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士英，是孔尚任的传奇《桃花扇》中的主要的反面角色之一。

马士英官居凤阳督抚，是一个炙手可热的掌有重权的人物。然而在民族危亡的时刻，为了个人的利益，他全力应付对他的权势构成威胁的忠臣，而把大好河山拱手让给异族，扮演了被世人唾骂的卖国贼的角色。

马士英心狠手辣，却没有什么才干。所以与老奸巨滑且善于察颜观色、溜须拍马的阮大铖一拍即合。当阮大铖无中生有、诬陷侯朝宗时，马士英立即听信了他的鬼话： “说得有理，何惜一人，致陷满城之命乎?”“这样人该杀的，小弟回去，即著人访拿。”杀错一个人，对他根本不在话下，草菅人命的昏官形象跃然纸上。

动荡的社会局势成了马士英捞取政治资本的大好时机。崇祯在煤山自缢后，马士英立即同阮大铖密议，准备迎立逃亡在江浦的福王为帝，为了能抢到头功，他匆匆组织了迎驾的人员： “自古道：中原逐鹿，捷足先得。我们不可落他人之后。快整衣冠，收拾箱包，今日务要出城。”表现出一种对高官厚爵的贪求急不可耐的丑态。

马士英的投机获得了成功，昏庸荒淫的弘光帝登基后将他封为内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马士英欣喜若狂： “不料今日做了堂堂首相，好快活也。”一面又拉拢人心，扶植自己的亲信。可是他又担心同僚间勾心斗角，夺了他的宝座：“不要叫高、姜二相夺了俺的大权，且慢回家，竟自入阁办事便了。”此时南明皇朝刚刚建立，内乱未平，北兵又正在集聚力量，准备南下，身为首辅，手握重兵的马士英不思国家安危，却把精力全部放在怎样保住自己的官位上，更何谈去驱逐外虏，收复失土了。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要职使马士英飞扬跋扈，目中无人： “天子无为，从他闭目拱手;相公养体，尽咱吐气扬眉。那朱紫半朝，只不过呼朋引党。”而阮大铖等势利小人的百般奉承，更使这个权奸轻飘飘的，不可一世。虽然他看到揭露严嵩父子罪恶的传奇《鸣凤记》时，心中也为自己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担忧“呵呀!那戏场粉笔，最是利害，一抹上脸，再洗不掉;虽有孝子慈孙，都不肯认做祖父的。”但是，大权独揽的现实使他再不去考虑身后的褒贬荣辱。他一面以声色把无能的弘光帝牢牢地控制在手中，一面排挤打击正直的官吏，同时大肆捉拿反对他们的复社文人，以此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崇祯忌辰，一些忠正的臣僚正在缅怀先帝，马士英却满不在乎，敷衍了事： “今日结了崇祯旧局，明日恭请圣上临御正殿，我们一朝天子一朝臣了。” “速摆酒席，我们赏花。”然而正在他春风得意、和阮大铖商议清除异己的时候，传来了左良玉讨伐他们倒行逆施之檄文，一贯颐指气使的马士英失去了往日的威风，手足无措： “文中骂得着实不堪，还要发兵前来，取咱的首级。这却怎么?”“难道长伸脖颈，等他来割不成?”阮大铖给他献计，让他调三镇兵力去堵截左良玉，万一北兵渡江，则或逃或降。膨胀的权势欲和对正义力量的仇视、恐惧，使他作出了罪恶而又可耻的抉择： “大丈夫烈烈轰轰，宁可叩北兵之马，不可试南贼之刀。吾主意已决，即发兵符，调取三镇便了。”此时的马士英已是穷途末路，他的狠毒凶残的本性更是发展到丧心病狂的地步了。

北兵的铁蹄碾碎了江南美丽的土地，马士英脱下那曾经代表了他显赫权势的官袍，混在难民之中逃跑，随身还带着他搜刮来的民脂民膏：“那一队娇娆，十车细软，便是俺的薄薄宦囊，不要叫仇家抢夺了去。”这时他感到了孤立无援，从昔日权倾朝野的堂堂首辅一下子沦为惶惶出逃的丧家之犬，使他只能兴叹“高官贱卖没人买了”。然而灾民们还是认出了马士英，不但抢走他的财货美女，而且把他打倒在地，剥去衣衫。马士英不顾廉耻的丑行，不仅给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使自己落到了可耻的下场，这实在是命运对他的无情的嘲弄。

马士英是个在动荡的时代环境中出现的社会渣滓，他凶狠残暴，又缺少智谋才干。大权在握时，他飞扬跋扈、趾高气扬，毫不掩饰他的满足和骄横，而一旦出现什么复杂的情况，他便束手无策，只能求助于工于心计的阮大铖。虽然许多丑行的实施发号施令的是他，可出谋划策的却是阮大铖。作者对马士英这个得志小人的无比痛恨和蔑视，借左良玉之口对他大加鞭挞： “替奸臣复私仇的桀纣，媚昏君上排场的花丑，投北朝学叩马的夷齐，吠唐尧听使唤的三家狗。”骂得痛快淋漓，入木三分。

传奇《桃花扇》中的反面角色主要是阮大铖和马士英。马士英的笔墨虽然不多，但通过描写这个政治小丑在历史舞台上翻云覆雨的活动，把他丑陋的灵魂剖析得非常深刻，使读者观众“局外指点，知三百年之基业，隳于何人?败于何事?消于何年?歇于何地?”马士英作为一个艺术塑像，在我国古代戏剧作品里同一类型的人物形象中是较有特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