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描写

要让读者对作品中的人物如见其人，如闻其声，呼之欲出，并忘不掉他们，就离不开对人物绘声绘色的描写。别林斯基说，优秀的文学作品“里面所描写的人物会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你的眼前，样态逼真，须眉毕露——你可以感觉到他们的脸，他们的声音，他们的步伐，他们的思想方式；他们永远不可磨灭地深印在你的记忆里，使你再也忘不掉他们”。对人物外表的容貌衣饰、各种动作的描写是比较容易的，但要刻画出人物的性格却很不容易。人物描写的根本任务就是刻画出人物性格。作者塑造人物追求的是人物的个性，读者喜欢一个人物也是因其个性。例如，《水浒传》所写人物众多，水泊梁山好汉就有一百零八位之众，但好汉们无不具有鲜明的个性。这正是作者努力追求个性的结果，也正是读者喜欢《水浒传》的重要原因。金人瑞说：“或问施耐庵寻题目写出自家锦心绣口，题目尽有，何苦定要写此一事？题曰：只是贪他三十六个人，便有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中间便结撰得来。”就是说对作家最有吸引力的是不同的人物个性，也是他所谈的“《水浒传》写一百零八个人性格，真是一百零八样……别一部书，看过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他把一百零八个人性格，都写出来”。这里，我们不难看到人物个性的重要性。人物个性属于人物的“内质”，是无法用抽象的语言来刻画的，是不能让人直观的。因此，必须借助对人物容颜、神态、说话内容、内心活动及具体行为的描写，才能刻画显现出人物的性格。《水浒传》中的一百零八个好汉，正是有了作者对他们生动、逼真的描写，才使他们有了各自耀眼的形象和鲜明的个性。描写对人物形象塑造和性格刻画的作用是重要的。正如惺园退士在《儒林外史序》中指出：“《儒林外史》一书，摹绘世故人情，真如铸鼎象物，魑魅魍魉，毕现尺幅；而复以数贤人砥柱中流，振兴世教。其写君子也，如睹道貌，如闻格言；其写小人也，窥其肺肝，描其声态，画图所不能到者，笔乃足以达之。”为了写好人物，有必要了解和掌握人物描写的方法，并在这方面多花功夫。人物描写主要包括肖像描写、语言描写、心理描写。

一、肖像描写

肖像描写即描写人物的容貌、身材、神态、服饰等外部特征，并通过这种描写在一定程度上把人物性格的特征表现出来。肖像描写贵在传神，不仅求形似，更重要的是达到神似。形似而无神似是难以反映人物性格特征的。果戈理在《死魂灵》中对人物肖像的描写很成功，特别是对守财奴泼留希金的肖像描写达到了高度的形神兼备。

从他的脸上，看不出一点特色来。和普通瘦削的老头子，是不大有什么两样的；不过下巴凸出些，并且常常掩着手帕，免得被唾沫所沾湿。那小小的眼睛还没有呆滞，在浓眉底下转来转去，恰如两匹小鼠子，把它的尖嘴钻出暗洞来，立起耳朵，动着胡须，看看是否藏着猫儿或者顽皮孩子，猜疑地嗅着空气。那衣服可更加有意思。要知道他的睡衣究竟是什么底子，只好白费力；袖子和领头都非常龌龊，发着光，好像做长靴的郁赫皮；背后并非拖着两片的衣裙，倒是有四片，上面还露着一些棉花团。颈子上也围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东西，是旧袜子，是腰带，还是绷带呢，不能断定。但绝不是围巾。一句话，如果在那里的教堂前面，乞乞科夫遇见了这么模样的他，他一定会布施他两戈贝克。

（选自果戈理《死魂灵·全译本》，鲁迅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

泼留希金是一个极度贪婪和吝啬的农奴主。他家财万贯，但却时时瞪着一双尖利的老鼠眼四处窥探，寻找钱财和物品，就连掉在地上的一块破布也不放过；他高级衣服满箱，但却用捡来的破烂衣物把自己装扮成肮脏邋遢的乞丐相。作者通过对他外貌和衣着的夸张描绘，突出了他贪婪和吝啬的性格。

肖像描写还要注意到人物经历发生变化。高明的作者不但善于抓住不同人物的特征进行肖像描写，而且善于根据人物经历的变化，写出肖像的变化。巴尔扎克笔下的高老头从初进伏盖公寓时到四年之后，他的肖像判若两人。四年前，高老头这位“面条商还在纱颈围上扣着两只大金刚钻别针，中间系一条小链子，愈加显出衬衣料子的细洁。他平时穿一套宝蓝色衣服，每天换一件雪白的细格布背心，下面鼓起一个滚圆的大肚子在那儿翕动，把一条挂有各色坠子的粗金链子，震动得一蹦一跳”。四年之后，高老头的容貌神态判若两人。“他越来越瘦，腿肚子掉了下去，从前因心满意足而肥胖的脸，不知打了多少皱裥，脑门上有了沟槽，牙床骨突了出来。他住到圣·日内维新街的第四年上，完全变了样。六十二岁的面条商，看上去不满四十，又胖又肥的小财主，仿佛不久才荒唐过来，雄纠纠气昂昂，教路人看了也痛快，笑容也颇有青春气息；如今忽然像七十老翁，龙龙钟钟，摇摇晃晃，面如死灰。当初那么生气勃勃的蓝眼睛，变了黯淡的铁灰色，转成苍白，眼泪水也不淌了，殷红的眼眶好似在流血。”

高老头是在法国大革命中发迹的暴发户。他退休后初进伏盖公寓时，仍保留着每年八千到一万法郎的进款。他身上穿的洁白的细布背心，佩戴的金刚钻别针、粗金链子和他那滚圆的大肚子都向人们显示：他是曾经阔过的财主。但当他的存款被两个女儿榨完之后，他的躯体也随之变得让人惨不忍睹，精神也全垮了。

描写人物肖像不一定对容貌、神态、身材、服饰都进行描绘，应该突出主要的、最能体现人物性格特征的部分，尤其是篇幅短的作品更要善于抓住特征来描写。刘义庆以画论艺时说：“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姘蚩，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六朝人口语，‘这个’之意）中。’”其他不画，只画眼睛，认为那是人物最传神之处。这也许是受了孟子关于“存乎人者，莫良于眸子”这话的影响。画人就要善画特征，写人也要善写特征。刘鹗《老残游记》里王小玉那双眼睛不能不说是极为传神的，“王小玉方抬起头来，向台下一盼。那双眼睛，如秋水，如寒星，如宝珠，如白水银里头养着两丸黑水银，左右一顾一看，连那坐在远远墙角子里的人，都觉得王小玉看见我了；那坐得近的，更不必说。就这一眼，满园子里便鸦雀无声，比皇帝出来还要静悄得多呢，连一根针掉在地下都听得见响！”从这样的眼睛里，人们会看到心灵的纯洁和魅力。

在学生的作文练习中，我们也不时看到善于抓住特征的肖像描写。一篇写《队长于德》的作文里写道：“于德是生产队长，他个子很高，体格健壮，长着一脸络腮胡子，常常刮得很彻底，泛出青色。他长年穿着洗得发白的，补丁累累的蓝色衣裤，脚套一双裂了口的解放鞋，没穿袜子。由于孩子多，日子不好过，他的脾气很坏。他那一双小而亮的眼睛时常射出忧郁而又令人有些害怕的光芒，队里的大人小孩都有些畏惧他。唯一能看到于德高兴的时候便是他唱川剧，他嗓子有些嘶，唱时青筋条条绽出。每次唱时，屋里总是围满了人。他悠然地坐在椅上，先是用搁在腿上的京胡奏出一段尖厉的过门，然后仰头望着屋梁，一只脚打着拍，扯开喉咙唱道：‘叹贤臣忠心耿耿，恨杨广斩忠良……’”这段肖像描写着墨不多，但比较准确、生动地刻画出了困难年代中一位生产队长的外形特征，并通过那双“时常射出忧郁而又令人有些害怕的光芒”的“小而亮的眼睛”，让人感受到了他心中的压抑和性格的刚烈。要写出形神兼备的人物肖像并不是很容易的。就连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着名的大作家描写人物肖像也不是一挥而就的，他为了写出《复活》中女主人公卡邱霞·玛丝洛娃在小说中第一次露面的肖像，下了不少苦功。卡邱霞·玛丝洛娃原来是个善良、质朴、天真无邪的少女，自从被聂赫留朵夫蹂躏和抛弃后，沦落为妓女，又不幸被诬告为毒害人的凶手，陷于冤狱之中。《复活》一开始就是写她从狱中出庭受审。为写出她在这个特定时间和环境中的肖像，作者曾反复修改过20次。原来初稿写道：

她是一个瘦削而丑陋的黑发女人，她所以丑陋，是因为她那个扁塌的鼻子。

这里突出了她的“扁塌的鼻子”，显得面目“丑陋”，完全不符合人物外在形象和内在气质的需要。后来便改为：

她的一头黑发梳成一条光滑的大辫子。有一对不大的，但是黑得异乎寻常的发亮的眼睛，颊上一片红晕，主要的是，她浑身烙上了一个纯洁无辜的印记。

这次改写，虽然显示了她原来朴实素美的形象和纯洁的本质，但却不符合她当时的囚徒的身份。于是，又改成：

一个矮矮个子的黑发女人，与其说她是胖的，还不如说她是瘦的，她的脸本来并不漂亮，而且脸上又带着堕落过的痕迹。

这样的描写，好像是符合她的身份了，但所谓“脸上又带着堕落过的痕迹”，却是“抽象”的、看不见的。托尔斯泰还是不满意，反复修改，直至第二十次，才最后定稿成我们从作品中看到的：

一个小小的、胸脯丰满的年轻女人，贴身穿一套白色的布衣布裙，外面套一件灰色的囚大衣，活泼地走出来，站在看守的身旁。她脚上穿着布袜和囚鞋。她头上扎着头巾，明明故意地让一两绺头发从头巾里面溜出来，披在额头。这女人的面色显出长久受着监禁的人的那种苍白，叫人联想到地窖里储藏着的番薯所发的芽。她那短而宽的手和大衣的宽松领口里露出来的丰满的脖子，也是那种颜色。两只眼睛又黑又亮，虽然浮肿，却仍旧放光（其中有一只眼睛稍稍有点斜睨），跟她那惨白的脸儿恰好成了有力的对照。

从现在这幅玛丝洛娃的肖像看，那“仍旧放光”的眼睛，依然保存着昔日卡邱霞的热情和纯真；而那苍白的面色，以及故意让它溜出来的“一两绺头发”，便显出她长期受侮辱、迫害和堕落过的痕迹；还有那只非常有生气而带点斜睨的眼睛，则隐含着她对社会的不满和蔑视。这样写，既符合她过去的经历，又表现了她现时的身份；不但使读者如见其人，而且还可通过她的外表，窥见她的灵魂。列夫·托尔斯泰描写人物肖像的态度及高超的手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二、人物语言描写

人物语言描写即用对话、独白等手段表现人物内心世界、性格脾气等的描写。言为心声，要表现出人物的心灵，语言描写也是一种重要的方法。不同年龄、不同性别、不同经历、不同地位、不同性格的人，其语言是各有特色、各有个性的。写人物的语言，不能类型化，不能出现“千人一腔”“异口同声”。应该强调的是：对人物语言的描写必须个性化。

所谓人物语言个性化，就是什么人说什么话，每个人物仅说合乎自己性格的话；他的语言的特征与他的性格要达到谐和与统一，达到鲁迅先生所说的：“如果删除了不必要之点，只摘出个人的有特色的谈话来”，“就可以使别人从谈话里推见每个说话的人物”。高尔基称赞巴尔扎克在小说《驴皮记》中，写二十多个人在银行家的宴会上同时说话，“各种不同的声音我仿佛现在还听见”，“然而主要之点在于，我不仅听见，而且也看见谁在怎样讲话，看见这些人的眼睛、微笑和姿势，虽然巴尔扎克并没有描写出这位银行家的客人们的面孔和体态”。个性化的语言就能产生这样的效果：使人能从人物的话语中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我们看看巴尔扎克在《欧也妮·葛朗台》中的人物语言描写，就不难发现他在这方面的过人功力。

在《欧也妮·葛朗台》里，贪婪吝啬的葛朗台死了妻子，他担心女儿要提出财产继承问题，于是在全家戴孝的日子里，不顾女儿的悲痛，迫不及待地提出要女儿办理放弃继承权的法律手续。作品这样描写了他与女儿的对话：

饭桌收拾完了，门都关严了，他对欧也妮说：“好孩子，现在你继承了你母亲啦，咱们中间可有些小小的事得办一办。——对不对，克罗旭？”

“对。”

“难道非赶在今天办不行吗，父亲？”

“是呀，是呀，小乖乖。我不能让事情搁在那儿牵肠挂肚，你总不至于要我受罪吧。”

“噢！父亲……”

“好吧，那么今天晚上一切都得办了。”

“你要我干什么呢？”

“乖乖，这可不关我的事。——克罗旭，你告诉她吧。”

“小姐，令尊既不愿意把产业分开，也不愿意出卖，更不愿意因为变卖财产，有了现款而付大笔的捐税，所以你跟令尊共有的财产，你得放弃登记……”

“克罗旭，你这些话保险没有错吗？可以对一个孩子说吗？”

“让我说呀，葛朗台。”

“好，好，朋友。你跟我的女儿都不会抢我的家私。——对不对，小乖乖？”

“可是，克罗旭先生，到底要我干什么呢？”欧也妮不耐烦地问。

“哦，你得在这张文书上签个字，表示你抛弃对令堂的继承权，把你跟令堂共有的财产，全部交给令尊管理，收入归他，光给你保留虚有权……”

“你对我说的，我一点儿不明白，”欧也妮回答，“把文书给我，告诉我签字应该签在哪儿。”

葛朗台老头的眼光从文书转到女儿，从女儿转到文书，紧张得脑门上尽是汗，一刻不停地抹着。

“小乖乖，这张文书送去备案的时候要花很多钱。要是对你可怜的母亲，你肯无条件抛弃继承权，把你的前途完全交托给我的话，我觉得更满意。我按月付你一百法郎的大利钱。这样，你爱做多少台弥撒给谁都可以了！……嗯！按月一百法郎，行吗？”

“你爱怎办就怎办吧，父亲。”

“小姐，”公证人说，“以我的责任，应当告诉你，这样你自己是一无所有了……”

“嗨！上帝，”她回答，“那有什么关系？”

“别多嘴，克罗旭。——一言为定，”葛朗台抓起女儿的手放在自己手中一拍，“欧也妮，你决不反悔，你是有信用的姑娘，是不是？”

“噢！父亲……”

他热烈地、紧紧地拥抱她，使她几乎喘不过气来。

“得啦，孩子，你给了我生路，我有了命啦；不过这是你把欠我的还了我：咱们两讫了。这才叫做公平交易。人生就是一件交易。我祝福你！你是一个贤德的姑娘，孝顺爸爸的姑娘。你现在爱做什么都可以。”

（选自巴尔扎克《欧也妮·葛朗台》，傅雷译，平明出版社，1951年版）

作者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动作，细致地表现了葛朗台担心、紧张、惊喜的情绪变化过程以及他那吝啬的性格。

优秀作品的人物语言描写，不仅追求语言的个性化，还十分注重语言的精粹、生动和优美。正是这种追求，使许多优秀作品的人物语言让读者过目不忘、铭刻在心。夏洛蒂·勃朗特的《简·爱》中的人物语言就具有这样的艺术魅力。特别是罗契斯特伤残后，简·爱重新回到他身边，他们互相吐露爱情的对话深深地打动了读者。

“简，你愿意嫁给我吗？”

“是的，先生。”

“一个到哪儿都得由你搀扶着的可怜的瞎子？”

“是的，先生。”

“一个比你大二十岁，得由你侍候的残废者？”

“是的，先生。”

“真的吗，简？”

“完全是真的，先生。”

“哦！我亲爱的！上帝保佑你，报偿你！”

“……那我现在就已经得到了报偿。对我来说，做你的妻子就是我在世界上最大的幸福。”

“因为你喜欢牺牲。”

“牺牲！我牺牲什么？牺牲挨饿得到食物，牺牲期待得到满足。有特权用胳膊搂抱我珍视的人——用嘴唇亲吻我心爱的人——依靠我信任的人；这是做出牺牲吗？如果是的话，那我当然是喜欢牺牲。”

“还要忍受我的病弱，简，忽略我的缺点。”

“这对我算不了什么，先生。现在我比以前更加爱你，现在我对你可以真正的有用，而以前你却处在骄傲的不依靠人的状态，除了做赏赐者和保护人以外，不屑扮演其他角色。”

（选自勃朗特《简·爱》，祝庆英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

这段对话虽然简短，但却十分感人。对话是面对着罗契斯特伤残的现实，但罗契斯特问话的冷静，既表现出他性格的坚强，也表现了他对简·爱的深情，冷静中隐寓着热烈。简·爱回答的诚挚，既表现了她决心的坚定，也表现出她感情的深挚和心灵的善美，热烈中流露出深沉。简短生动的对话，激荡着人物感情的波涛，相辅相成地展示出人物之间深挚的爱情和各自鲜明的性格。

这种语言个性化的特点，在我国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中也是很突出的。《三国演义》里的董卓说：“我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一句话道出了这杀人如麻的独夫民贼的凶残面貌。《水浒传》写阎婆惜拿了宋江丢的招文袋说：“好呀！我只道吊桶落在井里，却原来也有井落吊桶里。……今日也撞在我手里……且不要慌，老娘慢慢消遣你！”刁钻、毒辣的性格全在她自己的话里显示出来。《红楼梦》里写薛宝钗笑谈金钏之死的语言也极具个性：

王夫人点头叹道：“你可知道一件奇事？——金钏儿忽然投井死了！”宝钗见说，道：“怎么好好儿的投井？这也奇了！”王夫人道：“原是前日他把我一件东西弄坏了，我一时生气，打了他两下子，撵了下去。我只说气他几天，还叫他上来，谁知他这么气性大，就投井死了，岂不是我的罪过！”宝钗笑道：“姨娘是慈善人，固然是这么想；据我看来，他并不是赌气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旁边儿玩，失了脚掉下去的。他在上头拘束惯了，这一出去，自然要到各处玩玩逛逛儿，岂有这样大气的理？纵然有这样大气，也不过是个糊涂人，也不为可惜。”王夫人点头叹道：“虽然如此，到底我心里不安！”

宝钗笑道：“姨娘也不劳关心。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了主仆之情了。”王夫人道：“才刚我赏了五十两银子给他妈，原来还把你姐妹的新衣裳给了他两件装裹，谁知可巧都没有什么新做的衣裳，只有你林妹妹做生日的两套。我想你林妹妹那孩子，素日是个有心的，况且他也三灾八难的，既说了给他作生日，这会儿又给人去装裹，岂不忌讳？因这么着，我才现叫裁缝赶着做一套给他。要是别的丫头，赏他几两银子，也就完了。金钏儿虽然是个丫头，素日在我跟前，比我的女孩儿差不多儿！”口里说着，不觉流下泪来。宝钗忙道：“姨娘这会子何用叫裁缝赶去，我前日倒做了两套，拿来给他，岂不省事？况且他活的时候儿也穿过我的旧衣裳，身量也相对。”王夫人道：“虽然这样，难道你不忌讳？”宝钗笑道：“姨娘放心，我从来不计较这些。”一面说，一面起身就走。

（选自曹雪芹、高鹗《红楼梦》，江苏文艺出版社，2010年版）

宝玉戏弄金钏儿，王夫人反诬金钏儿把“好好儿的爷们”教坏了，逼得金钏儿含羞忍辱投井身亡。这里，王夫人明知其事，却装不知；身为害人者，却摆着一副菩萨面孔。而薛宝钗察言观色，为借王夫人的“风力”直上“青云”，不惜对金钏儿投井下石，向王夫人极尽逢迎讨好的能事。对话生动地表现了王夫人的伪善，薛宝钗的善于奉承和冷酷的性格特征。同是善于奉承，由于地位、身份和性格等的不同，宝钗和凤姐比较，其言语显得更“自然”和“稳妥”。因此，只闻其声，便知其人，二者绝难混同。鲁迅曾说：“《水浒》和《红楼梦》的有些地方，是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的。”这确实是很精辟的论断。

在当代作品中，不少作品的语言个性化也是很突出的，值得我们写作时学习。为了做到人物语言的个性化，我们应该注意观察生活，掌握各种人物的思想、性格和心理，选择有特征的语言，按照人物性格的特点去刻画人物。另外还要在生活中注意观察积累各种人物有个性的语言，以备写人物时所用。有时，作者对要写人物的思想性格是了解的，但苦于缺乏生动、形象、准确的语言去表达，所以平时学习积累各种人物语言，增强自己的表达能力，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三、行动描写

行动描写即对人物在故事中所作所为的具体描写。人的行动是受思想与感情支配的。也就是说，行动是人的思想、情感及品性的外露，是人物性格的具体表现。在文学作品中，行动描写是塑造人物的重要手段。人物在文章中，能否“活”得起来，不能仅仅让人物去说话。人物的语言，只是刻画人物不可缺少的一个方面。有的人物，在文章或作品中很少说话，仍然能够性格鲜明，这是因为人物的思想性格靠人物本身的行动便能得到有力的表现；再就是个性化的语言，又往往多是同人物的行动紧紧结合在一起的。

巴金《家》中的高觉新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他对封建家长唯命是听，逆来顺受，一切听任摆布。因而，他断送了自己的学业、前程，毁灭了自己的爱情和最初恋人梅表妹的生命，最后，又葬送了他妻子瑞钰的生命。然而，在瑞钰临死时，他以他的行动表现了前所未有的反抗精神。

觉新知道大祸临头了。他不敢多想。他又把拳头拼命地在门上擂，擂得门发出更大的响声。但是这也没有用。没有人理他。他嘶声叫着：“钰”，又叫：“放我进来！”然而两扇油漆脱落的木板门冷酷地遮住了房里的一切。它们拦住他，一点也不肯退让。它们甚至不让他救她，或者跟她见最后的一面。希望完全破灭了。

屋里的女人开始哭起来。然而他还在门外叫：“钰，我在喊你，你听得见吗？……”这不仅是哀号与狂叫，这还是生命的呼声，他把他的全部的爱都灌注在这里面，要把她从到另一个世界的途中唤回来。他不仅在是在挽住别人的生命，他还是在挽住他自己的生命。他明白：没有她，他的生存是怎么一回事情。

但是死来了。

……

愤怒和悲哀混合在一起，紧紧地抓住了他。他更加厉害地捶着门。然而两扇小门如今好像有了千斤的重量。

他本来下了决心要不顾一切地跑到里面去，跪倒在妻的床前，向她忏悔他这几年来的错误，哀求她的最后的宽恕，可是已经迟了。两扇木板门是多么脆弱的东西，如今居然变成了专制的君主，它们拦住了最后的爱，不许他进去跟他所爱的人诀别，甚至不许他到她面前痛哭一场。

他突然明白了，这两扇小门并没有力量，真正夺去了他的妻子的还是另一种东西，是整个制度，整个礼教，整个迷信。

（选自巴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作者通过高觉新的愤怒、悲哀、大叫大喊、猛力捶门等一系列具体行动的描写，表现了他内心的极度痛苦，也为他思想的觉醒作了重要的铺垫。

英国作家艾·丽·伏尼契在《牛虻》中，对亚瑟的性格塑造是令人难忘的。他天真、热情、向往革命。在开始革命活动时，伪善的牧师利用他的忏悔去告密，以致他的战友被捕。13年后，他回到意大利，用“牛虻”作笔名发表文章，揭露教会，同时他还组织武装，运送军火，准备起义。在一次行动中，牛虻不幸被捕，面对军方威胁和他的生父神父蒙泰尼里的劝诱，他丝毫不为所动，终于英勇就义。作者对亚瑟在刑场上的行动描写，使亚瑟的形象得到了独特而完美的塑造。

……简短的准备工作迅速完成了，牛虻自动站到指定的地方，只是微微转过头来，向初升的朝阳那一片红黄交融的美景望了一会儿。他再一次提出不要蒙住眼睛的要求，那一脸挑战的神色，直逼得上校只有勉强答应。双方都忘记了这会使得士兵们十分难受。

他面对着士兵站着，脸上在微笑，马枪在士兵的手里不住地抖动。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他说。

中尉向前跨了一步，也激动得有点颤抖了。他还从来没有发过执行死刑的口令。

“预备——瞄准——放！”

牛虻稍稍摇晃一下，随即恢复了平衡。一颗没有定准的子弹擦破了他的面颊，一点点血滴在他的白领结上。另外一枪打在他的膝盖上边。火药的烟雾消散之后，士兵望着他，看见他仍旧在微笑，用残缺的手抹去脸上的血。

“枪法坏透了呢，伙计们！”他说着，那响亮而清晰的声音，把那些可怜的士兵的目瞪口呆的窘态打断了。“再试一下看。”

士兵发出一阵共同的呻吟和颤抖。原来每个人都故意向旁边瞄准，暗中希望那致命的一弹不是从自己手里而是从旁人手里发出去的。现在呢，牛虻仍旧站在那儿，对他们微笑；他们只不过把行刑变成了屠宰，那可怕的一套又得从头做一遍。他们都吓得不知怎么办才好，把枪口垂下来，无可奈何地听着军官们狠声的咒骂和斥责，用麻木的惶恐的眼光瞪着那个已被他们枪杀但又没有死的人。

统领向他们的脸上挥着拳头，发狂似地嚷着，叫他们立正，举枪，赶快把事情结束。他也已跟他们一样完全丧失“士气”了，再也不敢去看那个可怕的形象老是那么站着、站着，不肯倒下去。等到牛虻对他说话，那嘲弄的声音使他吓了一跳，而且簌簌发抖。

“今天早晨你派的这一队人真不行，上校！让我来试一试看，看能不能使他们搞得像样些。来吧，伙计们！把你们的家伙举高一点，向左边移一移。啊呀，朋友，你手里拿的是马枪不是油锅呀！都对准了吗？那么来吧！预备——瞄准——”

“放！”上校向前一冲，抢先发出了最后一声口令。要是竟让犯人发口令去枪毙自己，那还像什么话呢？

又是一阵紊乱而无组织的排枪，随即那队士兵乱作一堆，大家簌簌发抖，睁着发狂似的眼睛瞠视着前面。其中一个甚至并没有发射，把家伙往地下一扔，就蹲下去低声哼起来：“我可不行——我可不行！”

硝烟慢慢散了，漂浮到空中和晨曦融成一片；他们看见牛虻已经倒下去了，可是也看出他仍然没有死。最初一刹那间，士兵和军官们都呆呆站在那儿，好像变成了石像，眼睁睁注视着那可怕的东西在地上扭动、挣扎。然后医生和上校同时叫了一声，冲上前来。因为牛虻已经拖着一条腿跪起来，而且仍旧面对着士兵在发笑。

“又打歪了！试试——再来一下看，孩子们——看——看成不成……”

他突然摇晃起来，随后就向一旁倒在草地上。

（选自伏尼契《伏尼契小说集》，李良民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这段行动描写是令人惊心动魄的，从牛虻自动站到刽子手指定的地方，微笑着转头望初升的太阳，然后要求刽子手不要蒙住他的眼睛；刽子手第一次射出的子弹擦破他的面颊，他只是稍稍摇晃一下，随即恢复平衡后，依然微笑，并用残缺的手抹去脸上的血；当刽子手紊乱的排枪将他击倒时，他在地上扭动、挣扎，“拖着一条腿跪起来，而且仍旧面对着士兵在发笑”，一直到他突然摇晃着倒在一旁的草地上，这一系列行动和他命令刽子手开枪、嘲笑刽子手枪法不准的语言，极为深刻地表现了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坚贞不屈的性格。值得注意的是，在牛虻就义时，作者不仅用牛虻的行动来展示他的英雄形象，还通过刽子手的行动对牛虻的形象作了很好的反衬。行刑前“马枪在士兵的手里不住地抖动”，第一次放枪后，他们发出“一阵共同的呻吟和颤抖”，吓得不知怎么办而“把枪口垂下来”，指挥他们的中尉“向他们的脸上挥着拳头，发狂似的嚷着，叫他们立正，举枪”，然而面对牛虻的嘲笑，中尉也在簌簌发抖，特别是被吓得乱作一堆的士兵中有人竟不敢再向牛虻开枪，“把家伙往地下一扔，就蹲下去低声哼起来：‘我可不行——我可不行！’”刽子手的这些行动在牛虻形象的最后塑造上也发挥着强有力的作用。

中国古典小说，不偏重用心理描写刻画人物，而重在写人物的行动，以表现人物性格。侧重写人物行动的描写在小说、散文及史传文学中颇为常见，突出典型的文例也很多，如《水浒传》中鲁智深、李逵、武松等人物形象，作者大多是用行动来表现他们的性格和精神面貌的，使这三个属于同一类型的人物，在性格上各具鲜明的特征。古典小说中成功的行动描写是值得我们写人物时借鉴的。

四、心理描写

心理描写即用独白、梦幻、想象或作者剖析等手段表现人物在一定人物关系和一定环境中特定内心活动的描写方法。在生活中，人除了外部动作和表情外，还有内心世界的喜、怒、哀、乐、爱慕、思念、向往、得意、苦闷、痛苦、怨恨、懊悔、犹豫、惊恐、嫉妒等。作者要塑造出栩栩如生、具有鲜明性格的人物形象，单靠外部的肖像描写与行动描写是不够的，还必须深入细致地探索人物心灵深处的思想、情绪、感受及其产生的原因与发展变化的过程；并采用各种不同的艺术手法，将肖像描写、行动描写和心理描写有机地结合起来，为塑造人物形象和揭示主题服务。

心理描写的方式是多样的，常见的有内心独白、内心剖析、思忆联想、梦境幻觉、动作暗示等。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不是轻而易举的，作者除了需要掌握一定的表现手法外，还要熟悉生活，熟悉所描写的人物，掌握人物内心活动的规律。在心理描写中，要防止脱离客观依据，离开特定的环境和人物的性格逻辑而随意主观臆造。

当人物的内心活动不能用或不能直接用人物的语言和行动表现出来，或当人物的内心活动、思想感情与其语言和行动不一致或互相矛盾的时候，就有必要对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直接的描绘，把人物心灵的窗口打开。以内心独白的形式直接表现人物的心理状态，是常用的一种方法。如《红与黑》中写于连·索黑尔被判处死刑后，他在狱中冷静地回顾了自己一生不幸的遭遇。作者运用内心独白的手法，揭示了他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

他想：要不是我受了外表的蒙骗，也许我早就看穿了巴黎的客厅里进进出出的体面人物，他们跟我的父亲，并没有什么两样，跟刚才这两个罪犯比起来，都是精明的坏蛋。他们是对的。那些出入客厅的人，每天清早起床就从来也不会有这样尖锐的意念：今天晚餐如何到手？可是他们却到处吹嘘他们是怎样的正直！叫他们到法庭坐在陪审官席上，他们会威风凛凛地把别人处死，理由是因为饥饿难熬，偷窃了一套银餐具。

假定有这样一个法庭，审理证券交易的赚钱或者亏蚀，那么我的这些出入客厅的体面人物一样都是犯了罪的，他的罪恰恰同这两个罪犯因为非吃饭不可而犯的罪是一样的……

根本就没有天赋人权，人权这个字眼是自古以来开的一场玩笑，只有那天把我从公庭上赶下来的检察官才配得上它，可是检察官的先祖也是在路易十四统治下靠抄家发财致富的。有什么权利可言，只有法律禁止做什么事情，干犯禁条，受到刑罚，在这时候，才谈得上权利。在没有法律之前，就只有天赋，只有狮子的力量，人的需要，人的饥寒，一句话，只有需要……大家都赞美这些人，不，这些人什么都不是，只是一些坏蛋，没有被当场拿获的坏蛋。这个社会推举出来控告我的人，他早已丧尽廉耻成了富翁了……我犯了谋杀罪，我公正地被判了罪，叛我死刑的那个瓦勒诺，同我的罪比一比，要一百倍地为害社会。

好罢！于连悲怆地但并无怨气地说，我父亲虽说贪财爱利，可是比这些人好得多。他从来也没有爱惜过我。我死得不光彩，给他丢了脸，也算是报答他了。对没有钱的恐惧，人的这种被夸大了的恶德，所谓贪婪，也好，我给他留下三四百金路易，他拿到手，倒也成全了他的安慰和安全感。他说不定还会在礼拜日晚餐吃饱了之后，捧出他的金币来，拿给维里耶尔那批艳羡他的人看。他的眼光似乎是对他们说：有这个代价，你们中间谁会不愿意养一个上断头台的儿子？

……

我曾经爱过真理……真理到底在哪里呢？……到处都是伪善，至少也是欺骗，甚至最有德性的人，最伟大的人物也不可免。他的嘴唇上现出无比厌恶的表情……不行呵，人可不能相信人。

（选自周熙良《外国文学作品选·第三卷·近代部分·下》，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版）

于连·索黑尔是一个锯木工场主的儿子，他有一定的反抗性，对贵族和资产阶级怀着憎恨；但为了追求名利，实现个人的野心，他又是不择手段的。他靠精通拉丁文被市长聘为家庭教师，不久与市长夫人关系暧昧。以后被迫转入神学院学习，后又被介绍到巴黎成为保皇党佐·拉·本尔侯爵的私人秘书，得到重用，又成为侯爵女儿的情人。正当他飞黄腾达之时，教会策划的告密信揭发了他。他在气愤之下，开枪射伤了被迫写告密信的市长夫人。他在狱中的这段心理活动，直接而深刻地揭示了使他走向悲剧的家庭因素和社会因素，从而使他性格的发展与形成有了合理的依据和解释。

在浪漫主义作品中，也有不少人物心理描写。如《巴黎圣母院》中奇丑无比的敲钟人加西莫多，从法场救出了被枉判绞刑的吉卜赛女郎埃斯梅拉达，并成了她忠实的朋友和恭顺的奴仆。面对着美丽的吉卜赛女郎，加西莫多自惭形秽。他在内心自白道：

“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明白自己的丑陋。我把自己同你比较的时候，我就非常怜悯自己，我是多么可怜的不幸的怪物呀！我一定使你把我当成野兽啦。你呀，你是一道阳光，一滴露珠，一支鸟儿的歌！我呢，我却是一个可怕的东西，不像人也不是禽兽，是某种比脚下的石头更粗硬、更难看、更不成形的东西！

于是他笑起来了，这是世界上最痛心的笑声。

（选自雨果《巴黎圣母院》，陈敬容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这段自我评判的独白，透露出他对埃斯梅拉达的崇敬和爱慕之情，显示出加西莫多正直、善良的美好心灵。

许多文学作品还借助人物的梦境幻觉表现心理活动。梦境幻觉是和人物的内心活动紧密相关，是人物在下意识的精神状态中对生活、经历的认识，也是人物的思想感情、道德品质、愿望、顾虑等的一种“折光反映”的表现。这是一种特殊的心理描写。《红楼梦》中对林黛玉的一场噩梦的描写，是属于实际生活中的一种“折光反映”。

不知不觉，只见小丫头走来说道：“外面雨村贾老爷请姑娘。”黛玉道：“我虽跟他读过书，却不比男学生，要见我作什么？况且他和舅舅往来，从未提起，我也不必见的。”因叫小丫头回复：“身上有病，不能出来，与我请安道谢就是了。”小丫头道：“只怕要与姑娘道喜，南京还有人来接。”

说着，又见凤姐同邢夫人、王夫人、宝钗等都来笑道：“我们一来道喜，二来送行。”黛玉慌道：“你们说什么话？”凤姐道：“你还装什么呆？你难道不知道：林姑爷升了湖北的粮道，娶了一位继母，十分合心合意；如今想着你撂在这里，不成事体，因托了贾雨村作媒，将你许了你继母的什么亲戚，还说是续弦，所以着人到这里来接你回去。大约一到家中，就要过去的。都是你继母作主。怕的是道儿上没有照应，还叫你琏二哥哥送去。”说得黛玉一身冷汗。

黛玉又恍惚父亲果在那里做官的样子。心上急着，硬说道：“没有的事，都是凤姐姐混闹！”只见邢夫人向王夫人使个眼色儿：“他还不信呢，咱们走吧。”黛玉含着泪道：“二位舅母坐坐去。”众人不言语，都冷笑而去。

黛玉此时心中干急，又说不出来，哽哽咽咽；恍惚又是和贾母在一处的似的，心中想道：“此事惟求老太太，或还有救。”于是两腿跪下去，抱着贾母的腿说：“老太太救我！”……贾母道：“不中用了。做了女人，总是要出嫁的，你孩子家，不知道。在此地终非了局。”黛玉道：“我在这里，情愿自己做个奴婢过活，自做自吃，也是愿意。只求老太太作主！”见贾母总不言语，黛玉又抱着贾母哭道：“老太太！你向来最是慈悲的，又最疼我的，到了紧急的时候儿，怎么全不管？你别说我是你的外孙女儿，是隔了一层了；我的娘是你的亲生女儿，看我娘分上，也该护庇些！”说着，撞在怀里痛哭。听见贾母道：“鸳鸯，你来送姑娘去歇歇，我倒被她闹乏了。”

黛玉情知不是路了，求去无用，不如寻个自尽，站起来，往外就走。深痛自己没有亲娘，便是外祖母与舅母姐妹们，平时何等待的好，可见都是假的。又一想：“今日怎么独不见宝玉？或见他一面，他还有法儿。”便见宝玉站在面前，笑嘻嘻地道：“妹妹大喜呀！”黛玉听了这一句话，越发急了，也顾不得什么了，把宝玉紧紧拉住，说：“好！宝玉，我今日才知道你是个无情无义的人了！”宝玉道：“我怎么无情无义？你既有了人家儿，咱们各自干各自的了。”黛玉越听越气，越没了主意，只得拉着宝玉哭道：“好哥哥！你叫我跟了谁去？”宝玉道：“你要不去，就在这里住着。你原是许了我的，所以你才到我们这里来。我待你是怎么样的？你也想想。”

黛玉恍惚又像果曾许过宝玉的，心内忽又转悲作喜，问宝玉道：“我是死活打定主意的了，你到底叫我去不去？”宝玉道：“我说叫你住下。你不信我的话，你就瞧瞧我的心！”说着，就拿着一把小刀往胸口上一划，只见鲜血直流。黛玉吓得魂飞魄散，忙用手握着宝玉的心窝，哭道：“你怎么做出这个事来？你先来杀了我罢！”宝玉道：“不怕！我拿我的心给你瞧。”还把手在划开的地方儿乱抓。黛玉又颤又哭，又怕人撞见，抱住宝玉痛哭。宝玉道：“不好了！我的心没有了，活不得了！”说着，眼睛往上一翻，“咕咚”就倒了。

黛玉拼命放声大哭。只听见紫鹃叫道：“姑娘，姑娘！你怎么魇住了？快醒醒儿，脱了衣服睡罢。”

黛玉一翻身，却原来是一场恶梦……

（选自曹雪芹、高鹗《红楼梦》，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

林黛玉和贾宝玉从小生活在一起，由两小无猜发展成为生死相恋的情人。然而封建势力的压迫，使她经常处在矛盾的心理状态中：她热切地盼望宝玉对她倾吐衷肠，又为他们的爱情得不到贾母的认可而忧心忡忡、心存疑惧。作者运用梦境，真实地表现了林黛玉痛苦的心情，也预示了她悲剧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