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翼于一九三八年发表的短篇小说《华威先生》，成功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伪善浮夸、骄横无耻的中下层国民党党棍的肖像。画幅五千言，所描画的对象，姓华名威，人们都称呼他为“华威先生”。
华威先生——“他永远挟着他的公文皮包。并且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无名指上带着他的结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据说，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对抗战活动表现得异乎寻常的“积极”和“热心”，他坐着“钢丝在闪着亮”的包车，像“闪电一样快”的飞跑，忙着去参加各种抗日的会议;他“一天要开几十个有关抗战的会”，老觉得时间不够支配，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如此的抗战救亡专家，作家在现实生活中见过。抗战初期，张天翼在长沙搞文化界的统一战线工作，当时的“文化界抗敌后援会”的部长都是民主人士，后来国民党要来争领导，要争作部长，演出过不少“当了部长又不干抗日的事”的活剧。华威先生大抵是作家“有感于此”而作成的人物。
在这篇速写中，作家从错综复杂的生活现象中，截取了最能表现生活特征的五个横断面，勾勒出人物性格的基本方面。
华威先生跨上他的包车，到“难民救济会”参加会议。照例——会场里的人全到齐了坐在那里等着他，他是迟到了。他的“态度很庄严，用一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并且还点点头， “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他似乎挺客气地选择了一个离主席位子最远的冷角落坐下。并立即声明：“我不能当主席”。他拿着一枝雪茄烟打手势。“工人救亡工作协会的指导部今天开常会。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议也是今天。伤兵工作团也要去的，等一下，你们知道我的时间不够支配，只容许我在这里讨论十分钟。我不能当主席，我想推举刘同志当主席”。两分钟后，猛的站了起来，拍几下手板，打断了主席“哇啦哇啦”的讲话，他开始发表了一通有关“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一导中心”的意见。之后，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挟，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这是第一个断面。
第二个断面发生在“通俗文艺研究会”会场。华威先生又迟到了，进了会场，点着了雪茄烟，装腔作势地“拍了三下手板”，看见已有人在讲话了，颇感不适，于是又是打断了别人，习惯地说看： “主席”， “我因今天另外还有一个集会，我不能等到终席。我现在有点意见，想要先提出来”。同样，又是一通“文化人在当地的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之类的话。
五点三刻，华威先生来到“工人救亡协会指导部”的会议室。这是第三个断面。他又“迟到了”，这回他脸上却堆满了笑容，并且“对每一个人点头”，劈面致歉： “对不住得很，对不住得很，迟到了三刻钟。”主席只得对他笑笑，他却“笑着伸了伸舌头，好像闯了祸怕挨骂似的”。他当时和那个小胡子私下的攀谈几乎像工笔镂刻——他“带着很机密很严重的脸色”， “小声儿问那个小胡子：昨天你喝醉了没有?”“我啊——我不该喝了那三杯猛酒”，“尤其是汾酒，我不能猛喝。刘主任硬要我干掉……密司黄说要跟刘主任算账呢：要质问他为什么把我灌醉”。人们或许会相信在这样一个有身份的会议上，华威先生会坚持到终席。然而失望的是你们!他照例打断人家的发言，不过较之前番两次多了一些“请求各位原谅”的说明，而他的发言倒仍然是一个中心点： “这个指导部是个领导机关，这个指导部应该时时刻刻起领导中心作用”。
妇女界组织的“战时保婴会”，本以为无须劳华威先生大驾，总得体谅体谅这位大忙人，所以没有邀请华威参加。这在华威看来，无疑是摆脱领导的荒唐，简直叫他“吃了一大惊”。于是，小说有了第四个精约的断面。华威到处打听，调查，设法把一个负责人找来，“把下巴挂了下来”进行恫吓，威胁，最后终于挖空心思挤进去，当了战时保婴会的委员，实现了领导权。于是故伎重演： “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华威先生挟着皮包去坐这么五分钟，发表了一两点意见就跨上了包车。”
最后一个断面发生在华威先生的家中。他正在对两个组织“难民读书会”的学生发脾气——“浑蛋!”他咬着牙，嘴唇在颤抖。“你们小心!你们，哼，你们!你们!……”他倒在了沙发上，嘴巴痛苦地歪着。 “妈的这个这个——你们青年!……”全部缘由是简单的，大抵是为着青年如此对他这个“领导”还不够虔诚，而他却以政治问题加罪于青年，并且爆发出整篇小说最强烈的声调和形体。
华威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的伪善浮夸、骄横无耻所包容的社会内容是深广的，他的身上凝集着那些抗战初期国民党顽固派新官僚的共同本质。他的谦让，他的忙碌，掩盖着他在觊觎抗战领导权的实质。“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品中刻划的官僚形象，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居多，而华威却是官僚中的新派：党棍。他只有产生在特定的抗日时期，是国民党假抗日、真反共的典型环境中的“这一个”。惟其如此，他的结局不会太妙。小说在结尾处，画龙点睛地写出了他的色厉内荏： “嘴唇在颤抖”， “他没命地喝了许多酒，嘴里嘶嘶地骂着那些小伙子。他打碎了一只茶杯”。汹涌壮阔的人民群众抗日洪流必将淹没这种丑类。
讽刺的生命在于真实， 《华威先生》的讽刺深深扎根于生活真实的土壤中。娴熟的夸张手法，使华威先生从外表、自白、心理到所有举止被一层滑稽的色彩涂抹着，尖锐地暴露了生活中的喜剧性矛盾，放大了反面事物的典型特点，使华威的形象浮雕化、漫画化。诸如本文开首所列人物的外形特征，类乎小说中“接着掏出表来看一看，他那一脸丰满的肌肉立刻紧张了起来。眉毛皱着，嘴唇使劲撮着，好像他在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敛到脸上似的”，又类乎华威在与小胡子的那番交谈中所表现出来的矫情和夸饰……，都是旨在撕破华威从外表到内心的无价值的内容给人看，形成了蕴藉而深刻的讽刺。
莱辛在《拉奥孔》中指出：“尊严与礼仪的表象如果和可嫌厌的东西形成反衬，也就会变成可笑的。”三个会场，华威表现出三副嘴脸，三种态度。在“难民救济会”上，目空一切、唯我独尊;“通俗文艺研究会”上，布鼓雷门、装腔作势;而在另一个层次较高的“指导部”会议上则是另一副样子：又是堆满笑容，又是点头哈腰，连声道歉之外，还伸了伸舌头。作家着墨经济，华威先生阿谀逢迎、圆滑世故的性格却跃然纸上。作家又常常抓住人物自相矛盾的言论和行动，让人物在矛盾的状况中自我暴露，自我鞭挞，寓强烈的讽刺于人物的言行之中。他为了表现对抗战运动的诚意和热心，吁请“你们可以到我家里去找我商量”。这时他的内心语言大概是： “反正我成天泡在外面。”他满以为用这一招可以堵住人家的口了。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一位长发青年却当面揭穿三次登门都吃闭门羹。华威于是狼狈起来，只能尴尬地以“我有别的事”来为自己辩解，但是他越辩解，就越暴露出自己的虚伪，小说的讽刺效果因此也越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