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八年二月《莎菲女士的日记》一发表，丁玲因此而蜚声文坛。在小说的主人公莎菲身上，清楚地陈袭着知识女性的叛逆风格，同时也多少皴染着时代投给她的那层触目的感伤。不消说，她是一个新女性，她的那份“孤独的愤懑，挣扎的痛苦”，在许多时日中，以至于许多时日过去后的今天，带着某些对它的误解、中伤、勾陷，沉重地压抑着人们的心，不仅引发着人们的同情和体谅，并且还获取了本来不会有的某种程度的悲壮色彩。

少女时代的莎菲，任性而自尊，为着追求热烈而痛快的生活，离开温煦的家，只身来到“五四”发源地北京。然而， “五四”的落潮，以及随之而来的广泛的沉闷，使南来的莎菲原本亢奋不已的心绪笼罩上近乎窒息的阴郁。机缘在她面前显示着严峻的法则，社会依然是一座不允许光明之光、解放之力侵入的坟墓，并且还因为“五四”的辉煌终究没有在人们的脑膜上褪去，即使那些向往个性自由的青年越加感受到环境中黑暗与无聊的迫压。失望，于是成了莎菲给人们最初的一组精神吕律。

——她病着，害着标志了青春期全部忧郁的肺病，单身蛰居在旅馆中。她没有家庭的羁绊，似乎也轻蔑着束缚人的传统，但她竟少有欢喜，少有慰安。冬日的罡风刮着，天不亮便把她刮醒了，一次一次反复地煨着牛奶，反复地读着报上的新闻和无聊的启示及广告，她几乎如同一个老年人耐着心消磨着时间。要么是窗外走廊上传来的嘈杂而粗俗的声音，要么没有声息时，一股寂沉沉的冷气向人袭来。尤其是那四堵粉垩的墙， “它们呆呆的把你眼睛挡住，无论你坐在那方：逃到床上躺着吧，那同样的白垩的天花板，便沉沉的把你压住，真找不出一件能令人不生嫌厌的心的;如同那麻脸伙计，那有抹布味的饭菜，那扫不干净的窗格上的沙土，那……”。这是莎菲具体的生活环境，同时也是她的情绪的典型环境。一切都是那般令人生气，然而，她毕竟尚未忘却生命的意义。她拼力找寻着刺激，只要是我的，哪怕是一些“我的不快活”， “我的不满足”，无论是好是坏。

同一般青年，尤其是同一般女青年一样，在外在的压力下，莎菲退回了内心，寻求甚至渴求着一己的心灵自由。她渴望着人与人之间的真正的理解、纯真的友谊，追求灵与肉统一的理想的两性生活。然而，周遭的丑恶、粗俗、浅薄、虚伪，使她再度陷入更深的苦闷之中，于是，迷惘的吕律借着她灵魂的悸动，她的任性，她的恶作剧，升腾了起来。

莎菲需要爱情的慰藉，但她并不是庸俗的资产阶级恋爱至上主义者。满纸“爱呀爱”的求爱者，虚幻的“无更大欲望”的新式禁欲主义的爱，通为她所蔑视，她全身心的企盼着爱的“忠实”与“真挚”。她自称是一个“女性十足的女人”，并奉行“只把心思放到她要征服的男人身上”。二十多岁比她还小四岁的苇弟以其卑微浅直的占有欲，在莎菲身边周旋，讨好，她凭直觉看透了苇弟的心，苇弟的所有良善、殷勤，几乎全以庸俗两字出现在莎菲的心海中。显然，她不爱苇弟，苇弟并不是她那类心气的女人所要征服的。因此，她对爱的“忠实”和“真挚”多少是有着个人的前提的。苇弟的所有举措，用她的话说是“如此忠实的去表现他的真挚”的，但她无法接受这类近乎来自“弟弟”的爱。苇弟之于她的价值在于，并且仅仅在于：使她快窒息的心透出一口气来，苇弟是排解她孤独、寂莫、怅惘的朋友，说到底，苇弟“太容易支使，或竟更可怜他的太不会爱的技巧了”。

机遇使南洋富家子凌吉士闯进了莎菲的生活。这对于莎菲来说，犹如大旱望云霓，新的希望重新从她心底燃起。小说有一段相当细腻的文字描叙着莎菲的喜好和梦想——“固然，他的颀长的身躯，白嫩的面庞，薄薄的小嘴唇，柔软的头发，都足以闪耀人的眼睛，但他却还有另外有一种说不出，捉不到的丰仪来煽动你的心。如同，当我请问他的名字时，他是会用那种我想不到的不急遽的态度递过那只擎有名片的手来。我抬起头去，呀，我看见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深深凹进的嘴角了。我能告诉人吗?我是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在望着那惹人的两个小东西?但我知道在这个社会里是不会准许任我去取得我所要的来满足我的冲动，我的欲望，无论这是于人并不损害的事，所以我只得忍耐着，低下头去，默默的去念那名片上的字： ‘凌吉士，新加坡……’”。这才是莎菲期待已久的白马王子，他不像苇弟，他有苇弟所无的丰仪和自信，他有苇弟压根儿所无法想象的对于女人心理迫压的诱惑力。像一个风度绰约、举止岸伟的真正的男子，在莎菲是一种极可理解的冲动，层积在意识深处的那份热力有了极剧烈的喷发口。一个如此倨傲骄矜、浪放不系的莎菲，在凌吉士面前，几乎变得无所措手足，居然如同一个乡下小姑娘，这类心理反差，凸现了莎菲性格的光芒。

不过，这是一个不准许追求美和自由，不准许任何纯正少女多少能够实现从心底向往的东西的社会。命运表现为悬架在莎菲头上的一把利剑。这个伪善污秽的世界养育了一批属于它的特产：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物。凌吉士正是这类人物，他用他的外表迷惑着少女迷惘而冲动的心，他欺骗着人世间最可珍视的少女的情感。在和莎菲百般周旋的即刻，凌吉士隐瞒着他在南洋的妻室背景，并且也时常出入妓院。当莎菲微弱的希望经历了这样的侮辱时，她的苦痛和失望自然是不言而喻的，不过，给读者印象最为深刻的在于：失望的莎菲却运用了变态的方式，同时也是最真实的方式：她鄙视着凌吉士“卑污的灵魂”，然而又不舍弃地继续爱慕着他“高贵的类型”，直至在所谓的“爱”行将滑入“色”的边缘时，才挣脱了出来，踢开了这个“人类中最劣种的人儿”。

无论怎么说，莎菲只是一个绝望的灵魂。她的个性主义显得那样真实而又是那样的浅近狭小，性爱是她生活的中心内容，蛰居斗室而被难耐的寂寞所煎熬。更不幸的是，她执持的个性主义，在她那个时代越发显得空泛朦朦，甚至也已失却了“五四”高潮时期的那种乐观光明亢奋的氛围。现世主义，似乎是她那类青年的主要出路，但恰恰又是一条死路，她的虚无伤感，她的对于人生意义和价值的怀疑，她的“不愿留在北京，而山更不愿去了，我决计搭车南下，在无人认识的地方，浪费我生命的余剩”的打算，都是说明着这一点的。茅盾在当时曾指出：莎菲是一个“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这是的论。莎菲显然不是她那个时代的先进人物，却有着其他形象无法替代的典型意义。

心理独白，是作家塑造莎菲的基本手段。日记的自由形式赋予人物内心活动的丰富性、复杂性。细腻的笔致、抒情的气息，再加上那份率真的暴露，给莎菲这颗苦闷的灵魂凭添了真实感。环境的渲染，使形象的血肉散发着活气，激发着读者绵绵不尽的同情和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