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巴德·舒尔伯格《我的绝妙坏诗》全文|赏析|读后感

〔美〕巴德·舒尔伯格

我八岁时就写下了我的第一首诗。

妈妈边读边嚷了起来：“真美! 巴德，真的是你写的么?”

我脸红耳赤地承认了，心里充满了骄傲。妈妈赞不绝口，她甚至说只有神童才能写出如此美丽的诗篇!

“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兴高采烈地问。我简直等不得了——他呀，是好莱坞电影公司著名的剧作家，一个大名鼎鼎的大人物! 我想：他一定比妈妈更能评判我的诗!

我作了充分的准备以迎接他的到来。首先，我用花体将诗好好地重新抄写了一遍，接着再用彩笔画上花边，最后，我将诗稿放在餐桌上爸爸的盘子里。

我等呀等，好不容易等到七点半，爸爸这才气冲冲地回到家中。他回来后铁青着脸大发牢骚，他埋怨同事们不跟他好好配合。

“不过，本，巴德创造了一个奇迹，”妈妈劝慰道，“他写了一首诗!写得美极啦!”

“要是你不介意的话，”爸爸打断了妈妈的颂辞，“还是让我自己来评判吧。”

在他读诗时，我的脸几乎要埋进盘子中!诗只有短短十行，但爸爸似乎读了好几个小时! 我大气都不敢喘一口……终于，我听见爸爸将诗稿放回盘子里。接着，他直截了当地评判说：“依我看，诗写得很糟!”

我抬不起头来。我的眼中顿时涌出了泪花!

“本，你这个人有时就是让人闹不明白。”妈妈生气了，“巴德还小，这是他学写的第一首诗，他需要鼓励。你现在可不是在工作室里!”

“世上的劣诗已经太多了，”爸爸却很固执，“如果孩子写不出好诗，并没有哪条法律规定他非得去当诗人不可!”

爸爸和妈妈为此争论不休。 我再也无法忍耐。我从餐厅跑回卧室， 一头扑倒在床上，痛苦地呜咽着。

风波很快就平息了。爸爸毕竟是爸爸呀!我继续写诗，只是再也不敢拿给爸爸看了。

过了几年，我回过头来重读那首诗——这时我才体会到：它果真写得很糟! 后来，我壮着胆子给爸爸看了一篇我写的短篇小说。爸爸认为我写得勉强可以，只是罗唆了点。

岁月流逝，很多年又过去了。我成了个“著名”作家，书店里在出售我的小说，舞台上在上演我的戏剧。今天，当我被无数“歌颂”和“批评”包围着时，我又想起了“我的第一首诗”和它引起的小插曲。我感到庆幸——我从孩提时代起，就既有爱说“真美”的母亲，又有爱说“真糟”的父亲!是他们教会了我如何对待形形色色的“肯定”和“否定”——首先我得不惧怕批评，不管这些否定意见来自何方，也不管这样“宣判”多么令人心碎，我决不能因为别人的否定而丧失勇往直前的勇气; 而另一方面，我又得在一片赞扬声中克服内心深处的自我陶醉!

“真美!” ……“真糟!”……这些似乎完全对立又相辅相成的话语，一直伴随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跋涉。它们就像两股方向相反的风——我得竭尽全力在这两股强风中驾稳我的风帆。

(唐若水 译)

选自《译林》1983年6期

【赏析】 这篇小说从“我”八岁时落笔，直写到“我”成为一名“著名”作家，其时间跨度不下于二、三十年之久。在通常情况下，微型小说是无法进行这样大时间跨度的叙写的。但是在这篇小说里，作者却化难为易，举重若轻，写得从容不迫，疏密有间，紧凑自然。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好的效果呢?关键在于作者巧妙地抓住了对“绝妙坏诗”的不同评判作为构思的“内核”并以此贯串全篇，使全文产生了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围绕着“绝妙坏诗”的不同评判，小说细腻地刻划了三个不同人物的性格和心理。

妈妈出于爱子心切的特殊心理， 对“我”的“绝妙坏诗”称颂不已，并且使用了显然是言过其实的赞美词句，如“真美”，“神童”等等。她唯恐仅靠她一人的“赞不绝口”还不能满足儿子的陶醉心理，所以又竭力怂恿丈夫，希望丈夫与她一样，对儿子的诗发出一片颂词。但是，她的丈夫没有以情感代替理智，经过认真细致的推敲，终于作出了“诗写得很糟!”的评判。“真美”与“真糟”，完全相反的两种评判作用在“我”的心灵上，使“我”无法忍耐，以至“一头扑倒在床上，痛苦地呜咽着。”在这场突如其来的“风波”中，妈妈的慈祥、偏爱、迁就，爸爸的认真、严正和睿智，“我”的好胜、机灵、撒娇，全都形神毕肖、栩栩如生地呈现在我们的目前，真可谓“一石三鸟”。

围绕着对“绝妙坏诗”的不同评价，小说还写出了“我”的成长与变化，也增强了主题的哲理性。

“绝妙坏诗”究竟是“真美”还是“真糟”呢?这在当年的“风波”中并没有下结论。经过几年，“我”重读那首诗，才体会到它“果真写得很糟!”这不仅与前文呼应，而且反映了“我”的成长与变化。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小说还把“真美”与“真糟”的评价，从对一首“绝妙坏诗”宕开去，升华为这是在人生道路上跋涉过程中随时可以听到的相反相成的话语。“它们就像两股方向相反的风——我得竭尽全力在这两股强风中驾稳我的风帆。”这样不但使小说的主题更富有哲理性、启示性，而且也突出了“我”经过几十年的“真美”和“真糟”这两种评判的磨砺，已经变得更为成熟和坚定。

当然，这篇小说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小说的后半部分与前半部分相比，缺乏细节描绘，“理”有余而“形”不足。小说的立意虽然更趋深化，更富有哲理性，但是人物形象没有与之同步发展，多少带有一点“说教”的痕迹。

(常根荣)