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方域(1618—1654)，字朝宗，河南归德(今河南商丘)人，为明末清初的著名文学家，也是清代戏剧家孔尚任的名作《桃花扇》传奇中的男主人公。
侯方域是明末复社名士。复社是当时有政治影响的进步士大夫组织。它的前身是出现于明朝万历年间(1573—1620)的东林党。东林党人原是一些文人学士，他们通过在无锡的东林书院的讲学活动来揭露朝政弊端，力图改良政治。他们倡导纲常名节，反对阉党的暴虐专横和官吏的贪污枉法，这就与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阉党处于对立的地位，因而遭到了阉党的残酷镇压。天启七年(1627)，明思宗即位，诛魏忠贤，清除阉党。崇祯二年(1629)，复社也应运而生，继续伸展正义，讨伐阉党。侯方域是世家子弟，其父侯恂是东林党人，以气节风范为世人所推崇。侯方域少时随父在京居住，以强记博学著称。复社成立后，方域积极参加了复社的活动。崇祯十一年(1638)秋七月，复社成员推黄宗羲为首，由吴应箕执笔起草了一份揭露阉党阮大铖罪恶的《留都防乱公揭》，联合署名的有侯方域等一百四十余人。由于方域的才华名声，他在当时与桐城人方以智(密之)、如皋人冒襄(辟疆)、宜兴人陈贞慧(定生)合称为“复社四公子”。崇祯十二年(1639)，方域来到金陵(今江苏南京)参加科举考试，当时称为“南闱”。明清科举时代称顺天府乡试作“北闱”， 江南乡试作“南闱”。崇祯十五年(1642)壬午，方域考试落第，便侨居在金陵莫愁湖畔，由此认识了李香君，产生了《桃花扇》这出爱情悲剧。
《桃花扇》中的侯方域，作为一个艺术形象，不完全相同于作为历史人物的侯方域，作者在他身上，熔铸和概括了明末清初许多进步知识分子的共同遭遇、气质和思想倾向，因而具有一定的典型性。
侯方域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动荡而沉闷的时代，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激化，明王朝已面临着覆亡的命运。方域是一个有政治抱负和见解的正直文人，他对国事深有感慨： “莫愁!莫愁!教俺怎生不愁也。”对于金陵那些达官贵人只顾妆点太平、寻欢买醉的亡国作风，侯方域深为不满： “暗思想，那些莺颠燕狂，关甚兴亡!”他经常与复社陈贞慧(定生)、吴应箕(次尾)等议论政事，但又忧心忡忡，“清谈霸业两茫茫”，感到国家事已不可问。精神上的痛苦和压抑，使侯方域也过着风流文士那种觅朋访友、寻花问柳的生活， “怕催花信紧，风风雨雨，误了春光”。因此，当听退职县令杨龙友盛夸李香君“妙龄绝色，平康第一” ， 劝他“梳栊”后，便踏青来访香君。两人初见面，侯方域便为香君的色艺倾倒，而香君对这位号称复社四公子之一的侯相公也渴慕已久，两人一见钟情。方域当时考虑而惴惴不安的， “只是客囊羞涩，恐难备礼”。当杨龙友愿意为他置办妆奁酒席后，这件姻缘也就水到渠成了。
作为才子佳人，侯、李两心相悦，十分幸福美满。新婚之日，方域赠香君宫扇一柄作为订盟之物，并书定情诗一首，诗中写道： “青溪尽是辛夷树，不及东风桃李花”，表达了对香君的钟情。方域对这件姻缘更是“喜匆匆满怀欢畅”，他倾慕香君的姿色，赞赏“香君天姿国色，今日插了几朵珠翠，穿了一套绮罗，十分花貌，又添二分，果然可爱”。 “儿女浓情如花酿”的新婚之乐，加上公子哥儿的习气，使侯方域坠入了阮大铖设下的圈套之中，几乎丧失气节。当得知阮大铖送他妆奁后，他居然改口称阮为“阮圆老”，并满口答应替阮大铖向陈定生、吴次尾疏通，甚至认为： “圆海情辞迫切，亦觉可怜。就便真是魏党，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而香君的态度却正与方域截然相反，她闻之大怒，坚决却奁，并挺身斥责方域认敌为友，是非不分。方域深为香君大义凛然的行为所感动， 情不自禁地赞叹： “这等见识，我倒不如，真乃侯生畏友也”。他内心充满着自责和惭愧，认为： “平康巷，他能将名节讲;偏是咱学校朝堂，偏是咱学校朝堂，混贤奸不问青黄”。在香君的影响下，方域的思想性格开始发生重大转变，他不再只是赞赏香君的姿色，在香君却奁之后，他更多的是看到了她思想和心灵的美： “俺看香君天姿国色，摘了几朵珠翠，脱去一套绮罗，十分容貌，又添十分，更觉可爱。”在“却奁”斗争中，两人的爱情经受住了考验，方域终于坚决表示与阮大铖决裂，表现出对香君品格情操的尊重，把香君认作是自己的终身伴侣，而不是把她视为烟花风尘中的玩物，不失正直书生的本色。
这时，明朝的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崇祯十五年(1642)十二月，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破襄阳，明将宁南侯左良玉退至武昌。崇祯十六年(1643)癸未七月，左良玉军因饥兵讨饷，欲撤兵汉口，东下南京就食。左良玉本是方域父亲侯恂的部将，因此杨龙友请方域代父写一书给左良玉，劝他不要兴无名之师。对侯、李恨之入骨的阮大铖，却借这事乘机向执掌朝政的凤阳督抚马士英等诬陷方域暗里勾结左兵，说： “若不早除此人，将来必为内应”，要求捉拿方域，置方域于死地。杨龙友急忙报信，方域被迫与香君忍痛分离，连夜逃出南京，去扬州投奔淮安漕抚史可法。崇祯十七年(1644)甲申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明思宗自缢死于煤山。明将吴三桂勾引清兵入关。五月，清兵攻占北京。与此同时，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凤阳总督马士英等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建立小朝廷，年号弘光。在这风云巨变的时候，侯方域显露出自己不凡的政治抱负和见解。当马士英、阮大铖要拥立福王，并邀史可法列名时，方域一眼看穿了这些阉党余孽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他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向史可法面陈福王“三大罪，五不可立”之说，主张拥立贤者为中兴之主，应效法汉光武帝这样的出群英杰，表明了他进步的政治主张。然而，马士英之流不顾史可法的反对，径自拥立了福王，造成既成事实。弘光即位后，史可法、马士英等并兼内阁大学士，史可法受命督师江北，朝政完全由马士英把持。马、阮一伙整日忙于争权夺利，卖官鬻爵，无所不为，根本不想担负起恢复中原的艰巨任务。弘光政权属下的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这江淮四镇，兵骄将傲，互相争斗。侯方域目睹此情，“恨山河半倾，恨山河半倾，怎能重构，人心瓦解忘恩旧”。精神上的苦闷与忧国之情越来越深，作为史可法的幕僚，方域不遗余力地出面调停四镇的内争，并辅佐高杰北上防河。然而，高杰不听方域的劝告，性气乖张，与总兵许定国不和，被许定国遣人刺死。侯方域无处容身，只得买舟东下。在黄河渡口，他恰巧遇上了李贞丽和苏昆生，得知了香君受权奸迫害的遭际。对着苏昆生捎给他的溅有香君血迹的桃花扇，方域不禁边看边哭： “香君香君!叫小生怎生报你也。”患难见真情，方域流露出至诚的感情。于是，他决心与苏昆生同回南京去寻找李香君，以便重叙旧情，共商后计。岂料李香君早已被送入庭，人去楼空，咫尺天涯，方域一时间陷入了无计可施的困境。
然而，奸贼的魔爪并没有放过侯方域。弘光元年(1645)乙酉三月，阮大铖升任兵部侍郎后，公报私仇，大捕复社文人，方域也被捕入狱。在狱中，他听到的是“凄惨惨哭声一片”，看到的是东林党人惨遭屠戮。在残酷黑暗的现实面前，侯方域的性格方趋向坚定。他要与死难的冤魂生死同仇，对敌人的迫害投之以蔑视的白眼，并表示不怕坐牢，认为“从来豪杰，都向此中磨炼”，表现出刚强不屈的英雄气概。不久，清兵渡淮。这年四月，清兵破扬州，史可法壮烈殉难。五月，清兵渡江，弘光帝等仓皇出逃，后被叛将刘良佐俘送清兵，成立仅一年的弘光朝宣告覆亡。侯方域也随同众囚徒四散逃走，好容易在栖霞山白云庵与从内庭逃出的李香君重逢。两人惊喜交集，对着桃花扇共叙离情，一个说： “你是侯郎，想杀奴也”;一个说： “看这扇上桃花，叫小生如何报答你”。这时，作为法师的张瑶星道士从法坛上下来，把他俩手中的桃花扇撕裂掷地，斥责他们说：“当此地覆天翻，还恋情根欲种，岂不可笑!”并严词指点他们道： “两个痴虫，你看国在那里?家在那里?君在那里?父在那里?偏是这点花月情根，割他不断么?”面对国破家亡的残酷现实，方域冷汗淋漓，如梦忽醒，顿然悟到：“大道才知是，浓情悔认真”，最后终于到南山之南修真学道去了。这是作者为作为艺术形象的侯方域所安排的悲剧性的结局。
《桃花扇》中的侯方域，是一个在特定时代的具有民族正义感的文人典型。作者是把侯方域作为坚持正义、并勇于与当权的阉党进行斗争的正面人物夹进行塑造的，因此与作为历史人物的侯方域并不一致。实际上，明亡后，侯方域并没有出家，而是回到家乡隐居了几年。清顺治八年(1651)，他迫于种种压力，参加了清朝开设的省试，中了一名副贡生，被后人指责为晚节不终。孔尚任在剧作的结尾不写侯方域的晚节不终，而为他安排了入道的结局，正是为了保持这一正面人物的艺术形象的完整性，从而服从于《桃花扇》一剧的创作意图，即通过侯、李的爱情悲剧，展现出一个特定时代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从这一点来说，《桃花扇》中的侯方域，无疑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生动具体的知识分子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