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痴公子狠使噪脾钱，贤丈人巧赚回头婿》(见《二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二)的主人公姚公子是一个浪子回头的艺术典型。

在封建社会中，封闭稳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强烈的宗法观念，使人们特别关注财产的继承权，保持祖传家业成为后代相当重要的社会责任。这种情况反映到文学创作中，于是产生了一系列“浪子”的艺术形象。元杂剧《东堂老》中的扬州奴、白话短篇小说《张孝基陈留认舅》(《醒世恒言》卷十七)中的过迁，就是这样的人物。明代中后叶，商品经济迅速发展，货币流通日渐频繁，社会财富不断地实行再分配，人们的经济地位时刻发生变化。许多世家大族衰败了，商人市民的经济实力逐步增强。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安的社会中，很多人在思考怎样才能守住祖业，维护目前的地位，姚公子的形象给当时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教训。

姚公子出身豪门，父亲是兵部尚书，丈人上官翁也是显宦， “家世富饶，积累巨万。周匝百里之内，田圃池塘，山林川薮，尽是姚氏之业。”姚公子自恃家产殷富，豪奢成习。他以豪杰自居，不事生产， “见别人家算计利息、较量出入，孳孳作家的，便道龌龊小人，不足指数的”。又懒看诗书，不习举业， “见了文墨之士，便头红面热，手足无措，厌憎不耐烦，远远走开”。他仿效孟尝君广招门客，整天和市井光棍一起饮酒围猎，寻欢作乐，花起银子似流水一般。家中的银子挥霍尽，他便变卖产业，抵押田地。他也不知田在哪里，好歹贵贱如何，只是签字画押。到后来竟嫌麻烦，将卖契刻了印板，随时填写。没有几年，姚公子将家产荡尽，最后只得典屋卖妻，自己沦落为乞丐，靠唱《莲花落》乞讨度日。

姚公子这个封建地主阶级的逆子形象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在封建社会后期，地主阶级作为一个没落的阶级，腐朽性充分地暴露了出来。少数人还想励精图治，维护封建社会的长治久安，但大厦将倾，独木难支。多数人则失去了社会和家庭的责任心，只顾眼前的享受，沉缅于歌舞酒色之中。明代中后叶，出现了一大批封建地主阶级的叛逆者，他们宣称人生的真乐是“目极世间之色，耳极世间之声，身极世间之鲜，口极世间之谭”，“人生受用至此，不及十年，家资田地荡尽矣。然后一身狼狈，朝不谋夕，托钵歌妓之院，分餐孤老之盘，往来乡亲，恬不知耻”，也是入世的一大快活(见袁宏道尺牍《龚惟长先生》)。姚公子就是这些“叛逆者”的代表，他的没落并不是道德的原因，而是由观念的变化而引起的。姚公子豪爽大方，对下人和百姓都很厚道。他喜欢放马打猪，有时“踏伤了人家田禾，惊失了人家六畜等事，公子是人心天理，又是慷慨好胜的人”，总是加倍赔偿人家，野老村夫招待他吃一顿饭，他心中过意不去，便大把银子地赏人。“人心天理”是作者对姚公子道德品质的高度评价，他和那些吃喝嫖赌的花花公子有本质的区别。姚公子不事生产，不爱惜钱财，把祖传家业看得很轻，甚至把被地主阶级视作命根子的田地看成无用的泥土。张二翁曾经劝他，说姚公子的父亲“早起晏眼，算盘天平、文书簿籍不离于手。别人少他分毫，也要算将出来，变面变孔，费唇费舌。略有些小便宜，即便喜动颜色。如此挣来的家私，非同容易”，但他不愿走祖辈发家的道路，也不愿死守家业，他在诗中道： “千年田土八百翁，何须苦苦较雌雄?古今富贵知谁在?唐宋山河总是空。去时却似来时易，无他还与有他同。若人笑我之先业，我笑他人在梦中。”他认为人生变幻莫测，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应该抓紧有限的生命，尽量享受生活的乐趣，追求欲望的满足。这在明代后叶成为一种普遍的思潮。

像姚公子这样的地主阶级“叛逆者”，在当时社会中是找不到出路的。他想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却吃不起苦，就是乞讨，也受别人欺侮。在他遭尽生活磨难，尝够冻馁忧愁的滋味后，产生了悔改之心。他于是懂得珍惜钱财，想到找一个“生利息的方法儿，或做些本等手业”。他在丈人的资助下，省吃俭用，勤心苦胝，虽不及得富盛之时，却也不缺衣食， “竟得温饱而终”。姚公子在生活的道路上转了一个圈子，但没有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他从原来靠家传祖业和收取租粮维持生计，寄生性很强的大地主转变为终日操劳的经营性地主，这是作者给姚公子安排的最好出路。

姚公子的形象比较复杂，读者很难用简单的道德观念去判断人物的是非善恶。他不事生产，挥霍钱财是错误的，但他慷慨大方，乐于施舍的行为却不能说是坏事，他那种富贵无常，及时行乐的观念也是似是而非的。在他身上，既有冲破封建礼教和传统观念的倾向，又流露出没落阶级悲观失望的情绪。这样一个充满矛盾的人物形象，是明代后期充满矛盾的复杂社会的产物。小说有些成功的细节描写，有助于人物性格的刻画。富有个性化的语言行动，精细入神地表现了人物的独特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