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史上的三个奇女子——莎菲、蘩漪、曹七巧性格及悲剧比较论

丁玲笔下莎菲、曹禺剧中蘩漪、张爱玲塑造的曹七巧是现代文学诸作品中最生动而又复杂的三个女性形象，也是众说纷纭且难以理解的人物。她们都生活在以男权为中心的封建社会里，又都有不同程度的叛逆性，为了挣脱封建枷锁争得自己的权利，她们采取了不同程度的反叛与报复，最后无一例外地以悲剧而结束。三个女性复杂的性格以及趋于变态的心理，使得她们的性格极富立体感。

莎菲、蘩漪、曹七巧都受过一定的教育，原本都是有着幻想和追求的正常女子。她们聪明、有头脑，原本也不缺乏女性的温柔，然而，在黑暗封建势力的摧残下，她们逐渐失去了正常女人的心理特征，异化为疯狂、变态，不顾一切地向社会、向自己身边的人甚至是最亲近的人进行报复，直至最后毁灭自己，她们的悲剧是深刻的、惊心动魄的，也是必然的。造成这类女性悲剧的原因首先是黑暗的社会，其次她们特殊的性格及行动也加速、加深了这个悲剧，正是这后一个原因才把她们与文学史上的其他反叛女性形象区别开来，使得她们更生动和迷人。

强烈的反抗性、程度不同的变态心理，明显的占有欲和疯狂的报复行为，是她们共同的特征，这特征使得她们的性格极其复杂而难以把握。

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性，意味着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化传承的超稳定性。在这样的社会中，女性早已丧失了自我意识而被异化为一种物——“男人的附属品”，处在社会的最底层。鲁迅曾对这种社会形态进行过深刻的分析，他说：古代把人分为十等，“台”是最末一等，“但是‘台’没有臣，不是太苦了么？无须担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长大，升而为‘台’，便又有更卑弱的妻，供他驱使了。如此连环，各得其所，有敢非议者，其罪名曰不安分！”这最形象地指出了女子的地位及其悲惨的命运，长期非人的待遇，使她们精神遭受摧残，身体倍受折磨，心理变得畸形，甚至形成一种特有的文化心理和思维定势，连她们自己也把三从四德奉为遵守的信条，比如鲁迅笔下的“祥林嫂”。这是多么严重的扭曲呀！

五四启蒙运动是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在个性主义、人道主义、民主和科学思想的鼓舞下，首先觉醒的知识女性大胆地冲破家庭，走上社会，寻求做人的尊严，找回女性早已经迷失的自我意识，五四反叛的新女性最初的一个标志就是冲出家庭，寻找自己的爱情，在这方面，中国新女性是大胆的，思想也是超前的。可惜的是当时的社会并没有为她们提供一个安身立命的场所，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强大的封建势力，父系文化观念仍主宰着大多数人的意识，这样许多新女性形象便不能不以悲剧的身份出现。这些女性人物大都已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生活的社会是一个充满敌意的社会，于是自觉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抗争报复心理。

丁玲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正是这样的人物，她是三个女性中最自觉也是最具现代感的人物，是20年代真正觉醒的新女性代表。她有清醒的意识、纯洁的心灵、对未来的丰富幻想和超凡脱俗的气质，她敢于鄙视一切封建道德，追求妇女的真正解放，然而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她的理想和愿望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她痛苦、孤独、烦躁，性格中表现出较多的骄纵、狷傲、怪癖，甚至于变态。莎菲是清醒的，她同封建势力采取不妥协、不合作的态度，看不起周围的平庸和虚伪，愤恨人世间的堕落。但同时她又是盲目的，她向往光明，渴求一种全新的生活，而周围的世界使她窒息，看不到一点真正理想的东西和一个理想的人，找不到任何一件事是不令人生厌的。她追求一种没有自私，没有占有，只有和谐和奉献的心心相印的爱情，而这爱情实际上又是不存在的，所以她悲观厌世，甚至开始报复，向男人，也向社会。她以“含泪的委屈和不柔顺，不近情理的倨傲的侮辱”来反抗整个社会，勇敢却无援。莎菲属于那种已经走在了女性解放前列的人物，她的思想和行动早已超出了冲破旧家庭，寻找自由恋爱的理想婚姻的范畴，其追求已经达到了更高的层次。莎菲所渴望的不是性的占有，而是情的和谐，不仅是物质的获得，更是灵魂的撞击。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总愿意有那么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她所需要的就是这种在当时乃至于现在也很难求到的理解和懂得，即灵与肉的统一。很明显，莎菲看重的不是爱情的行为，而是爱情的心理，也就是情感结构，说到底，莎菲的悲剧无非是新女性寻找心目中的男子汉而事实上不可得的悲剧，不可得是当时整个社会意识的解放程度远远落后于莎菲们的思想，社会并没有为莎菲这样的新女性提供自由追求和发展的空间，这正是恩格斯所说的“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不可能实现”之间的矛盾冲突所造成的悲剧。

与莎菲相比，曹禺话剧《雷雨》中的蘩漪自我意识要淡漠得多，因此反抗也带上了某些盲目性，她属于那种受过一点新思想影响的旧式女子，仍然停留在争取婚姻自由这种妇女解放的初级阶段，因而她的反抗也是被动的、盲从的，五四时期女性的反叛大部分属此类。

在三个复杂的女性中，蘩漪所受的压迫最深，因而她的报复也是最猛烈的。蘩漪出生在一个有钱有门第的家庭，受过五四新思潮的影响，爱好诗文，有着追求自由、幸福、爱情的美好愿望。18年前她嫁给了周朴园，在周朴园这个独断专横的封建家长制统治下，使她这个原来活泼的金丝鸟被活活困在了笼子里，残酷的精神折磨把她压迫得透不过气来。在周家，周朴园的话就是法律，他可以任意改变别人的意志，蘩漪可不可以下楼来要由他安排，是否该吃药也要服从他的命令，他从不把妻子当做一个活生生的人看待，而是把她当做摆设、玩物及傀儡，甚至把她置于自己的压迫、奴役之下。他说过：“蘩漪，当了母亲的人处处应该替孩子着想，即使自己不爱护身体，也应该替孩子们做个服从的榜样。”这后一句最明显地标明了蘩漪在这个家庭中的实际地位。周朴园的冷酷无情，使蘩漪在她有限的生活经历中，没有体验过爱情，也不知道爱情的幸福是怎样的，这种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造就了她乖戾、阴鸷和极端的性格特征，在周公馆死样的空气里，蘩漪本来已完全绝望，默默地等死，是周萍的到来使她又看到了一丝光亮，就像一株行将枯死的小花突然得到了点滴雨露的滋润一样，蘩漪又有了生的希望，她很快爱上了周萍并把自己的名誉、精神乃至整个生命都交给了周萍，她以为那就是爱情，这一步的迈出，使她从此变成了一个妻子不像妻子，母亲不像母亲的“罪人”。从一般的道德观念上看，她的行为是邪恶的、变态的，甚至是无耻的，她不仅丧失了“妇德”，而且犯了乱伦之罪，为一般人所不能原谅。然而，蘩漪这种尴尬而又可怜的处境正表明了她所受压迫的深刻性和残酷性；作为一个弱女子，她既无选择婚姻的权利，又无要求离婚的自由，便只能从这种“不道德”的关系中获得她所渴望的情欲的满足，她是以“不正经”的方式去追求本该属于自己的“正经”的东西，也就是说，是她所处的特殊境遇迫使她把正常的追求变成了反常的发泄。僵死的封建家长制统治把一个原本有着正常心态的善良女性逼到了疯狂的地步，使她不顾一切地起来捣毁这个家庭的所谓圆满秩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蘩漪的反抗是进步的，也是必然会发生的，可惜，历史注定了她的失败。

如果说莎菲是觉醒的新女性向社会的反抗，蘩漪是被压迫者本能的反叛，那么张爱玲《金锁记》中的曹七巧的反叛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抗争。虽然同处在一个时代，但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没有受过莎菲那样好的教育，也缺乏蘩漪那样的门第，她出生在寻常百姓家，只是一个麻油店小老板的女儿，父亲早逝，哥哥出于自私和贪财，把她嫁给了虽有钱有门第却是个残疾的官宦世家子弟姜家二少爷。自到了姜家，她就像掉进了无底的深渊，整天陪着一个死人一样的“丈夫”，由于门第的悬殊，她在姜家的地位十分低下，甚至于连丫鬟都看不起她。夫家鄙视她的出身，却又需要她死心塌地地服侍二少爷，在这样的环境中，七巧唯有处处小心，时时防范，事事算计才能保住“二少奶奶”的地位。她也反抗过，但却是那样的软弱和无济于事，无非是用一种放肆、尖刻、泼辣的嘲骂来对付别人的侮辱，偶尔与风流、健康的姜家三少爷说几句调情的话，或者在心里想想三少爷，虽然近不得身，倒也可以捉捉迷藏来满足一下她的心理需求。七巧的反抗是无力的，这与她所处的环境和出生教养有直接的关系，她是一个被封建父权和族权吞噬的可怜女人，是封建等级婚姻制度的牺牲品。

莎菲、蘩漪、曹七巧的悲剧，说明了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对女性的摧残，也表明中国妇女解放道路的艰巨性。应该指出的是：三个女性的悲剧与她们各自的性格也不无关系，正是这一点加深了她们的悲剧。由于社会的、家庭的压迫，她们失去了正常人的心态，性格也不同程度地被扭曲了。强烈的占有欲、疯狂的报复信念是她们的共同特征，所不同的是莎菲报复的是自己错爱了的男人，蘩漪报复的是冷酷的丈夫和无情的情人，七巧报复的是一切家人包括自己的儿女，不可否认，她们的报复都有褊狭、固执、自私的一面。

在莎菲的性格中，有一种独特而偏执的“女性优越感”，这是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后一种矫枉过正的表现，这类新女性往往对社会、生活、男性都存在着一种盲目的反叛情绪。莎菲不甘心淹没于世俗社会，不肯循规蹈矩于逆境当中，敢于自己挑选并评价男性，勇敢地去追求和爱慕男人，这本是无可非议的，但她的玩弄和抛弃男性，就有些偏执，这实际上是把男性当做一种敌对社会势力来加以对抗，莎菲对苇弟和凌吉士的态度就是这种复杂性格的具体表现。苇弟关心、爱护莎菲，在生活上照顾她，在精神上安慰她，但莎菲看不起苇弟的平庸卑琐和懦弱无能以及他在自己面前的诚惶诚恐，一味迎合的表现，更讨厌他男人的眼泪。凌吉士漂亮潇洒，从仪表到风度气质都让莎菲倾倒，可是在他丰仪的外表里却安放着一个如此卑鄙的灵魂，使莎菲为之神魂颠倒，付出满腔热情的美男子不过是一个庸俗的市侩。在彻底绝望之后她采取了报复行动，用一种居高临下的心理去俯视她要报复的对象，她说：“我要占有他，我要他无条件地献上他的心，跪着求我赠给他的吻，然后一脚把他踢开。”这是莎菲对凌吉士精神上的报复和感情上的玩弄。然而，莎菲的内心又是矛盾的，在这种矛盾心理中还含着一种强烈的占有欲，她不爱苇弟却又舍不得放弃他，希望得到他的关心和照顾，要他常常来陪自己，她看透了凌吉士的卑鄙无耻，却又倾慕他、思念他，“甚至于没有他，我就失去了一切生活意义的保障了”，继而她又自责：“我就用所有力量来痛击我的心！为什么呢？和一个如此我看不起的男人接吻？既不爱他，还嘲笑他，又让他来拥抱，单凭了一种骑士般的风度就能使我堕落到如此地步吗？”这种无法控制的感情依恋和理智的自负心理折磨着莎菲，给她的反叛和报复蒙上了悲剧色彩。

反抗以男人为中心的封建制度，主张妇女的独立自由和解放，当然是进步的，值得赞扬的，但如果把自己置于整个男性的对立面，就使得这种反叛带上狭隘性和偏执特征，注定要以失败而告终。莎菲最后的结局，正代表了五四以后一部分觉醒的新女性的共同命运，她们的悲剧是一种梦醒了无路可走的悲剧。

在现代描写女性不幸命运的作品中，蘩漪的遭遇是最惨的，她本来没有莎菲那样自觉的反叛意识，可以成为一个传统的贤妻良母，但是她的不幸在于她的一生中受了两次骗：嫁给一个冷酷的丈夫；又被一个无情的情人抛弃。这特殊的经历改变了她一生的命运，也改变了她固有的性格，使其变态发展，对周萍的爱变成了恨，她的报复欲像决堤的洪水般无法阻挡，开始她想用眼泪和温情感化周萍，不让他走，后来又把侍萍召到周公馆以阻拦正要出走的周萍和四凤相爱，当周萍到四凤家约会时，她跟踪而至，从外面扣上了四凤的窗户，让鲁大海和侍萍当场捉住周萍，然后还把自己也在恋着四凤的亲生儿子周冲叫出来阻拦，最后叫来了周朴园，打乱了整个局面。这一切充分表明此时的蘩漪已使自己成了情欲的俘虏。这样的报复在蘩漪的特殊境遇中有值得同情的一面，她生活在一个不自由的环境中，所以要求自由；没有得到爱情，所以渴望爱情；得不到正常的发展，所以才有变态的发泄；丧失了爱，所以才转化为恨；被人抛下了，所以开始报复。然而从另一方面讲，她的反抗同样是软弱的，报复也是盲目的，注定不会有好结果。如果说她爱上周萍是对封建家长制压迫的一种反抗的话，那么当她发现周萍不是她值得去爱并为之献身的人以后，还要死缠住他不放则是一种盲目的复仇和自私的占有欲在作祟了，正如周扬所说：“她究竟还是一个中国的‘旧式女人’，有她的纤弱的一面，只要有周萍的爱，这‘闷死人’的屋子也会使她留念，她会安于虚伪和欺骗的不自然的关系里。”很明显，蘩漪并无莎菲那样的女性反抗的自觉意识，而只是对深重压迫的本能的自发的反叛。由于她所出身的阶级的局限性，最终没想过也不可能冲出旧的家庭，而只能在这个家庭内部去寻找所谓爱情，其悲剧当然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说：莎菲对男人的报复，蘩漪对丈夫和情人的报复有狭隘、自私、偏执的成分，但多少还有它合理的因素。而这种报复到了曹七巧的身上则完全成了一种变态的心理发泄。这个形象的复杂性就在于你很难用一般的标准去判断她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食人者还是被食者？母亲还是恶魔？爱她、恨她、厌恶她、同情她都不足以表达读者的情感。她把自己的报复施于一切人，甚至于自己的亲生儿女，亲手制造和导演了自己一对儿女的爱情婚姻悲剧，其变态的行为令人发怵。

七巧在姜家死一样的生活中付出了10年的青春，终于在残疾丈夫和婆婆死后自立了门户，如果这时候她开始新的生活，或像蘩漪一样大胆去追求自己的爱情，那也许就不会有以后的众叛亲离了。然而这时的七巧像变了一个人，10年来无休止的等待，不断的失望、防范和算计，她早已不相信任何人，唯一相信和看重的只有金钱，为了这钱，她甚至扑灭了自己燃烧的情欲，无论真假爱情此刻她都不能接受，逐渐失去了一个女人和母亲正常的心理，一步步走向畸形变态。这时的七巧把自己的一切幻想都集中到金钱上，最大的愿望就是牢牢守住这笔“死”钱，这个信念支配着七巧的后半生，金钱已异化为吞食别人同时也吞食自己的力量。在这种变态心理的支配下，曹七巧开始疯狂地报复一切人，这种报复深深地嵌在她的灵魂中，成了一种潜意识和心理惯性。俗话说“虎毒不食子”，世界上有几个母亲会虐待自己的亲生孩子呢？连动物都有舐犊之情，七巧却不择手段地用子女的幸福和生命来补偿自己的不幸。她的儿子长白在她的威虐下性格比女性还软弱，这是七巧这些年来生活圈中唯一的男人，她当然要牢牢抓住他。于是当儿子娶亲后，她千方百计地折磨儿媳，深夜扣住儿子整夜陪自己抽大烟，打探儿子的闺房隐私并将追问出来的细节公之于众，当面羞辱、嘲弄儿媳，把自己当年的痛苦全部转嫁到儿媳身上，使她忧郁而死。对亲生女儿长安，七巧存有一种本能的虐待心理，给她缠小脚，从小教她抽鸦片，教她恨一切男人，不许她接近任何男性。在七巧的一再阻挠下，长安被耽误到30岁还未出嫁，好不容易托人介绍了一个男友，长安很在意这来之不易的爱情，为此戒了鸦片，处处小心，可七巧一边当面骂女儿不要脸，一边暗地里似乎很不经意地向女儿的男友撒谎说女儿是一个戒不掉鸦片的烟鬼，连唬带骗地断送了女儿的幸福。客观地看，七巧并非从心里仇视自己的亲生骨肉，蓄意要破坏儿女的幸福，这一切她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她生活在一个旧式家庭里，很少与外界接触，她所有的财产就是她的钱和一对儿女（她显然是把儿女当做私有财产来看待的），所以，除了守住钱就是守住儿女。从另一方面讲，她妒忌任何人的婚姻幸福，而她的生活圈子又是那样小，于是她的报复对象不知不觉就施在了儿女儿媳以及要夺走女儿的男友身上。这正像蘩漪的情感只可能在周公馆寻找一样，七巧的报复对象也只能是身边的人，原因很简单，这类旧式女性被封闭在一个狭小的天地里，与外界失去了接触，她们的爱也好，恨也罢，都只能向这个家庭中的人发泄，从这一点讲，她们的不幸是畸形的社会环境造成的。

综上所述，这三个女性都是黑暗的封建制度下叛逆的女性，她们的悲剧反映了一种在旧的传统观念已经开始动摇，而新的道德体系还未建立起来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人们的一种普遍的迷茫、失落及疯狂。三个女性中莎菲有较强的女性自我意识，因为得不到灵与肉相统一的完美人物而向男人报复，这种报复使她心灵幻灭、空虚，只能是一个人出走，“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这是作者为她安排的由个人盲目反叛而带来的辛酸结局；蘩漪没有多少清醒的独立意识，采取的是一种对深重压迫的本能反抗与报复，其结果是失去了情人和儿子，变得疯狂；曹七巧的反叛与报复，使她不自觉地毁了自己的儿女，也毁了自己，最后的结果是众叛亲离，儿子、女儿、娘家、婆家的人都恨透了她，她变成了一干瘪瘦小的老太婆，整天躺在烟铺上，靠抽鸦片和回忆出嫁前的些许欢乐为生。应该说，蘩漪与七巧的最后毁灭，直接的罪魁祸首是她们的家庭，然而归根到底还是社会这个大环境造成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像她们这样的弱女子，想要冲破那么多罗网陷阱是不容易的，即使冲出旧家庭如莎菲那样勇敢执着，其悲剧仍然不可避免，其原因显而易见，妇女在经济上不独立，在社会上不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地位，则真正意义上的独立解放只能是一句空话。进一步说，即使经济和社会问题解决了，也还存在着文化心理积淀、思想观念、道德意识等方面的因素，而这些因素的根本改变则需要一代乃至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奋斗才能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