一出母胎就用一根无形的红线往他(她)脚上一拴，而另一端则要拴在另一位的脚上(或者早已拴牢)，日后任你如何挣扎也无济于事。这就叫婚姻前定。月老拴红线隐隐约约透露了中国古代人在婚姻方面更加无能为力，这大概是因为中国的封建礼教肆虐得更为酷烈吧。

月老红线的故事，见于唐代佚名氏的传奇小说《定婚店》。它被收录于《续玄怪录》。写的是唐代元和年间旧家子弟韦固的婚姻故事。韦固父母过世得早，因而想早点娶亲，但多方求婚都没有结果。愿望过于迫切，便不免给人留下死乞白赖的印象。后来，韦固出游住在旅店里，一位住客说要给他介绍一位小官吏的女儿，让他第二天早早地到约定地点见面。韦固一片诚意，果然在“斜月尚明”的时分赶去约会。他在月光中看见一位老者，正在翻阅一本书。韦固凑上去看，却不能认识一个字，虽然他自以为非常博学。老头儿告诉他这是用阴间文字写成的关于人间男女姻缘的书，还向韦固介绍身边那根红绳子的功能：那是用来系夫妻的脚的，“及其生，则潜用相系，虽仇敌之家，贵贱悬隔，天涯从宦，吴楚异乡。此绳一系，终不可逭(huan逃避)”。韦固便追问老头儿自己未来的婚事如何，老头儿告诉他，他未来的夫人才出生三年，而且生长在一户卖菜为生的老婆子家。天亮后，老者就带韦固上这老婆子家。少年发现老婆子瞎了一只眼，家里上上下下躐 已极，看那女婴更是丑陋异常。韦固简直气极败坏，旋即利诱唆使他的奴仆前去刺杀那个女婴，不巧仅伤其额，然后主仆二人溜之大吉。过了十多年，韦固托其父的荫庇被封为相州参军，工作干得很出色，上司器重他，并把女儿嫁给了他。韦固得了美妻，其欣慰自得之情自不待言。后来，他逐渐注意到夫人不论什么时候，脑门上都贴着一块膏药，由怀疑进而追问，才知道夫人不是上司的女儿，而是侄女，亲生父母早已去世，当年抚养她的卖菜老婆子是她家女仆，脑门中的伤痕是幼年时，“为狂贼所刺”留下的。韦固听后恍然大悟，现今的夫人就是当年那位月下老人给他介绍的女婴，不禁发出“奇也，命也!”的慨叹。

唐代末年另一部传传奇小说集《玉堂闲话》收录的《灌园婴女》也记述了与《定婚店》相类似的故事。汪辟疆在他校录的《唐人小说》中指出，对比《定婚店》，《灌园婴女》的故事“虽事实微有歧异，然同出一源可知也”(《唐人小说》，古典文学出版社)。其歧异处有下列：一、这位急切求婚者是位秀才，为他的婚姻作预测的是位占卜人;二、那位女婴并没有士大夫的血统，她确确实实出生在菜农之家;三、秀才不是派出仆人，而是亲自动手找机会用细针刺进女婴的脑门囱;四、女婴父母俱丧，作为孤女被廉使抚育长大，成为秀才的妻子;五、秀才娘子总患头痛，经名医用药“封脑上”，“有顷，内溃，出一针。其疾遂愈”。虽然有这些差异，但故事的脉络和主题与《定婚店》是一致的。

上述两篇唐人小说所叙述的婚姻故事，有着浓厚的宿命论的色彩，尽管反映了人们对命运的抗争，但这种抗争都是徒然的。韦固之所以要去刺杀那位无辜的女婴，还强烈地表现出唐代士大夫阶层的婚姻观念，即地位、财富、容貌是男性择偶的标准，其中前两项是最重要的标准。韦固刺杀女婴的动因是极明显的，因为他极端地恐惧自己的未来与一个穷卖菜瞎老婆子的女儿联系在一起。还是这位女子，当她成为刺史王泰的女公子，并且“容色华丽”之时，韦固则欣欣然接受了这桩婚姻。在故事中，虽说男女双方都受到“命运”的摆布，但女子则完完全全处于被选择、被愚弄的地位，甚至扮演着受残害的角色。这客观地表明在封建婚姻关系中，女人更加无权利可言、更加无可奈何。

元末明初作家刘兑，写过《月下老定世间配偶》杂剧，但宾白全佚，仅存曲词。虽然从四个套曲仍可辨认杂剧一本四折的体制，但在唱词里竟找不到“月老红线”的故事的痕迹。词曲备极骈丽，浓艳无比。四个套曲依序描写春、夏、秋、冬的景色，通篇充满对月色、花香、轻云、细雨的宁馨环境的渲染，津津乐道于倚红偎翠、妙舞清讴的士大夫闲情逸趣的描绘。四个套曲没有透露一丁点有关婚姻波折的信息，自始至终是从男性的角度对女性的欣赏和赞美;弄不清楚刘兑为什么给这四组套曲安上“月下老定世间配偶”的题目。月老红线的故事在民间有广泛影响，这主要是由于民间口头传说所致，小说戏曲所产生的作用恐怕是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