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是拟话本小说蓬勃发展的时期，文人独立创作了许多各领风骚的短篇小说，在反映社会现实、尤其是市民的文化心态方面，表现出鲜明的特色。见于冯梦龙编纂之《警世通言》第二十三卷的《乐小舍生觅偶》，即是这样的一篇著名作品。在小说的主人公乐和的身上，集中地表现了晚明文学中充溢着的一股“言情”、 “主情”、 “尊情”的进步思想潮流。

乐和生于临安的一个名门旧族之家，祖上七辈衣冠，但到了他的父亲手里，家道中衰，已沦为只在钱塘门外开个杂货铺子以维持生计的城市贫民。他长得眉清目秀，聪明伶俐，自幼寄养在舅父家，并与隔壁邻居的女儿喜顺娘同在馆中上学。十二岁时，乐和初通人事， “常想顺娘情意，不能割舍”。后回家居住，顺娘又处深闺，两人同在一城，但始终未得相见。三年以后，在清明节游湖时，两人偶尔在船上相见， “四目不时观看，相爱之意，彼此尽知”。然而，在众目睽睽之下，这一对青梅竹马的少年男女，不能相互倾诉心中的爱慕，只得怀着各自的伤感和惆怅回家而去。

德国文学大师歌德在《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书中说： “那个青春男子不善钟情?那个妙龄少女不善怀春?”它是一句至理名言。乐和在离别了顺娘以后，为情所牵，“一心忆着顺娘”，曾题诗一首，以寄托他对顺娘的思念： “嫩蕊娇香郁未开，不因蜂蝶自生猜。他年若作扁舟侣，日日西湖一醉回。”乐和将此诗题于桃花笺上，仔细折摺，暗藏于身，几次悄悄来到顺娘门首，但一直没有找到机会和顺娘倾诉衷肠。在依依相思之中，乐和去潮王庙祈祷。潮王被他的痴情所感动，于梦中告诉他，未来的姻缘在顺娘。乐和央求父母去喜家求亲，因为顺娘出身名门富室，乐和的父母担心门不当，户不对，有可能反受喜家取笑，所以一直没有答应。但乐和心中的爱情之火一直没有熄灭，他用纸裱了一个牌位，上写“亲妻喜顺娘生位”七字，每日三餐，对着它吃饭，夜里安放枕边，临睡前轻轻低唤三声。邻居们见乐和生得年轻俊逸，前来议亲者甚多。父母几次都应承了，均遭乐和的坚决反对。他在心中暗立誓愿：一直要等待喜顺娘出嫁之后再图婚配。顺娘也痴心地钟爱着乐和。这一对互相爱恋着的青年男女，爱得深沉，真挚，但在封建思想的桎梏下，未能如璩秀秀和刘素香那样，勇敢地走上反抗的道路。有人认为，这是小说的思想局限所在。实际上，在爱情和婚姻问题上，如璩秀秀和刘素香那样大胆和男子“私奔”的，毕竟是少数，并且也会受到传统道德力量的制约。相反，为数众多的青年男女反抗封建思想时，较多地采用乐和与顺娘式的痴心相守。从这点上来说，乐和与顺娘的爱情，十分真实地表现了明代市井社会中的爱情心态，具有更广泛的思想意义。

钱塘江的八月十八大潮，是临安的一大景观。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倾家而出，以观赏这一年一度的天下奇观。乐和十八岁那年，金国使臣高景山也来临安观潮，使已人头攒动的钱塘江边更为热闹非凡。顺娘一早就随着家人出来观潮了。乐和得知这一消息后，打扮齐整，早早来到钱塘江口寻找顺娘，但一直未能如愿。他随着拥挤的人流来到“团鱼头”。这是钱塘江的一个险要之处，潮水奔涌而来，浪涛拍打着堤岸，溅起几丈高的水柱，又呼啸而去。乐和在人丛中窥见了顺娘，十分高兴。但他不敢逼近，又舍不得远离，只是站在不远处， “觑定顺娘目不转睛”， “恨不得走近前去，双手搂抱”;顺娘也在无意中看到了乐和，因为父母相随在旁，寸步不离，两人不得相会叙情。正在他们互相凄惶之际，忽听耳边一阵山崩地坼之声，只见滚滚的大潮掀翻锦幕，冲倒席棚，卷地而来。顺娘只因凝视着乐和，未及躲避，跌入波浪之中。乐和一见此情， “眼光紧随着小娘子下水，脚步自然留不住，扑通的向水一跳，也随波而滚”。乐和的“下海救人”，是小说的情节高潮。作者在描写这一场景时，用工笔作了细致的描绘。他先写乐和的一惊非小，继写乐和与“贪着利物”的浮浪子弟们对比，最后写他和顺娘在潮王的相助下， “四只手儿紧紧对面相抱，觉身子或沉或浮，出水面”， “两个脸对脸，胸对胸，交股叠肩，且是偎抱得紧，分拆不开，叫唤不醒”的模样，将乐和“生觅偶”的主题表现得淋漓尽致。

小说在描写乐和“跳海救人”时说： “他那里会水，只是为情所使，不顾性命”。这是小说的“文眼”。尤其是“为情所使”几字，点出了小说的创作主旨。倘联系作者在尾诗中反复强调的这个“情”字来看，这一点尤为明显。其诗云： “少负情痴长更狂，却将情字感潮王。钟情若到真深处，生死风波总不妨”。我国的传统儒学给人的情感发展曾设置了种种限制， “发乎情，止乎礼义”，是其根本的准则。他们虽然也强调“情”，但必须以合乎封建统治阶级的“礼义”为指归。这样的“情”，只是封建道德规范的变种而已，毫无人的生机勃勃的活力。在明代中、后期，这种传统的儒学思想被勃兴的新的市民阶层的思想观念冲刷得七零八落。当时的思想文化领域荡溢着一股“言情”、“主情”和“尊情”的思想潮流，如袁黄就说过：“情联之则琴瑟埙，情走之则千里命驾，情迫之则等一死于鸿毛，指汤火而偕赴”，情“一往而深，无根而固” (《情理论》)，强调“情”是人生的动力，有着巨大的起死回生的力量。况且，当时的一些进步作家，如汤显祖、冯梦龙和凌濛初等，都把人之“情”和“欲”相连，这和当时封建统治阶级所倡导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直接对立，体现了进步的、战斗的意义。我曾在《话本小说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说过：“宋元时期和明代的话本小说‘反封建’思想的精神实质，有着较大的差异。宋元作品将思想的焦点集中在青年男女对爱情的执着追求上。但是，青年男女对爱情执着追求的原动力，换言之，他们爱情的思想基础在作品中是较少能看到的、而在明代的话本小说中，这一点恰恰表现得相当明显。”乐和的“��生觅偶”，集中体现了他和顺娘生死不渝的爱情的思想基础，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乐和这一艺术形象的诞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他在我国文学画廊中理应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