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八年，杨沫的长篇处女作《青春之歌》一问世，在文艺界和广大读者中就引起了很大反响;小说主人公林道静的形象，也立刻受到人们的喜爱和好评，成为当代文学人物画廊中最具艺术魅力的典型形象之一。

林道静是一个在我国三十年代的革命斗争洪流中成长起来的知识女性，是从一个为求个人解放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逐步转化为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艺术典型。作家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真实而有层次地描叙了她的成长过程，细致而深刻地展示了她的思想发展历程，准确而多侧面地刻划了她的性格特征，使之成为一个既具有艺术概括力和社会意义，又具有鲜明个性和独特审美价值的典型。

林道静出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佃农生母遭迫害致死，她从小受到后母的非人虐待。后因容貌出众，后母欲把她作为巴结权贵的资本，才让她读中学。家庭环境和所受的教育，既使她从小养成了执拗倔强的反抗性格，也使她身上具有较浓厚的小资产阶级气息。为逃脱封建包办婚姻，她毅然离家出走，去寻找生活出路。然而她刚刚逃出家庭牢笼，却又走进了一个更黑暗腐朽、要吞食她的社会。在投亲不遇、孤立无援的情况下，她不甘心去当姨太太，又无力抗争，只好以跳海自杀作为反抗。这种不幸的遭遇，反映了当时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社会上走投无路的状况及个人反抗的脆弱无力。作家一开始就把林道静的个人遭遇同当时的社会现实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她的命运变迁和性格发展能概括更深广的社会内容。同时，也真实、细腻地描写了她那种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情绪和精神状态。她和闯入她生活中的“骑士”余永泽，从爱恋到同居的过程，以及两人之间的感情纠葛，较充分地暴露出她对生活的幼稚和不切实际的幻想。这也决定了她以后转变、改造过程的艰巨和曲折。

林道静对人生道路的探求，只有在党的启迪和教育下，在投身于革命斗争的洪流之后，才真正找到了出路。她的第一个引路人，就是共产党员、学生运动领袖卢嘉川。作家描写了林道静两次巧遇卢嘉川而被引导加入爱国学生运动的偶然事件，反映出时代召唤青年的历史必然性。“九·一八”事变后，正在杨庄小学教书的林道静与来探亲的北大学生卢嘉川偶然邂逅，短短十多分钟的交谈，使她茅塞顿开，知道了许多事情。此后她不但在课堂上向学生灌输爱国思想，而且还公开顶撞了阻拦她宣传抗日的校长余敬唐，向着革命的道路迈出了第一步。在一九三三年旧历除夕的青年集会上，林道静又遇到了卢嘉川，两人的长谈，使她明白了许多人生的道理，消除了她对生活的悲观情绪。此后她又如饥似渴地阅读卢嘉川借给她的一些马列主义理论书刊，以及高尔基的《母亲》等文学著作。这些精神食粮使她原来似乎黯淡下去的青春生命又复活了，她心里开始升腾起一种渴望前进的、澎湃的革命热情。思想觉悟的提高，也使她看清了余永泽的真面目，感到和他生活在一起的庸俗、空虚，并不顾他的阻拦和干涉，毅然参加了“三·一八”和“五一”纪念游行。残酷的现实斗争使她经受了初步的锻炼，开始懂得“斗争是要流血的，是你死我活的”这一革命理论的实在含义。此时的林道静，思想情感上虽然仍有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浪漫成分，但她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党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已经有了基本的认识和朴素的感情，已经初步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卢嘉川的被捕，促使林道静下决心同余永泽决裂，她意识到： “不是走一条道路的‘伴侣’，是没法生活在一起的。”她彻底摆脱了小家庭生活的羁绊，开始全身心地投入民族解放事业之中。

然而，刚踏上革命道路的林道静，在政治上还很不成熟。单纯的革命热情和缺乏经验，使她轻易上了叛徒戴愉的当，被捕入狱。经党组织和朋友们的营救，她出狱后到定县农村小学任教。在这里，共产党员江华又给了她很大的帮助。在他的启发下，林道静有意识地接触贫苦农民，了解他们的实际生活。面对残酷的阶级剥削和压迫，她作了深刻、沉痛的自省，认识到自己“原来竟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革命幻想家”。灵魂的洗涤、阶级感情的转变，以及独立开展工作的锻炼，既使林道静更深刻地理解了革命的意义和目标，克服了种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也逐步学会了从事地下工作的方法和手段。

从定县回到北京后的第二次被捕，使林道静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在严刑拷打和威逼利诱面前，她没有动摇，也没有背叛;但思想深处却有“能够很快杀身成仁完成英雄的梦想”。共产党员林红的言行举止，使她领悟到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生和死，使她认识到：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要工作到最后一分钟，最后一口气”，还没有去斗争就先想到死，这是不对的。一年多的监狱生活磨炼了林道静，使她在政治上日益成熟起来。出狱后不久，党组织就吸收她入党。她终于成为一名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在解放人民、解放祖国的战场上，站在斗争最前列。

作家在塑造入党后的林道静的形象时，一方面满怀热情地描写她精神面貌和工作作风的变化，如改变了过去那种多愁善感、落落寡合的性格，更加热情，也更加深沉。无论在党的地下机关工作，还是到北大领导学生运动，都忠心耿耿、忘我工作，有不断进取的精神和献身革命的勇气。特别在北大期间，由于叛徒戴愉和特务王忠的造谣、诬蔑，一部分学生对她产生了误解，连她过去最要好的朋友王晓燕也成了对头，使她处境危险，很难开展工作。但她既没有退却，也没有消沉;而是依靠党组织，团结进步学生，揭露叛徒和特务的真面目，教育了广大师生，使北大的学生运动重又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她自己也在实际斗争中增长了才干。然而，另一方面又通过一些典型的情节和细节，表现了林道静成长过程中的曲折和反复。如她违反了地下工作的纪律，在任玉柱父子面前轻率地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当北大的工作处于极端困难时，她也曾想同许宁一起去陕北等。这样的艺术描写不仅无损于作为共产党员的林道静的形象，而且强调了思想改造的长期性和艰巨性，即使在组织上入党以后，也不能停止自觉改造。从而使人物的思想性格有发展、有生气，也更加真实可信。

林道静的形象之所以栩栩如生，有较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除了作家能准确地把握其思想发展脉络，真切地描绘其成长的历程外，还在于能细腻、深入地刻画人物的心理活动，并善于把外貌描写和内心世界的揭示巧妙地结合起来，使其个性鲜明感人。小说第一章里林道静出场的描写就很有特色：全白的装束，俊美的外貌，带着一堆乐器，“只一个人坐在车厢一角的硬木位子上，动也不动地凝望着车厢外边”。她的举止和神态，都表现出内心的孤单、忧郁。此后，随着情节的发展，作家又多次描写林道静不同的装束、气质，以显示其思想性格的变化。至于她思念卢嘉川时的内心情绪，在农村看到佃农郑德富充满阶级仇恨的“白眼仁”时的心灵震动等，都在作家笔下得到细致、深刻的描绘。由此，就产生了一种打动人心的艺术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