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鸿渐，钱钟书一九四六年问世的长篇小说《围城》中的主人公。一个中国现代小说中独一无二的人物，一个生活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大千世界里不甚被人注意的某一角落中的人物，一个出色地承载着作者饱含讽谕意味的文化评价眼光的人物。
当一艘印度洋上驰来的法国轮船，把方鸿渐从西方世界载回东方文明古国，他那起落沉浮，颠踬奔忙，不免荒唐并且平庸的遭际和经历，就此揭开序幕。这个早在国内读大学时，就是“从社会系转哲学系，最后转入中国文学系毕业”的用心纷乱、无所适从的角色， “到了欧洲，既不钞敦煌卷子，又不访《永乐大典》……，四年中倒换了三个大学，伦敦、巴黎、柏林;随便听几门课，兴趣颇广，心得全无，生活尤其懒散”，除了学会一套夸夸其谈的本事，几乎一无长物。无奈附庸风雅的父亲(乡绅方遯翁)和岳父(靠开铁铺暴发的点金银行总经理周厚卿)向他索求留学文凭，不得不临时挖空心思从一个爱尔兰骗子手里弄了份“博士文凭”，成为子虚乌有的德国克莱登大学的博士。出于心虚胆怯，在家信中故作姿态叮嘱： “平生最恨‘博士’之称，此番未能免俗，不足为外人道。”
凭着一纸假文凭荣归故乡，引起家乡江浙小镇不大不小的轰动的方鸿渐，在家乡省立中学信口雌黄的演讲，映照出当时一种庸俗不堪的社会风气和曾经“五四”洗礼却仍然显得陈腐的教育制度。当方鸿渐为躲避日本侵华的战难，寄居上海周家，与赵辛楣、苏文纨、褚慎明、董钟川、曹元朗等人的应酬交际、唇枪舌战、争风吃醋，又勾画出这批“读书论道”、聚而清谈的世家子弟，这些被中、外文明的教条摄去了灵气的人物的精神空虚、百无聊赖。他们同属于畸形、紊乱的旧中国社会中一个很有特殊性的群体。
如果把荒唐、孟浪、庸俗、浮夸、空虚，当作是方鸿渐的全部精神素质，那就不免过于简单了事。除此之外，他还保留着正统、拘谨、清高乃至纯真的精神素质，它们相互渗合，纠结一体，彼此消长。在假博士文凭这桩公案中，方鸿渐不仅受到知道内情者的讥讽嘲笑，而且也时常承受着自己良心的压力，为假冒博士的勾当后悔懊恼，并且在填写履历时也多次不提博士学位。当他接到三闾大学的聘电时，还抗住了凭“博士”文凭“增添身价”的诱惑。但到了三闾大学，眼睁睁看着别的“博士”趾高气扬，自己不得不低人一头，又不免自怨自艾，大感反悔。尤其是当他得知，韩学愈凭着“克莱登大学博士”这份假冒的学位、以及假冒的美籍夫人招摇撞骗，取得了历史系主任的职业和最高等的薪金时，更是百感交集。他一方面私下对赵辛楣说要戳穿骗局，另一方面又迟迟不肯动手，这种不由自主的延误，表明了一种难言的苦衷：因为揭破不学无术、靠行骗度日的韩学愈的真相，对方鸿渐说来，也同时意味着“宛如自己的阴私被人揭破”。最终在有恃无恐的韩学愈以及三闾大学鼠辈小人面前，方鸿渐不得不败下阵来，重新返回上海。
回国后，由于实际生活的磨炼：江浙小镇的风习人情和教育状况、三十年代十里洋场上各色人等和社交生活，去三闾大学途中村野见闻和坎坷遭际，尤其是在“大学城”里的混沌世道和明争暗斗，以及重返上海后人事的纠纷和国家的变故，使方鸿渐亲验了一系列人生的困窘和社会的不公，致使他的思想和性格不得不发生一些变化。
日本人的入侵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直接激化了家庭矛盾，方鸿渐整天被纠缠在自己新组织的家庭与原有的旧式家庭之间的矛盾、新旧家庭各自内部之间的矛盾、岳家与婆家的矛盾以及亲属之间、主仆之间的矛盾的漩涡里，尤其是不知有国，但知有家，一天到晚忙于妇姑勃谿。叔嫂斗法的方家妯娌之争，更使他烦闷得几乎窒息。旧式家庭因日本人的战火失去了乡间的产业，被迫蜗居上海，他与孙柔嘉刚建立不久的新家，也因日本人势力对报馆的渗入，迫使方鸿渐辞去报馆职业。在日寇步步逼近，租界形势日益险恶的背景下，在骑墙派纷纷投敌，进步人士惨遭迫害的情况下，一向玩世不恭的方鸿渐选择了不屈从的辞职一途。最后，离家出走的方鸿渐，决定前去投靠弃学做官的赵辛楣，在他的面前，又注定还要走一长段平庸灰色的路。
这是一个和孕育了他的那些社会条件非常相称的人物。封建乡绅的家学渊源，使他长成为一个不更世事的纨绔子弟，但在对待求学和追逐女人方面，他又不乏一套敏锐的手段和精明的心机。那个卖假文凭的狡猾的爱尔兰人就曾经败在他的手下，文凭寄出，钱未到手，让方鸿渐狠狠作弄了一通，气得“红着眼睛要找中国人打架”。在鲍小姐、苏文纨以及代表死去的未婚妻的岳父母面前，他也颇有应变周旋的机灵劲，但在真心爱着的唐晓芙那里，又显得异常幼稚和急躁。他对世故人情常有很犀利的洞察力，往往能一针见血地看出别人的动机和隐私，但在社交场合又会屡屡受窘出丑，在混沌的世俗和小人的倾轧下，更是容易显出懦怯、迟疑、心烦意乱、束手无策。在他的精神世界中，既包含鄙俗、浮夸、狡诈和胸无大志的一面，但又可以在三闾大学那辈学界小人面前表现出正人君子的浩然正气，既沾染了不问国事、及时行乐的习气，最终又能在毅然辞去报馆职业的行为中保持住一点民族和人格的尊严。
而尤其值得引起关注和深刻反省的是，在方鸿渐的身上，凝聚了学贯中西的作者，对于中西文化复杂的评价眼光，那就是，透过方鸿渐颠踬奔波的灰色人生的背影。我们看到了固有的中国文化精神和秩序，是如何对这一代人中一群特殊的知识分子，仍在或隐或显地施加着因袭包袱的压力，同时也看到了二十世纪的西方文化，是如何在这一代人中的一群特殊的知识分子的身心中，蜕化变质为一种面目全非的东西。那么在这个特定的范围里，结论似乎应该是，无论是过去时态上的中国文化传统，还是现在时态上的西方文化成果，几乎都将无法帮助现代中国摆脱文化上遇到的困境。这样，究竟凭什么才能使现代中国摆脱自身文化上的困境?这便是方鸿渐留给当时乃至今日的一个严峻而又艰深的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